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簡訊中的梅原

我國考古學界的權威期刊《考古》1983年第4期刊發了一則簡訊，標題是“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梅原末治逝世”，全文如下：

[本刊訊]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梅原末治教授，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逝世，終年九十歲。

梅原末治生于1893年8月13日，大阪府羽曳野市人。1929年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并任京都大學文學部講師，1933年任副教授，1939年任教授，并獲該校文學博士學位。1956年由京都大學退休，獲該校名譽教授稱號。

梅原末治在日本考古學上，先是致力于古墳的研究。后來，為了確定古墳的年代而研究出土銅鏡，又從研究銅鏡進而全面地研究有[以]青銅器為中心的東亞古代文化，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在中國考古學方面，對商周時代的青銅器，戰國、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銅鏡，以及漢代的漆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績。主要著作有：《鑑鏡的研究》、《銅鐸的研究》、《漢以前古鏡的研究》、《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河南安陽遺寶》、《河南安陽遺物之研究》、《戰國式銅器的研究》、《古銅器形態的考古學研究》等。

通過這則簡訊，可大致了解梅原末治的生平與業績，但對于其人其學無法形成較為深入的認識。那我們再看看梅原的自傳《考古學六十年》。

梅原末治

《考古學六十年》中的梅原

梅原末治八十歲之際，回首往昔歲月，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講述了自己與考古學打交道的一生，而后由其長子整理成書，于1973年付梓。之所以取名“考古學六十年”，是因為英國著名埃及學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著有《考古學七十年》。梅原在英國留學期間曾得到其指導，采取相似的書名，含有紀念之意。

自傳的主體由四個部分組成，分別題作“走上考古之路”“在異國”“開啟新篇章”“戰后的考古學”。明治二十六年（1893），梅原末治生于大阪府南河內郡古市村軽墓，是梅原宗八的第七個男孩。也就是說，梅原有六個兄長（最上面四個是異母兄），又是末子，因此名叫“末治”。梅原家說不上貧寒，但也不算富裕，大致屬于“中農”。十歲時，父親突然去世，不過家境并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梅原六歲上古市尋常小學，十二歲上謄田高等小學，期間對歷史、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高小四年畢業后，在長兄宗作的資助下，梅原考上了同志社普通學校（中學），對史地愈發著迷。然而，梅原自幼身體虛弱，中學二年級時從單杠上跌落，陷入不省人事的狀態，療養了三個月，身高長了六厘米，更顯瘦骨嶙峋，朋友給他起了“白骨”的綽號。中學三年級時，梅原購買了《歷史與地理》雜志，并參加了歷史地理學會在山口縣長府舉行的夏期講演會，這對于梅原后來的人生走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在盛大的夏期講演會上，梅原聽了內田銀藏的演講，認識了小川琢治、黑板勝美、喜田貞吉等知名學者。梅原很善于學習，努力親近這些學者，從中獲得很多教益。后來，喜田貞吉就開玩笑地說：“一般都是教授門下有幾個弟子，梅原這小子卻有一堆教授。”（8-9頁）——《考古學六十年》的一個特色是，它記錄了梅原與不少前輩學者的交流，但基本上不涉及與同輩、晚輩之間的來往。

大正二年（1913）三月，梅原從同志社普通學校畢業，時年二十歲。征兵體檢的結果為“丁種不合格”，這導致梅原無法進入高等學校（高中）及大學深造。該年九月，京都帝國大學在日本首開先河，設立考古學講座，其負責人是濱田耕作（當時在歐洲游學）。在學界前輩的關照下，加之梅原擅長拓拓本，得以自由出入考古學教研室。翌年，京都帝大文科大學（文學部）陳列館開館，梅原擔任助手，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在此期間，勤勉精進的梅原受到東洋史大家內藤虎次郎（湖南）的賞識，這對于梅原的學問生涯來說，又是一次轉機。（18-20頁）

在內藤的提攜下，梅原盡可能旁聽文學部的講義。其中之一為富岡謙蔵講授的中國金石學。其內容包括日本出土的漢魏時期的古鏡，日本的仿制鏡，各地相關古墳的實地調查等。（24頁）古鏡的研究后來成為梅原學問的一個重要領域。

