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慎一，日本金澤大學教授、副校長。20世紀70年代就讀于東京大學文學部，專業為日本古代史。大學畢業后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繼續攻讀研究生，專業轉為中國考古學。畢業后進入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曾在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留學一年。1992年至今以研究員身份轉入金澤大學任教。

2005年，中村慎一教授因在稻作農耕與中國文明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榮獲第18屆日本濱田青陵獎；2016年，因在中國文明起源領域的比較研究，榮獲日本北國文化獎。

中村慎一教授的學術專著有：《稻作考古學》（同成社，2002）、《亞洲的王墓》（合著，高志書院，2014）等共12部。編著《文化資源研究導論》（Cultural Resource Studies：An Introductory Texbook，金澤大學，2013）等共7部。

中村慎一教授

感謝您接受采訪。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日本研究中國考古的學者，您是從何時開始對中國考古學產生興趣的？請講講您自己與考古相關的經歷。

中村慎一：我讀本科是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專業是日本史，所以最初接觸的不是考古學，而是歷史學。我尤為關注日本古代史中關于大和的“水人”，或者說“海人”部分。日語中有“あま”這個詞，指的是在水邊捕魚，或從事海上運輸的人群。這些人與古代中國江南地區的吳人、越人在生活方式與文化上有很多共通點，如兩者都有文身習俗等。因為這些證據，學界曾提出日本的“水人”起源于中國的江南地區，這也讓我因此對中國考古學產生了興趣。我了解到，做研究時不能只依靠歷史文獻記錄，還要思考民族學的作用、與考古學的關聯等。這也促使我的關注點逐漸擴展，對中國考古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總之，我原本的出發點是日本古代史，其后逐漸專注于中國，特別是中國江南的古代文化。所以，我在本科畢業時寫的是日本古代史方面的論文，但畢業后先是以旁聽生的身份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補習了一年考古，之后成為正式在籍的考古學方向研究生。從那以后一直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特別是中國長江流域的古代文化、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可以說，包括稻作農業起源在內，我的研究初衷可以追溯到我的大學時期。

在東京大學的學生時代，哪一位老師對您影響最大？都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中村慎一：在大學，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應該是大林太良先生，他去世已經很多年了。大林太良先生是一位博學多識的民族學家，曾經把以德國和奧地利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包括“文化圈”理論在內的德奧歷史民族學介紹到日本。大林老師當時承擔文學部考古學方向的一門課——東南亞考古學，課上閱讀與東南亞地區相關的文獻。他認為，作為東大的學生只會英語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他的課上，每半年要輪換閱讀法語和德語文獻。通常是在他的研究室，幾個學生圍坐在一起，以研討會的形式進行。課程開始時，大林老師會先談談他最近寫的論文，并對課程概要進行介紹，之后再帶領大家閱讀法語或德語文獻。

您能閱讀法語和德語文獻嗎？

中村慎一：法語和德語是作為第二外語學習的。大家的英語不會有什么問題，畢竟是入學考試科目。進入大學后，還要再學其他外語。我當時選學的第二外語是德語，所以在課上閱讀德語文獻沒有太大問題。但法語完全沒學過，為了讀法語文獻特地去學了這門語言，達到了查字典基本可以閱讀的程度。其實這些都不算什么，對我觸動最大的是大林老師的博學。比如說他經常會給我們講，新幾內亞島某地的某個民族是這個樣子的，古代希臘的斯巴達是那個樣子的，中國《三國志》的《魏書》中有這樣的記載等等。像這樣從世界各地、各個時代的歷史中都可隨意舉出例子向我們進行說明，這是我感觸最深的。從那時起，我就下決心要成為大林老師那樣的學者。所以說，大林老師雖然不是考古學家，但對我的影響卻最大。他啟示我在探索歷史的時候，不僅僅需要考古學，還要關注民族學、神話學、人類學等等，要從多學科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

