“主席，這份名單是按標準編制的。”1955年9月的某天清晨，羅榮桓將裝滿文件的黑皮包擱在紫檀木桌上。毛主席翻開那份油墨未干的將帥名錄，手指突然頓在某個位置：“這等猛將總不能化作個符號羅——呂俊生的名字在哪里？”

自邯鄲戰役的硝煙未散之時，太行山就流傳著一段民謠：“九路圍攻鬼打墻，鬼子見了都喊娘，若問天將是何人，邢臺呂氏笑蒼茫。”這位身高一米九的關西大漢，在抗日戰爭中期創造過單兵突入敵陣連斬27名日軍的紀錄，這樣的戰績即便放在延安整風時期的《解放日報》上，編輯都要反復核對三次才敢刊發。

抗戰爆發那年三十歲的呂俊生，恰似太行山里的黃櫨樹突然被戰火澆醒。他本可以在家鄉擺弄那些刀槍棍棒度日，偏要用丈二紅纓般的身手去擋侵略者的膏藥旗。有意思的是，當他在山東夏津第一次與日軍白刃相接時，天剛下過雨，日軍的昭和軍靴在泥地里打著滑，卻不知對面的莊稼漢能在濕滑之地耍出一套連環刀法。據戰地記者記錄，當呂俊生左肋插著刺刀扔擰斷第三個鬼子脖子時，活著的日本兵開始用鄉音念叨著“仏様（佛祖保佑）”。

這般驍勇之神跡不僅讓日軍膽寒，連我軍指揮官都瞠目結舌。1939年冀魯豫根據地的干部會上，有人拿軍中的傳言開玩笑：“三個鬼子換支三八大蓋，四條人命換把指揮刀，那呂連長這是要集齊日軍所有家當？”笑聲未落，副總參謀長左權端著搪瓷杯踱進門：“說實在的，這樣的戰斗值，該給全軍標個價碼。”

到百團大戰時，呂俊生的故事已化作戰士們的強心劑。那年秋伏天，他帶著三個班的戰士伏擊運輸隊。為突破日軍裝甲車的機槍封鎖，這個卡車司機都要仰望的大個子，硬是匍匐在地一寸寸挪到三十米處。等他突然躍起時，活像平地里拔起座太行峰，兩枚捆綁式手榴彈精準塞進裝甲車觀察孔——這一幕后來被軍械專家指出至少有八處人體力學奇跡。更難得的是，他帶出去的人幾乎全須全尾地回來了。

1950年全國群英會上的呂俊生，指節粗大的右手戴著四枚勛章。陳賡見了他總要調侃：“老呂啊，你這手都夠當笊籬使了，打算再添幾顆星？”誰也沒想到五年后的軍銜評定如此令人糾結。說來這事怪得了誰？華北軍區當年的干部檔案里，白紙黑字寫著“呂俊生同志已轉業回鄉”。可在老兵的集體記憶中，他的履歷該用刺刀刻在太行石壁上。

不得不提的是軍銜評判體系的復雜性。當時評定標準除了戰功，還要考量職務、資歷等多重因素。若按特級戰斗英雄的平均晉升速度，呂俊生39年就該是營級，但現實是傷員過多的他在47年才當上營長。試想，要是有三個一等功就能升校級干部，只怕將星名錄得用簾子卷軸不可。其實老呂自己也看得通透，回鄉后有鄉黨問他想不想掛將星，他往青紗帳深處指了指：“遍地高粱穗，勝過胸前輝。”

那么毛主席那日的追問就耐人尋味了。鮮為人知的是，同一時期總政干部部曾秘密調查過十七位特殊貢獻人員的檔案。據機要員回憶，呂俊生的材料被特別裝訂成藍皮本，扉頁用朱砂筆寫著“虎臣”二字。可惜轉業手續像太行山的云霧般飄忽，等到問訊函送達邢臺時，發現英雄早已把軍裝疊進柳條箱，轉業證明書被壓在谷倉底做了防鼠墊。

1970年冬末的縣城電影院，《地雷戰》放到鬼子抱頭鼠竄的場面，滿場觀眾里爆發出最洪亮的笑聲。前排有個穿灰布襖的老漢突然仰面闔眼，隔壁的社員連忙去推：“老呂叔，這個可比往年瞅過的帶勁吧？”誰料笑聲戛然而止后，銀幕上的火光映著的，已然是張紅潤如生的遺容。有人說他那晚的笑聲隆隆似虎嘯，有人說那是他把幾十年的戰火硝煙痛快咳了出來。守靈夜，有位胸前綴滿勛章的老干部撫著棺材呢喃：“人家說戰神歸位要騰云，你個倔驢倒挑個最樂呵的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