大正七年（1918）年底，梅原遭遇兩大不幸。其一，異母兄宗作因感染風寒壯年去世，無疑加重了梅原的家庭負擔。其二，富岡謙蔵以四十六歲的盛年遽歸道山，這對于梅原的學術研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內藤湖南的幫助下，梅原開始寄宿于富岡家，整理老師富岡謙蔵的遺著《古鏡研究》。在此之前，梅原參與編纂住友家收藏的古銅器的圖錄《泉屋清賞》。附帶一提，為躲避辛亥革命而移居京都的羅振玉在回國前捐贈了很多藏品，梅原受內藤之命加以整理，由此對中國古文物的興味和認知又著實提高了一層。

大正后半期，梅原的研究與朝鮮脫不了關系。尤其是大正十一年（1922）以后，作為朝鮮總督府發掘調查團成員，梅原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會赴朝鮮半島參與調查。參與慶州金冠塚、樂浪漢墓等重要墓葬的發掘，在梅原的學術生涯中有著非凡的意義。

總之，從濱田耕作1916年回國，到梅原1925年底赴歐，這十年間梅原末治極為活躍。他寄居在富岡家，每天不是去考古學研究室，就是參加古墳調查，白天撰寫考古報告，晚上整理研究成果，幾乎從沒有休息日。對梅原而言，除了考古，其他世界一概不知。“遵照先生的指示，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樂在其中，無暇考慮其他，在周圍的人看來，確實會形成怪異的個性。”憑借著兢兢業業的態度和對學術的極端熱誠，年輕的梅原成了濱田不可或缺的助手。用穴沢咊光的話說，這一時期梅原是千里馬，內藤是伯樂，濱田是馬主，日本和朝鮮則是馬場。（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228頁）

《考古學六十年》第二章“在異國”只字未提出國的緣由。畢竟，對沒有資產、沒有學歷、沒有地位的三十二歲青年，長期的海外游學是很難想象的。根據穴沢咊光的考察，梅原之所以在大正末年遠赴歐洲，是因為仙臺的東北帝國大學擬開設法文學部，梅原被內定為考古學教官，其前提是在海外游學兩年半。于是，在內藤、濱田等人的支持和幫助下，梅原從神戶港出發，踏上了新的旅途。實際上，這次長達三年四個月的旅行是梅原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增廣見聞自是當然，梅原訪問了很多知名學者，參觀了很多博物館和美術館，收集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經過這次歐洲游學，梅原從刻苦、優秀的考古青年一躍而成國際聞名的東亞考古學者。如此，當梅原于昭和四年（1929）自美國橫渡太平洋抵達橫濱港時，濱田、內藤就不肯放他去仙臺了。（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231-236頁）

于是，梅原成了新建立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研究員，兼任京都帝大文學部講師。對梅原來說，這無疑是“開啟了新篇章”。昭和五年（1930），梅原和遠藤廉子結婚。不過，舉辦婚禮的第二天，梅原就到研究所上班了，讓羽田亨長嘆“你啊……”

昭和八年（1933），梅原被任命為京都帝大助教授。翌年正月，長子梅原郁出生。六月底，梅原的“守護神”內藤湖南駕鶴西去。內藤之死讓梅原“眼前一黑”，不言而喻，這對于梅原不啻為晴天霹靂。——這也是《考古學六十年》最感人的段落之一。于此可見，梅原是發自內心地將內藤湖南和富岡謙蔵奉為“先生”的，據說他的書齋里一直掛著內藤、富岡兩位的照片，從這個角度亦可揣想梅原的學術傾向。

昭和十二年（1937），濱田耕作出任京都帝大校長，翌年因病辭世。其間，梅原因《支那青銅器時代的研究》而獲得博士學位，不久擔任教授。一般認為，濱田離開考古學教研室，并沒有打算讓梅原接班。考古學講座的職位由西域史專家羽田亨兼任，梅原仍擔任助教授，換言之，講座教授的職位有待合適的人才。比如，山內清男認為，“要是濱田長壽一些，角田（文衛）可能成為濱田的繼任者。”角田文衛生于1913年，1937年畢業于京大，他的優長在于出眾的語言才能，以及宏觀視野下討論古代文化的學術傾向，這兩點都是美術史家型的濱田所青睞的。實際上，濱田晚年和角田關系很親密，甚至計劃師徒一起去意大利進行古典考古學的研究旅行（因濱田出任校長而未果）。無論如何，結果是梅原掌握了考古學教研室的實權。梅原升任教授后，考古學教研室的氛圍為之一變，失去了往昔的歡快和融洽。（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258-260頁）當然，《考古學六十年》里并沒有出現這方面的內容。