這是東京大學治學的特征嗎？

中村慎一：與其說是東大的特征，不如說是大林老師的治學特征。

不過，學生們的外語都很好，這一點應該是東大的要求吧？

中村慎一：大林老師尤其重視這一點。最近這樣的老師越來越少，已經變成論文只要能用英語寫就行的時代了。這導致大家，特別是年輕人，都沒辦法讀懂英語以外語言寫的東西了。

您在這30多年的時間里發表了很多論文，也出版了一些書。其中大部分都與中國新石器時代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都市、國家、王權以及稻作農業起源等問題有關。對此，您有什么特別的考慮嗎？

中村慎一：正像我前面所說的，我原本就對中國江南地區的古代民族感興趣。1978年，在這個地區發現了河姆渡遺址，這一發現對日本考古學界有莫大的影響。對于中國先史文化與日本繩文文化的關系，例如玦的思考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總之，因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此前尚不清楚的長江流域遠古時代的文化面貌逐漸清晰起來，它與之后出現的日本的“水人”與“海人”也有聯系。我開始學習考古的時候正好趕上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初期，各個地區都在開發，每年都有新的考古發現。江南地區在河姆渡遺址之后也不停地有新的遺址發現。正巧在我到中國留學前夕的1986年，良渚的瑤山、反山這些遺址被發現。其實，河姆渡遺址發現以后，關于亞洲稻作農業的東南亞起源說、印度起源說得到大幅度的改寫，已讓我察覺到長江下游地區考古學研究的有趣之處。此時，良渚文化的瑤山、反山遺址也先后被發現，首次證明中國江南的遠古時代，或者說從夏、商、周之前的時代已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文明。雖然那個時候還不能確定它們就是都市或國家，但我感到，能夠改寫中國歷史的遺物就埋藏在這個區域。所以帶著稻作農業起源和中華文明起源這兩個問題，我下決心要學習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下游的考古。總之，以此為契機，我開始了自己的研究。此后，這個領域不斷有新的考古發現，作為考古研究者，我也一直十分興奮地研究至今。

今后您也會繼續研究這個區域吧？

中村慎一：現在我還不知道將來能做到什么程度。不過江南這個地區確實非常有趣，這并不是說其他地區的研究就沒有意思。但我這些年來都在做江南地區的考古，認識的研究伙伴也都在這個區域，所以今后還想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您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請談談這段留學經歷對您的影響，特別是在考古學方法論上，中國和日本的方法論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處？

中村慎一：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簡單地說，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的史前文化，如果不去看看它在什么樣的土地與環境中起源、發展的，就沒有辦法深入了解這個文化。因此不僅要關注文獻，也要進行實物研究，這一點是我留學的最大考量。早年在日本進行的中國研究都是通過文字記錄進行的，但到了我這一代人的時候，去中國留學已成為可能，所以肯定要去中國看看那些遺址。

留學期間，您參觀了很多遺址嗎？

中村慎一：我當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留學，指導老師是嚴文明先生。嚴先生當時只給本科生開設了一門“中國考古學概論”課。雖然我當時已是博士生，但指導老師的課不能不去上，就去聽課了。但嚴先生說，這門課是給本科生開的概論課，這些知識你已經知道了，好不容易來中國留學，還是多到外邊看看吧。他建議我多去參觀遺址，多認識一些同行。我聽從了嚴先生的建議，所以留學期間基本沒去聽課，而是到處參觀遺址，認識各個遺址的發掘領隊和研究者。當時在北大考古專業留學的日本學生有好幾個人，比如現在在茨城大學的鈴木敦老師；再如最近出版了好幾本書的來村多加史老師，他的專業是中國歷史時代考古；還有筑波大學的八木春生老師。總之，當時有好幾個考古學方向或藝術史方向的伙伴，大家結伴到各地參觀遺址。當時，留學生想在中國獨自旅行還是相當困難的，幾個人結伴出行是比較好的選擇。這樣不僅能去參觀自己專業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還可以看看歷史時期的遺跡，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您那個時候就經常去浙江省嗎？

