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千百年來農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貧窮，不再是一種恥辱，而成了斗爭的理由和資本。窮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無德、風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財主榨取了窮人的血汗。將訴苦引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基本邏輯是：窮人苦是因為富人惡；蔣介石和國民黨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憤怒和斗爭；共產黨是窮人的代表，幫助窮人翻身，故要愛戴和支持。

本文作者李里峰，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革命與中國政治研究，著有《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中國考試通史（民國卷）》等。

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訴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民眾動員活動。借助種種動員的斗爭策略，共產黨得以將鄉村民眾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順利實現國家建設和鄉村治理的目標。

組織、引導：啟發群眾“翻心”

就黨的動員目標而言，通過土地再分配使農民“翻身”并不是最終目的，更重要的是啟發群眾“翻心”，即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于受剝削。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動群眾訴苦吐苦水”，“訴苦越訴得苦，斗爭越好發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使翻了身亦不能翻心”。
土改期間，許多村莊專門成立訴苦委員會、訴苦指揮部、翻身委員會等臨時機構，擔負宣傳和組織之責。土改工作隊員必須“真心實意把自己當作受苦的群眾，啟發、誘導、討論、拉家常”，促使農民訴苦。冀南三地委歸納出“點苦”、“引苦”、“勸苦”、“攀苦”四種方法，以此來幫助、刺激落后分子訴苦。

培養積極分子、樹立訴苦典型，是運動初期打開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積極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訴苦隊伍進一步擴大。邯鄲蒹莊在訴苦中設立了“徹底翻身英雄隊”，作為訴苦積極分子的臨時組織，新出現的積極分子隨時可以參加。
訴苦必須在民眾聚集的場合公開進行，所以開會是最基本的訴苦形式，家庭會、小組會、貧農會、中農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大會、乃至鄉（區）農民大會，開會“可以使人們從人數上產生一種安全感”，而且“一個人的話可以啟發另一個人”。對于謹慎而從眾的個體農民來說，人數上的安全感和優越感足以消除他們的種種顧慮，促使其“走向行動”。

在縣、區的領導上，一般先以基點村為單位，召開貧農訴苦大會，并大量發現和培養新積極分子，使之成為領導訴苦運動的骨干，回村后即開展家庭訴苦、會員訴苦運動的教育。樂陵縣就是這樣層層推開，在絕大部分村莊開展了算賬訴苦運動。只有這樣，才能將苦主個人的苦和對地主惡霸個人的恨，轉換為整個貧農階級的苦和對整個地主階級的恨，將斗爭從有具體對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轉變為抽象的“貧苦農民斗爭惡霸地主”。

情緒、氛圍：認識自己“輩輩苦、胎里苦”

血緣關系和孝親意識是傳統鄉村倫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訴苦中也成為調動農民情緒的有力武器。當農民“感覺本身無苦或有苦說出來不悲痛”時，解決辦法就是擴大訴苦范圍，由訴自身苦轉向“訴老輩苦”，使他們認識自己是“輩輩苦、胎里苦”。邯鄲蒹莊訴苦的經驗之一就是，“小組訴苦如訴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問爹娘，開家庭會找苦”。

農民情緒被激發起來的重要表現就是“哭”。在樂陵縣，“四區西涼家六十個貧中農訴苦會上哭了五十多個，小趙家四十個中貧農會員全都哭了，東梁家六十個貧中農會員哭了五十多個，九區×村中中貧農哭成一團。”“有若干的貧農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紅了，哭得不吃飯了，這種現象不勝統計，在各個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干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死過去了。”在蒹莊，“經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動群眾的已往歷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面抱頭痛哭，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絕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為之淚下或傷心地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凄涼慘酷之景況，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
在黃驊、津南，“城關鎮訴苦大會才訴了一個人，全場即放聲痛哭，會后有的回到家去，合家又痛苦（哭）。賈象區群眾大哭，王某當場哭挺一個干部，扣村區哭挺了五個群眾，其他各區、村大概如此”。據統計，僅黃驊縣4個區，全年訴苦人數即達5184人，其中“痛哭流涕”的4551人，“哭挺了的”12人，“哭病了的”195人。

根據邯鄲蒹莊的經驗，“訴苦會場的嚴肅沉寂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尤其干部態度要鄭重其事，啟發動員，便很容易造成越訴越冷靜、越冷靜越苦的空氣。”另一份文件也指出，訴苦會場必須嚴肅，“不受外界影響，使全場農民精神都集中于訴苦的身上”。

傾吐、問卷：“算苦中賬，訴賬中苦”