梅原仍一如既往地恪盡職守，一如既往地忙忙碌碌，到了戰后，授課和雜務比戰前還增加了很多。在新制大學的計劃中，一般教養（可理解為“通識”）課程中沒有考古學，梅原主張將考古學納入歷史學概論，并自告奮勇到教養學部授課。和戰前一樣，梅原會把不認真聽講的學生請出教室，授課結束前讓學生提交本節課的內容梗概，一一修改之后下節課再返還給學生。

昭和三十一年（1956），梅原從京都大學退休，同年就任天理大學教授，八年后再度退休，時年七十二歲。不再擔任公職后，梅原將生平收集的資料賣給了東洋文庫（《梅原考古資料》《梅原文庫》），將外文書捐給了仙臺的東北大學，與東南亞有關的資料捐給了慶應大學。（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281頁）自傳《考古學六十年》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梅原從學界隱退。十年后，長期臥病的梅原在京都左京區洛陽醫院逝世。

《考古學六十年》是梅原晚年的口述自傳，那是他希望告訴世人（也是希望世人了解）的梅原的一生。自傳正文凡236頁，幾乎沒有一頁不透露著忙碌的身影。附錄包括兩項內容，一是著書與論文目錄，占了八十多頁，其中著述一百余種，論文據說有上千篇；二是發掘調查略年表，從中可知，梅原自昭和四年（1929）回國后到昭和四十二年（1967）參與古墳發掘、遺址調查共190次。可以說，梅原將畢生心血都獻給了考古學，那光輝璀璨的業績足以彪炳史冊，無愧為一代考古學巨匠。

梅原末治《考古學六十年》

同僚眼中的梅原

梅原末治去世十年后，曾經的同僚、歷史學者角田文衛（1913-2008）撰寫《梅原末治博士》一文，（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75-81頁）希望更全面地看待梅原，尤其是他“陰暗”的一面。

該文先全文引用了角田自己發表于《讀賣新聞》（1983年2月22日，梅原去世于三天前的2月19日）的弔辭，當然絕大部分都是褒獎，比如“梅原先生是日本考古學界的泰斗，留下了大量業績”，“特別是古墳、銅鐸、古鏡等方面的研究處于第一線，成果豐碩”，“先生身體虛弱，高度近視，很少親自參與發掘，專擅遺物的徹底考察”，“實際上日本考古學界類型學方法的確立，先生居功至偉”，“筆者勉強能考察遺物，也是拜先生耳提面命、諄諄教誨所賜”。弔辭最后一段寫道：

不過，先生也有特立獨行的學者所常見的狷介的一面，有時會損害圓融的人際關系。就此而言，先生應該不是統率一軍的將帥，而是持劍的天下無敵的達人。

十年后的《梅原末治博士》則重在揭露作為“卓越學者”的梅原的“人格缺陷”。

梅原對身邊的人過分嚴苛，毫不寬容；性情喜怒無常，常常沒弄清原委就發火。例如，角田大二的時候，有一次他出席梅原的實習課，學習拓本的方法。突然外面電話響了，梅原便起身去接電話，回到座位后，拿起桌上的拓本，大概覺得拓本拓得不好，于是就責備角田，連帶著以往的“劣跡”也翻出來，差不多數落了二十分鐘。實際上，剛才是梅原自己弄錯了，他以為拿的是角田的拓本，實則是他自己的，角田不敢分辨，生怕又招來梅原罵罵咧咧的說教。

再如，昭和九年（1934）九月，角田、梅原和濱田等一同到朝鮮旅行，在開城角田和梅原同一個房間住宿。梅原勸角田一起入浴，到了浴室，梅原示意角田為他搓背，角田一時不知所措。角田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此前從未給前輩或友人搓過背。由此，角田推測，只有中學學歷的梅原在內藤、富岡面前，大概時不時噓寒問暖。如果同浴，為他們搓背，則是梅原的處世之術。

遇到杰出的前輩或名人（如新村出、羽田亨、天野貞祐等），則像對待賓客一樣，梅原態度驟變，一邊搓著手一邊殷勤問候。另一方面，即使是有恩之人，一旦影響力減弱或利用價值下降，梅原也會與之疏遠。比如，二戰結束前，梅原的住所離日本史學者、京大教授西田直二郎（1886-1964）家很近，因此頗受西田夫婦照顧。然而，戰后西田被解除公職，此后梅原就沒有去過西田家。西田夫婦對此慨嘆連連。