中村慎一：第一次去浙江已是留學第二年的冬天了。1988年12月，我帶著嚴先生寫給王明達先生的推薦信去了浙江。王明達和牟永抗兩位先生帶著我在省內各個遺址參觀，比如劉斌先生發掘的良渚羅村遺址，還讓我看了發掘出來的遺物，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88年是第一次。從那以后，幾乎每年都要去浙江，（到）現在已經將近30年了，每年去三四次，算起來已經去過一百多次了。

您在東大的時候，除了傳統的日本考古學，還學習了歐美考古學方法，并將其活用到之后的研究中。和日本的其他中國考古學研究者相比，您的研究的特別之處在哪兒呢？

中村慎一：確實有很大不同。日本傳統的中國考古學是研究如何通過考古材料對文獻進行補充，從有文獻材料的時代向前追溯，到了沒有文字資料的時代，再用考古材料說明。也就是說，這種研究思路是從晚近的時代向前推。另一方面，生物進化研究是從遠古時代向后推，人的進化研究也是從過去向現在一點點地進行的。總之，在研究進化這個問題時，需要從古至今的思路，在研究社會時也應該先回到遠古，再考慮社會是怎樣一步步發展復雜起來的。我的研究思路是這樣的：從遠古開始，觀察遺物和遺跡如何漸漸變化，聚落規模如何發展，墓葬和隨葬品如何變化，這樣在不同時代之間做連續的觀察，就能發現某個部分發生了重大變化。總之，我的研究思路和日本傳統的中國考古學方法基本上背道而馳，也許別人會覺得奇怪吧。我的另一特點是，并不是把中國考古學放在中國史的框架下進行研究，而是放在人類歷史的大框架下考慮中國先史文化的意義。我并不同意“只有中國研究者才能理解”這種說法，而是想為世界各地的人類是如何進化出社會性、發展出文化的這個問題提供資料。比如說，美索不達米亞是這個樣子，埃及是那個樣子，中國又是什么樣子呢？我想提供的是這方面材料。

從世界角度著眼，把中國作為一個區域進行分析，這還真是很大的不同點，這個是人類學的方法論嗎？

中村慎一：我是在20世紀70年代快結束時開始學習考古的。那個時候進化主義的人類學理論十分盛行，接受了這個理論的新考古學，或者說過程主義考古學在歐美，特別是在美國的學術界興起。這些研究方法在70年代末漸漸傳入日本。他們的研究受到進化主義人類學的很大影響，雖然和歷史學很接近，但考古學還是物質研究，生產關系是社會文化的基礎。我認為這個理論非常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上說，我的研究確實受到了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很大影響。

這就是您研究的特點嗎？

中村慎一：我也不知道能否把它稱為“特點”。當時，賓福德是新考古學的提倡者，他的一個支持者叫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研究方向是中美洲考古，他的研究提到很多有趣的東西，對我觸動很大。我不能說受到了賓福德的很大影響，也沒怎么用他的國家起源之類的理論，但從弗蘭納利的研究中汲取到了不少的營養。他的夫人馬庫斯（Joyce Marcus）也是一位考古學家，兩個人一同從事中南美洲的考古研究。我本人從他們夫婦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啟示。

這些年來，您啟動了很多研究項目，和中國學者一起在長江下游地區進行共同發掘和研究。請您談談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發現。

中村慎一：印象深刻的發現有很多。比如說普安橋遺址、草鞋山遺址，我都參加了發掘。

這是您的第一次發掘經歷嗎？

中村慎一：我當時參加了量博滿先生與藤原宏志先生帶領的科研項目，得到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我自己申請到科研項目、帶隊到中國進行調查時已經40歲出頭，第一次的研究內容是有關良渚文化的石器。

有關玉器的研究嗎？

中村慎一：玉器并不屬于那個科研項目的研究內容。

我看到過您有關玉器的研究論文。

中村慎一：那個是在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工作時申請的青年研究項目的內容，屬于個人研究，并不是項目研究。最初幾次進行的項目研究是關于良渚文化的石器和植物考古，其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經歷。因為我一直在做浙江這邊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見證了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比如2007年發現良渚古城，這是可以在中國考古學史中留下一筆的大發現。再比如2004年發現的田螺山遺址，也被稱作第二個河姆渡。這座遺址的發現十分偶然，一家工廠在打井的時候，從井中挖出大量遺物，施工人員通知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處地點才被認定為遺址，也才有了2004年的發掘。我見證了田螺山遺址的發現，并從遺址發現伊始就一直參與工作到現在。這應該是最重要的經歷了。