傾吐苦水之后，通過算賬看看這些苦是從哪里來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題中應有之意。在許多地區，訴苦尚未結束，算賬已接踵而至。樂陵縣各村的貧農與中農都在訴苦的基礎上開展算賬運動，“大會算，小會算，家庭算，會員算，從訴苦中算賬，從算賬中訴苦，算苦中賬，訴賬中苦，求得真正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黃驊縣“有些群眾飯也不吃了，覺也不睡了，找土塊、找木棍、找算盤，在沉痛地算自己（的）賬。”
算賬“不是單純的要東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須“防止單純的經濟觀點”。算賬雖是曉之以理，卻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樣必須借助情感的力量：“算賬要向苦處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訴”，要“從農民實際苦事上算，從實際苦事上找出窮人怎么窮的，財主富就是窮人苦”。由訴苦所形成的群體氛圍，正是算賬的極佳場合：“在算賬中充滿了罵聲、哭聲，有的算了睡不（著）覺，有的算了飯不吃。”

一份土改文件詳細羅列了引導農民訴苦的具體內容，達到27條之多。稍加分析，可將其大致分為五類：一是述苦情，如“在災荒的時候，誰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推翻統累稅，改變負擔辦法，隱瞞黑地，不實行合理負擔，對你的生活有影響嗎？”二是引苦感，如“還記得餓得四肢無力，妻子兒女和年老的父母死離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漢奸惡霸地主走狗，他們對窮人說話和氣嗎？他是否拿你當人看？他們兇惡的面目，你看慣了嗎？”三是講苦理，如“我們為什么窮？為什么苦？為什么耕田人沒飯吃？蓋房的人沒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應該是不種地不做工的人嗎？”“地主漢奸惡霸離開窮人就不能生活，窮人離開他們就會好過，這個道理對嗎？到底是誰依靠誰呢？”四是挖苦根，如“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們遭到什么悲慘的命運？不是共產黨八路軍我們子子孫孫不是都做了日本的奴隸嗎？”五是去苦蔽，如“漢奸惡霸豪紳地主有時候小恩小惠，有時候嫁禍于人，你上過他們的當嗎？他真的和你親善嗎？”“你害怕有用嗎？你應當如何奮斗呢？”

算賬、挖根：“窮人翻身就是換蔣介石的天下”

關于追挖苦根的重要性，一份文件說得很透徹：“如果只是訴出苦，而不能認識苦的來源，訴苦便失去其意義。所謂‘苦根不挖，訴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凈，哭瞎眼睛無用’。因此挖苦根實是訴運（即訴苦運動——引者）的中心環節。”
在訴苦算賬中及訴苦算賬后，農民的情緒大大的高漲，認識了咱們的窮就是財主的富，窮人的挨餓受罪，賣老婆賣孩子，就是財主們所享的福，財主們的福就是窮人們的血汗肉淚，在城關北基點的訴苦中認識到這些苦都是蔣介石的天下給的，蔣介石的天下不換，窮人的苦就沒有完，窮人翻身就是換蔣介石的天下。（見1947年1月15日渤海區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

這段話生動地反映出共產黨經由訴苦在農民思想中常來的倫理觀念及其推演邏輯。千百年來農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貧窮，不再是一種恥辱，而成了斗爭的理由和資本。窮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無德、風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財主榨取了窮人的血汗。將訴苦引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基本邏輯是：窮人苦是因為富人惡；蔣介石和國民黨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憤怒和斗爭；共產黨是窮人的代表，幫助窮人翻身，故要愛戴和支持。
根據黃驊縣4個區關于訴苦內容的統計，訴“餓死苦”的323人，訴“要飯苦”的546人，訴“賣兒賣女苦”的115人，訴“全家失散不能團圓苦”的42人，訴“叫土匪打死苦”的116人。其中“訴窮苦”與“訴匪苦”占了絕大多數。其實，“訴苦”的字面含義只是將過去所受的苦訴說出來而已，在很多情況下這也正是農民對這個詞的真實理解。而通過邏輯推演、追挖苦根的策略，將農民的苦難與地主階級及其代理者國民黨聯系起來，進而從表達（訴苦）走向行動（斗爭），則是訴苦領導者、發動者的職責所在。

結論

近代中國農民遭受剝削和壓迫是毋庸置疑的現實，但是從客觀現實（苦難）到主觀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確指向的心理情緒（對國民黨之仇恨和對共產黨之愛戴），最終形成階級意識、促發革命行動，這一過程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必須經過革命政黨的宣傳、組織和動員。
訴苦領導者通過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號，確立了訴苦光榮的輿論空間，這是話語的力量；通過集體開會和典型示范，削弱了農民群眾的種種顧慮，這是組織的力量；通過苦主選擇和會場布置，營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圍、激發了農民的憤怒與仇恨，這是情感的力量；通過訴苦與分配、訴苦與算賬相結合，打破了可能出現的僵局，這是理性的力量；通過追挖苦根和道德歸罪，使農民的苦難有了斗爭的對象，這是邏輯的力量。

在共產黨精心而高效的動員下，千百萬農民群眾一改謹小慎微、消極保守的傳統形象，形成了洶涌澎湃的群眾運動的巨浪。由此，共產黨得以徹底重塑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鄉村革命，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政治動員，使他們成為國家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