濱田耕作的遺孀去世后，葬禮和告別儀式在濱田家舉行。但是，作為濱田后繼者的梅原沒有出席葬禮，也沒有參與葬禮的準備工作。告別儀式倒是來了，焚香禱告后就以天理大學要開會為由匆匆離去。眾人為之啞然。

梅原在天理大學任職期間，與中山正善發生過沖突。在角田看來，正善是少有的大肚能容的人物，連這樣的人都會被惹怒，可見梅原極度的自我中心主義。

無論是普通的大學教授，還是貢獻卓著的碩學，門生一般都會在其花甲之時、退休之際、古稀之年呈獻學術論文集以表慶祝，可是梅原從未享受過這種待遇。角田認為，這雄辯地證明了梅原不孚眾望。梅原在追懷往事時也曾自我反省：“作為老師，我是不合格的。”（《朝日新聞》1956年6月22日）

角田表示，在高度評價梅原的學問及其對學界的貢獻這一點上，他不落人后。他也不會因年輕時對梅原的憤懣而貶低梅原的功績。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在回顧京大考古學教研室的往昔時，有必要記錄梅原的人格。

如果只讀角田這篇文章，可能會覺得梅原是一個很不堪的人。無論梅原有多大的成就，也會讓人望而生畏敬而遠之，甚至心生嫌惡。

身為同僚，角田應該是比較了解梅原的，但由于兩人之間有瓜葛，而且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這就使事情復雜化了（可見情感導向對歷史評價有著深刻的影響）。角田的弔辭和《梅原末治博士》所述大體都是事實，但在褒貶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仍是一個難題。

后學筆下的梅原

在我看來，穴沢咊光的《梅原末治論——“究物”式考古學家的偉大與悲哀》（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218-299頁）應該是理解梅原末治乃至二十世紀日本考古學的一篇必讀文獻。我暫時沒有查到穴沢咊光的詳細資料，不過從該文后記得知，穴沢早年讀了濱田耕作的名著《博物館》（后改題為《考古學入門》），由此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中學時購得梅原末治的《東亞考古學論考》，從而對梅原的東亞考古學懷有憧憬。然而，由于家庭的緣故，他沒有以考古學為專業。穴沢既不是職業考古學者，也不是京都大學的畢業生，但他長期關注考古學的動向，撰寫過不少考古學方面的論文，對考古學史也有獨到的見解。在角田文衛的勸勉下，他前后花了三年工夫，五次大修大改，才形成這篇長達八十頁的《梅原末治論》。

《梅原末治論》實際上一篇學術評傳，期望公平嚴正地評價梅原末治其人其學。該文完成于1993年，可以說它大體反映了日本學界1990年代初對梅原末治學問與人生的一種認識。雖是三十多年前的文章，但仍有頑強的生命力，尤其在中文學界，尚有介紹的價值。

因篇幅較長，這里只能擇其要點，取其精華。全文主體分為五章：（一）大考古學者的光與影，（二）東亞考古學者的誕生，（三）梅原末治的研究策略，（四）光榮與頹落，（五）孤獨的晚年。其重點是第二、三、四章。下面稍作展開，以揭示梅原其人其學的真面目。

首先，該文高度評價了梅原末治的學術貢獻。梅原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是古墳和遺跡的報告、重要遺物的圖錄，極具史料價值。甚至可以說，要是不參考梅原的資料，今日日本和朝鮮的考古學研究是很難成立的。文章認為，梅原在日本、朝鮮和中國考古學領域都有突出的成績。就日本考古學而言，古墳和寺院的遺跡、以銅鐸和古鏡為代表的青銅制品；就朝鮮考古學而言，樂浪墳墓、三國時代墳墓；就中國考古學而言，古鏡和漆器的研究，梅原末治都留下了不容忽視的印跡。

接著，文章認為，梅原能取得驕人的業績，跟他個人的秉性和素質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一，梅原對考古學的獻身精神；其二，天性加上自我訓練，梅原有著精密的觀察力；其三，模范學人必備的勤勉精進。作者花了不少筆墨描述梅原考古實測方面的技術和周到細致的觀察方法，這是考古學初創期的基礎和關鍵。對梅原來說，考古學就是他的人生，此外別無興趣愛好。正由于遠超常人的不懈努力，他才可能跨過學歷的門檻，成為京都帝大考古學教授濱田耕作的得力助手，為此后的學術生涯打開局面。