跨湖橋的工作您也參與了嗎？

中村慎一：我沒有直接參與跨湖橋的發掘。我和京都大學的村上由美子老師是在發掘工作結束后參與了木器的整理工作，還在那邊做過植物考古研究。說到木器，中國當時還沒有這方向的專家。浙江有很多地下水位很高的飽水遺址，也出土有大量木器，但基本上沒有像樣的木器研究。當時的跨湖橋遺址也是這個狀態。我們對跨湖橋出土大量保存相對完整的木器進行了觀察和整理。已經出版的考古報告就在這里。獨木舟很引人矚目，比如說這張照片里的木棒，發掘負責人蔣樂平先生并未意識到它是人工制品，是遺物，而是當做混進來的自然木棒。但我們在觀察時發現，這個木棒的中段較細，而且表面有一層帶光澤的膜。但僅靠外觀還不能下判斷，因為也有樹皮本身帶光澤的例子，比如說櫻樹皮。但這個木棒看起來并不屬于這種情況。木棒出土時中段已折斷了，我們又從斷面觀察到木棒的年輪。一般情況下，樹木的年輪應該呈現同心圓狀態，但這個木棒的年輪沒有“芯”的部分，只有一道道的“輪”。所以，這種斷面圓形、表面還有膜狀物的木棒不可能是自然狀態下的樹枝，肯定經過加工。我意識到它應該是人工制品，之后（日本）東北大學的鈴木三男教授又在顯微鏡下觀察了切片，做了各種分析，發現器表沒有樹皮，那有光澤的膜就只可能是漆了。這就是中國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漆器發現的經過。

中國最早的漆器，還真是一個大發現。

中村慎一：大家都知道河姆渡文化有漆器，但這是第一次在比河姆渡年代更早的遺址中發現的漆器。還有那個木制的梯子，當時發掘人員已知道，這種等距離刻出凹槽的現象是人工加工的結果，但無法斷定遺物用途。其實，在日本彌生時代以后的遺址中出土大量這種用一根圓木削成的梯子，現在去伊勢神宮參觀的話還能看到這種梯子，不過要更大一些。在日本的遺址中如果發現這樣的遺物，大家都知道是梯子。但中國沒有出土的先例。準確地說，雖然沒有出土的實物例證，但在中國漢代的明器中可以看到一樣的東西架在谷倉旁。如果知道這一點，還是有可能發現那件遺物是梯子，只是大家一直都沒有注意到罷了。我們當時一提醒，大家都恍然大悟。而梯子的發現說明，當時存在干欄式建筑，從這一點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大家都知道，河姆渡有干欄式建筑，但并不清楚河姆渡之前有沒有這種建筑形式，這個梯子的發現就很能說明問題了。說到梯子，雖然半地穴建筑也需要出入的梯子，但這個遺址完全沒有發現半地穴建筑的痕跡，所以只有可能是干欄式建筑。總之，我們在與中國學者的交流、共同工作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同時，我們的研究也起到了彌補中國考古學界空白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有很多新的發現。

您在2005年獲得濱田青陵獎，可以談談獲獎的是哪項研究成果嗎？

中村慎一：獲獎是因為兩方面的研究：第一點是關于亞洲稻作農業起源；第二點是關于中國國家和文明的起源。

11年后，您又獲得北國新聞的北國文化獎，這次獲獎是哪方面的研究呢？

中村慎一：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考古學研究。

從2012年開始，您擔任金澤大學的教育理事，現在還是副校長。可以談談您任職4年來的感想嗎？

中村慎一：因為近年來日本的國家財政越來越不好，國立大學，特別是文科學部，由于不能帶來直接的技術革新或新的發明，越來越被冷遇。還有更極端的人，認為文科沒有用，大學不需要文科學部。但是作為一個人，還是應該對人類自身是如何發展到今天的這個問題感興趣吧！發現興趣并回答這些疑問正是我們考古學家肩負的重大職責。雖然沒有實際利益，但能夠回應人們的心理需求，在這個意義上，這門學問還是有它存在的意義的。所以現在的國立大學雖然承受很大壓力，但人文學科，例如我所在的考古學科還是要振作起來堅持下去。大家必須堅定這個信念。