同時，文章指出，梅原的成就離不開時代的“支撐”。畢竟，梅原嶄露頭角之時，日本考古學剛開始制度化。當時擺在考古學界面前的重要問題不是“如何解釋過去的遺跡遺物，復原其社會文化”，而是“如何科學地發掘遺跡，整理出土文物，正確地記錄考古學事實”。而梅原恰好是能滿足時代要求的稀缺人才。濱田耕作將皮特里的科學考古學引入日本，對日本考古學有著革命性的影響，而梅原接過濱田的接力棒，將這套嶄新的考古學設想付諸實踐，并通過《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報告》公之于學界，同時培育人才，向整個日本輻射和推廣，由此形成了日本考古學的大傳統。

第二章著重刻畫和分析了梅原早年的生平和研究。上文就引用了穴沢的考察，指出梅原赴歐游學的背景。另外，穴沢還分析了梅原歐美之行圓滿成功的原因。梅原訪問歐美，與著名學者交流，實際上是互通有無的“知識交易”。其時代背景是，中國古文物大量流入歐美，歐美學界期望更深入了解東亞尤其是中國文物的價值，可是他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缺乏深湛的研究。日本學者在朝鮮的發掘和調查，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歐洲學界也注意到這一點，恰好梅原就作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可以“投喂”相關知識。內藤和濱田的介紹信，為梅原接近歐洲學界提供了便利。當時沒有金融危機，日元匯率穩定，梅原資金充裕。當然，梅原在海外游學期間排斥一切娛樂，目的明確，專心致志，收集到大量中國的文物，尤其是青銅器方面的材料。梅原的行動力、觀察力為他爭取到很多稍縱即逝的觀察古物的機會，從而迅速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亞考古學家。

第三章“研究策略”是對梅原學術研究的考察和批判。文章引用了田中琢的看法，以歐美游學為界，將梅原的學術生涯分為前期、后期兩個階段。回到日本后，梅原逐漸以中國為中心的視角考察日本文化，研究內容也偏向大陸考古學，聚焦青銅器珍品的論文很多，對日本“國內”的考古學發展則不甚重視，開始墨守自己的舊說。田中認為，梅原在學術上的發展在赴海外游學之前基本上已經終止，其后直到晚年沒有實質性變化。梅原大量的著作和論文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越到晚年，問題暴露得越徹底，這是他后來被學界孤立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基本上贊同田中的觀點，并認為梅原后期在學問上止步不前并非偶然。他在文中以賓福德的“新考古學”（即過程主義考古學）為參照，剖析梅原的學術。大體說來，梅原的學術特質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嚴格經驗主義，二是以遺物為中心，三是中國文化傳播主義。

先說“嚴格經驗主義”。作者承認，在大正時代之前，梅原的嚴格經驗主義在日本考古學界有著很大的意義，但時過境遷，固守陳規，很容易成為學術進步的羈絆。所謂嚴格經驗主義，就是不辭辛苦、想方設法搜集資料，如實地整理資料，讓資料自己說出結論，極度排斥解釋。如此，考古學的工作就是考察墓葬制度的變化、古鏡樣式的變遷、青銅器紋樣的變化，變成狹義的“文化史”。而梅原確實在狹義文化史的個別研究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可是，梅原的學問此后基本上就停滯了，缺乏思想性和創造性。原因何在呢？這也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解釋。一是時代背景。戰前，在皇國史觀的重壓下，日本很多考古學者為了堅持研究，不得不采取韜晦的手段，執行嚴格經驗主義。特別是昭和十年（1935）以后，從考古學、文獻學的角度探討古代日本文化是極其危險的。于是，很多學者著重記錄事實、整理史料，局限于“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個人因素。梅原的天性非常適合嚴格經驗主義。他辦事一絲不茍，熱衷于整理，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天才般的繪圖技能，因此他擅于把握“事實”。梅原的性情和濱田耕作、森本六爾、小林行雄等差異甚大，后面三位都有藝術家、文學青年的氣質。相比之下，梅原煙酒不沾，不善社交，少有浪漫情調，缺乏幽默感。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觀察遺物、整理資料，在記錄事實的基礎上，如何闡釋事實，如何從其他層面（如歷史、科學、哲學、藝術、思想、文學）理解和消化事實，是梅原的短板。由此，作者甚至懷疑梅原是否充分領會了濱田翻譯的蒙特柳斯《考古學研究法》的精髓。