您這次新學術領域研究項目“稻作與中國文明”獲得日本政府的科研經費支持。您在2002年出版的稻作農業考古學方面的代表作《稻作考古學》也在中國獲得很高評價。可以談談這個研究項目的申請過程、研究目的和內容嗎？

中村慎一：正如這個項目的標題那樣，研究內容是“稻作”與“中國文明”，所以并不限定在長江下游或者長江流域，而是以中國整體作為研究對象。在日本有中國四千年文明或五千年文明的說法。在世界范圍內，一個文明能夠持續四五千年的例子十分稀少，甚至可以說這是唯一的一例。四五千年前，世界上不僅只有中國文明，還有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埃及。距今兩千多年前，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與中美洲的瑪雅地區也發展出文明，但這些地區的古文明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為何中國文明能持續至今呢？這個真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謎團。如果觀察中國的生業方式，你會發現，其他地區基本只有一種作物，但中國的情況是，北方種植麥子，新石器時代是雜糧；南方種植水稻。這種南北二元對立的生業方式是不是有重大意義呢？

也就是說，當一種谷物收成不好的時候可以用另一種去補充，可能正是這樣的生業方式支持著中國文明持續至今。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就必須考慮為什么會有這種生業方式，以及這種生業方式產生的時間。這個研究雖然是以考古學家為中心進行的，但還需要其他很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協助，申請這個項目就是為了更好地開展合作研究。我一直以來就認為，與其一個人或少數人閉門研究，不如組成團隊大家一同努力。道理很簡單，一個人如果能夠同時觀察兩個方面的話，兩個人就可以看到四個。總之，團隊合作可以使視野變得寬廣。另一個原因是，做考古研究，特別是在外國進行考古研究時，所在國會有很多限制，發掘調查的機會比較少。所以在得到一個機會時，就應該對遺物展開最大限度的分析，爭取盡可能全面地獲取信息。特別是考古學，它不僅僅對肉眼看到的狀態進行研究，還要重視肉眼看不到的維度，比如說：植硅石、花粉、硅藻，還要涉及分析化學、年代學、DNA科學等諸多領域。與考古學家自己對遺址、遺物的分析相比，這樣的綜合研究一定能獲得更多信息。正是因為上述兩個理由，我們的研究一直都是以團隊形式進行的。這次也想通過這種共同研究的方式，對遺物進行最大限度的分析，所以申請了這個項目。

為了培養青年學者，您在項目中特地設立了“田螺山夏令營”這個環節。您能談談青年學者的培養現狀嗎？

中村慎一：雖然都稱為青年學者，但他們其實來自日本、中國及其他很多國家，每個國家的狀況都不一樣。所以與其討論青年學者的現狀，不如說一說這個項目的后繼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做的研究需要后繼者來發揚光大。我們就算用一生的時間做研究，也不可能把這個項目永遠持續下去，所以必須要不斷有新人加入，讓這個項目一直保持活力。所以我想把一部分機會讓給年輕人，讓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去遺址調查。這樣既激發了他們的研究熱情，又可以使他們增加自己的學術成果，讓他們覺得這個時代很有趣，將來也想繼續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正是出于吸引年輕人的目的，我們在項目中增加了“田螺山夏令營”這個環節。