再看第二點，“以遺物為中心的考古學”。作者認為，梅原研究策略的顯著特征是，以“遺物”（而不是“遺跡”）為中心。為什么梅原會走向“遺物考古學”？仍可以從時代環境和個人因素來分析。就時代環境而言，大規模的遺跡發掘需要大量資金，需要學術團體，而這兩者當時都很難滿足。再則，古墳調查和研究受到宮內省的嚴格限制，已發掘的古墳大半以遺物調查為中心，至于大陸的考古學，古美術商帶來的盜掘文物占據了半壁江山。就個人而言，考古調查需要強壯的身體作后盾，能夠忍受嚴寒酷暑，長途跋涉，野外探訪。很不幸，梅原生來身體瘦弱，健康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晚年視力低下，基本上無法出現在考古發掘現場。其三，梅原的師承。梅原將內藤湖南、富岡謙蔵奉為自己的老師，他們在金石學、古典文獻上的深厚學殖讓梅原崇敬。脫離了考古學的現場，無法確定文物的地層關系和出土狀態，以及大量青銅器的魅力，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牽引著梅原走向“青銅考古學”，乃至純粹的“古物學”。

然而，梅原終究無法寫出可與容庚《殷周青銅器通論》相匹敵的經典名著，原因何在？第一，梅原基礎教育訓練的問題。先秦時代的考古學對古文字學和中國古典有著很高的要求，需要特殊的訓練。在這方面，梅原可以請教內藤，可是內藤于1934年謝世，無力回天，梅原致力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考古學”的夢想遭到嚴重的挫折。第二，研究資料的問題。盜掘品來歷不明，出土狀況、文物之間的相互關系無從知曉，難以斷代，“考古學”自然很難“考”下去。第三，方法論的問題。作者認為，濱田所譯蒙特柳斯《考古學研究法》是蒙氏的古典式類型學，這種類型學方法在資料不足的時候難以適用，他后來開發的進化式類型學克服了這種困難，但日本學界沒有弄清楚這一點，造成了諸多混亂，梅原就是犧牲者之一。

最后看“中國文化傳播主義”。作者認為，歐游歸國后的梅原“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考古學”使他的東亞古代文化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梅原的這種構想，歸根結底一句話，“光自中國來”，即東亞文明的根源在中國。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朝鮮、日本、東南亞古代文明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外部，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傳播和受容。這種傳播主義的文明論，完全無視了中國周邊社會的主體性，將朝鮮、日本、越南的文化視為對中國先進文明的拙劣模仿。與此同時，對中國文明中具體哪些事物、如何、為何被當地社會受容，卻未作任何解釋。比如，梅原相信彌生文化是中國文明波及到日本的結果，前方后圓墳、土壙墓、箱式石棺墓、甕棺墓等都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古代墳墓。這種文化傳播主義對日本學者的朝鮮考古學也有巨大的影響。日本帝國侵占朝鮮半島后，發掘了樂浪漢墓，將其完全視為漢代文明影響下的成果，而無視朝鮮半島土著社會的主體性的選擇和發展。

不過，文章也指出，中國文化傳播主義并非梅原的獨創。實際上，這種傳播主義既有傳統思想的影響，又得到新興的文化觀和文明觀的支持。具體而言，皇國史觀作為當時日本社會的原則和方針，表面上絕對遵從，實則混雜著戰前日本人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憧憬和明治以來對朝鮮文化的偏見。另外，一般認為世界人類的文化都是從幾大文明擴散開來的，這種傳播主義風靡了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界和考古學界，梅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這套學說。

然而，戰后東亞考古學的發展對單向的傳播主義作了很大的修正。如張光直所說，中國文明本身就是由不同的文化區域相互競合、逐漸發展形成的。朝鮮、日本土著社會在主體性發展的基礎上，對中國文明作了選擇性的攝取。