夏令營每年都有嗎？

中村慎一：這個環節從項目的第二年開始，至少會持續四年。

最近幾年，您有沒有對中國考古學中的哪個方向特別感興趣？準備工作有沒有開始呢？

中村慎一：這些年來，中國的考古學者、文化遺產方面的行政機構終于意識到，中國史，特別是考古學所展現的新石器時代這段歷史所包含的世界史、人類史的重要意義。我們也逐漸認識到，必須要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我們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推動學術研究發展的好機會。和國外學者合作研究，將研究成果展示給國外學術界的這種做法已逐漸成為一種風潮，這也使得我們的研究變得更容易進行了。比如，新材料必須首先在中國國內發表的這類限制最近漸漸變少了，說明學問是人類共有財產的這種想法已在學術界越來越深入人心。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轉變。中國不應該只強調政治上的成果，還應該看到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的豐富性，并將這種豐富性介紹給全世界。

請您談談您作為一個外國人，研究中國考古學的意義所在？另外，現在中日關系的變化對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中村慎一：中國人在進行中國考古學研究時會有各種束縛，比如說需要考慮文化和社會的期待，或權威的說法。外國人反倒能自由地發表意見。我覺得這是外國人研究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優勢。第二點正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不要在中國的范疇內畫地為牢，而是在全世界、全人類的范疇內展開研究。從這一點看，做研究的時候其實沒必要在意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另外，現在的中日關系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我在大學工作，所以看得很清楚。曾經有一個時期，日本的大學以中文為第二外語的學生數量很多，現在的數量卻逐年下降，更多的人選擇學德語和法語。這說明現在的日本年輕人對中國越來越不感興趣。日本的媒體報道又有刻意的偏重……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少，肯定會導致學習中國文化的人越來越少，考古學也不能幸免。但是，從世界范圍來看，像中國考古那樣不斷有新發現、新認識的研究領域并不多見，日本考古學的情況是每年雖然都有考古發掘，但很難找到超越現有知識體系的新發現，只是在不停地證明現有的認識。像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區域，雖然也會有很多新發現，但由于戰亂基本無法開展考古發掘工作。但在中國，雖然現代化開發帶來了很多問題，但從另一方面來講，這也導致不斷有新的遺址被發掘，每年都會有重要發現。所以中國考古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但是，由于之前所說的原因，現在幾乎沒有學習這個領域的學生，實在是非常遺憾。

有什么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中村慎一：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從事中國考古研究的人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個領域的有趣之處告訴別人，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它的魅力。比如說我們組織了面向普通民眾的演講會，還想組織對考古學與考古科學感興趣的高中生開展一些活動。雖然只是很少一部分學生，如果能借機向年輕人傳達這個領域的魅力也足夠了。

中村先生，您是金澤大學新學術創成機構的領導者。聽說這個機構里有研究世界文化遺產相關的國際合作與管理部門。請您具體談談這個機構的工作內容，以及與中國的關聯。

中村慎一：工作目標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國際融合研究，這也是最核心的一點。第二點是以青年學者為中心的人才培養工作。第三點是與外國學者展開積極的學術交流。總之，這個機構的目標是不固守以往的研究框架，而是在傳統治學方法中發展多學科的融合、多領域互動，從而創造出新的學術領域。正所謂“新學術創成”的意義在于“創成”。舊有研究方向再怎么發展，路只能越走越窄，沒有辦法帶來新的成果。所以我們這個機構就是想進行以往沒有做過的嘗試，去發現以往沒有看到的東西。我們的研究正是抱著這樣的目標，對于用傳統考古學研究方法不能破解的問題，通過大家的合作研究來解決。這種方法將會是以后學術研究的潮流。

最后請您對希望從事中國考古研究的年輕人說幾句寄語。

中村慎一：前邊提到過，現在的中國考古每年都有激動人心的新發現，這一點在整個考古學科中都十分少見，與其他學科相比也毫不遜色。中國考古真的是能夠讓人體會到做學問樂趣的研究領域，所以請一定堅持這個領域的學習與研究。而且現在學習中國考古的人很少，反倒是入行的好時機，這么好的研究領域如果錯過，就太可惜了，請一定抓住機會。

【本文初發表于《南方文物》2018年1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有所刪節。】

來源：采訪/秦小麗；翻譯/呂夢 ；終審/李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