第四章主要從三個方面審視梅原的“人格”。第一，作為京大考古學教研室的“領導”。梅原在學問上是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偉才，但作為一個組織的管理者，他不擅長處理人際關系，德望有缺。尤其是與他的前任濱田耕作相比，這種差距更為顯著。濱田時代的京都帝大考古學教研室人才濟濟，氣氛活躍，自由開放，他經常和羽田亨、小川琢治、新村出等一邊喝咖啡，一邊切磋探討。與之相比，梅原時代的考古學教研室缺乏自由感，沉悶陰郁，彌漫著權威主義的作風，內部人際關系也變得復雜糾結。梅原是個“毒舌”，發表評論基本上不顧他人感受。濱田對梅原用紅筆修改他的錯誤毫不介意，但在梅原那里，教研室成員發表論文之前不給他過目，他會非常不高興。他對競爭對手明里暗里施壓，讓教研室成員感到冷遇，戰后末永雅雄、角田文衛、三森定男、能勢丑三等紛紛離開京大。這樣一來，濱田時代培育的人才，到了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只剩下小林行雄還留在京大考古學教研室。作者認為，梅原最大的失敗在于他和末永雅雄為敵。當時眾人一致認為，以末永的業績，應該授予他博士學位，梅原卻拒絕受理末永的博士論文。戰后末永在龍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京大之外繼承濱田的學問，組建了強大的“橿原軍團”（末永長期擔任奈良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長）。同樣，梅原拒絕受理角田文衛的博士論文，角田后來在大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執教于大阪市立大學。

第二，作為教師的梅原。梅原的競爭對手末永雅雄對弟子既嚴厲又充滿溫情，培養了許多英才。與之相比，梅原不遑多讓。在一般教養（通識教育）、考古學專業教育方面，他一貫嚴格要求，對教學工作也很熱心，被學生稱為“京大的怪教授”、“令人害怕的老師”。在梅原的教育方針中，他對外國考古學的關注受到了很高的評價。在戰后的畢業生中，有不少從事中國、俄國、伊拉克的考古研究，這一優秀的傳統應歸功于梅原、小林行雄和樋口隆康。不過，作者認為問題出在研究生培養上，這跟梅原對研究生教育的認識有關。在梅原看來，研究都是研究者自己獨力完成的，所以他大體采取“散養”的方式。

第三，作為社會人的梅原。長期置身于“象牙塔”，對考古學之外的一切基本上不聞不問的梅原，幾乎沒有“學者的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作為“大日本帝國的考古學者”，梅原的“東亞考古學”研究的軌跡，和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軌跡幾乎如出一轍。梅原在戰后對日本侵略造成的屈辱、貧窮、悲慘、困頓的東亞民眾沒有深刻的反省，也沒有自我批判。相反，他對恢復獨立的韓國的研究者和當局的民族主義非常反感。當然，梅原在考古學界仍是有操守、有良心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盡力開展朝鮮的遺跡調查和文物保護。在日軍占領下的南京，他整理中研院來不及帶走的殷墟文物，對急需保護的木漆器的印痕采取了保護措施，竭力拍了彩色照片。梅原的這些努力，理應得到正當的評價。

另外，梅原沒有為普通民眾寫過一冊考古學指南之類的讀物，而濱田有《考古學入門》，小林行雄有《日本考古學概說》，現在都成了經典名著。這固然跟梅原艱澀的文筆有關，也說明他不太關心“象牙塔”之外的社會。雖然擔任了文化財審議委員的要職，但他卻對文化財保護運動持冷淡的態度。1955年，大阪府堺市白舌鳥的巨大古墳瀕于破壞，關西的考古學者和市民團體發起保護運動，京大很多教授都參與其中，梅原卻拒絕署名：“前方后圓墳少一兩個，有必要這么大動干戈嗎？”隨即流言四起，很多人由此對梅原產生了幻滅感。

這篇評傳強調，世上沒有哪位考古學者像梅原那樣勤勉精進，取得偉大的業績，同時也沒有誰像他那樣遭人詬病，負面插曲層出不窮。面對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梅原，必須認真地對待梅原所留下的遺產。作者最后將“梅原末治論”上升到國民性的高度，并認為日本考古學者身上都有一個小梅原，既包含了梅原所參與締造的日本考古學大傳統，也包含了必須克服的種種缺陷。

上文從四個角度介紹了梅原的生平和學問，也可以說是四個版本的梅原。四個版本，猶如四面鏡子。當然，高明的讀者完全可以在文本的交錯和重疊中形成自己的版本，鑄造自己的鏡子，由此照見梅原，照見眾生，也照見自己。

參考文獻

梅原末治『考古學六十年』、平凡社、1973年

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雄山閣、1994年

角田文衛「梅原末治博士」、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雄山閣、1994年

《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梅原末治逝世》，《考古》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