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樂圖強

王光祈和他的奮斗求索之路

吳江波

1902年,在四川省溫江縣社學巷儒生黃玉珊的私塾里,來了一位10歲的學生,他在這里苦讀了4年,爾后去了成都、北京,最后去了德國,獲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他就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者、社會活動家王光祈。

少年王光祈

苦學歷文

王光祈,字潤玙,筆名若愚,1892年農歷中秋出生于溫江縣城西外德通橋鍋廠。其祖父王再咸(字澤山),系清咸豐二年(1852年)舉人,赴京應試禮部落第后,憤然棄絕科舉,寄情詩酒,著有《澤山詩鈔》二卷,名動京師,趙爾巽、趙爾豐等八旗子弟曾慕名從其受業。父親王展松(字茂生),溫江縣秀才,曾于京城謀職,后棄職返鄉經營鍋廠,終因不善經營而將廠出租,轉做小生意。王光祈出生前兩月,其父客死四川隆昌,家道自此中落。

王再咸著《澤山詩鈔》

深刻影響王光祈一生的母親羅氏,出身書香門第,秉性溫和賢惠,知書達禮,尤為重視對光祈的教育。她攜子依靠鍋廠微薄租金及替人縫補漿洗維持生計,勉強度日。光祈5歲,母親便教其識字誦詩。他天資聰穎,過目成誦,亦通曉楹聯。一次,母親出上聯“以天下為己任”,王光祈脫口對以“視富貴如浮云”,令母親甚為欣慰。為減輕家累,8歲的光祈開始替附近農家牧牛。晨曦微露或夕陽西下之際,他常騎牛行于楊柳河畔,或橫吹短笛,或默誦詩文,盡享鄉野無拘時光。

1901年,羅氏遷家至麻市街。王光祈初入慶豐街三官廟側蔣氏私塾,塾師蔣春帆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常向學生講述維新思想及戊戌六君子事跡,在童年王光祈心中烙下深刻印記。次年,他轉入社學巷儒生黃玉珊私塾。樂以修內,禮以修外,在儒家傳統教育的熏陶下,光祈熟讀四書五經,涵養于禮樂之中。

王光祈社學巷讀書處

另一位對王光祈影響深遠的人物是趙爾巽。1907年3月,趙爾巽調任四川總督,得知恩師后人窘況,遂資助其學業與生活。是年,15歲的王光祈入讀成都第一小學堂高年級。次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趙爾巽在川4年間,始終關切光祈學業,督責甚嚴,規定其每周需作文一篇,親自批閱。此番際遇不僅改變了他的求學軌跡,更錘煉出其深厚的文學功底。

苦學貫穿了王光祈的一生。1910年,在母親安排下,光祈與溫江鎮子鄉羅次玙成婚后,繼續求學。1912年,因經費困難,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停辦,原丙、丁兩班并入成都府中,王光祈編入第九班。時值成都兵變,家產盡失,他掙扎至年底方畢業。社會的動蕩令光祈萌生研習兵書之念,遂潛心遍讀中國古代兵書數十部。畢業后母親患病期間,他邊侍奉炊爨,邊勤讀不輟,竟讀畢陶淵明、謝靈運、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諸家專集,并涉獵眾多經史典籍。1914年,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專門部法律本科,主攻《國際公法》與《中西外交史》。在京期間,他蝸居北池子一陋室,半工半讀。物質生活的艱辛并未磨滅其銳氣,他外出謀職之余依舊“苦學勤工惜寸陰”。在京任職期間,他不改其志,每晚堅持趕往青年會補習英語。后來他向好友惲代英憶及此段生活時曾淡然道:“如是者兩月,我才曉得在號稱生活昂貴之北京,每月有一兩元的生活費,亦可以過活”。4年后,王光祈以優異成績(第二名)畢業于中國大學。

1920年,王光祈赴德留學。他生活無著,語言不通需從頭學起,期間更跨界轉攻音樂,最終獲得博士學位,其間的孤苦奮斗不言而喻。1922年冬,工讀之余,他開始隨柏林一位音樂教師學習小提琴,每周習琴6小時,寒暑四載不輟。他還常與德國大學教授及音樂學者交流,獲益良多。1927年4月28日,王光祈正式入柏林大學音樂系深造,專攻音樂學長達兩年半。師從德國著名音樂學家霍爾博斯特爾(E. M. von Hornbostel)、舍爾林(A. Schering)、沃爾夫(Joh. Wolf),并隨柏林樂器博物館館長薩克斯(C. Sachs)研習三個學期樂器學,且在館內實習一年半。為掌握試唱練耳原理,他甚至師從柏林國家醫院耳科主任學習耳喉解剖學。1934年,王光祈以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獲波恩大學哲學(音樂學)博士學位。

王光祈在波恩大學的博士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

樂于苦讀、勤奮著述貫穿王光祈一生。早年在家鄉,他曾任報館編輯;在京任職期間他兼任成都《群報》《川報》駐京記者,后更創辦主編《少年中國》月刊。在留德16年間,他撰寫了大量音樂文化評論見諸報端。王光祈以其苦學歷文,為世人樹立了典范。

同窗共載

在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一所舊制五年制中學)求學期間,王光祈結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良師益友,同窗情誼成為其人生的重要滋養。

校長劉士志熱心教育、提倡新學,常以“薄于自奉”“勇于治學”教導學生。深受王光祈崇敬的劉豫波(成都“五老七賢”之一),其教誨亦如種子深植光祈心田。在丙班,王光祈先后與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時珍、蒙文通、曾琦同窗。那段歲月里,同窗情誼如清泉流淌,潤澤心田。

有“中國的左拉”之譽的李劼人,初入分設中學丁班。次年因成績優異升入丙班,遂與王光祈同窗。起初兩人因生活習慣、處事風格迥異,幾無往來。后來李劼人讀到王光祈詩作,“驚其才思之余亦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二人“志趣之交不拘細謹”,一年間友情日篤,終成風雨同舟的知己。李劼人擔任《四川群報》主筆時,聘王光祈為駐京記者;其后參與創辦《川報》并任社長兼總編輯,亦委王光祈以駐京記者之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身為北大旁聽生的王光祈積極參與學生集會和游行。憑借記者的敏銳,他洞悉此事的深遠影響,當日從趙家樓脫身徑直飛奔電報局,以專電將消息發回成都。晚間,他又激情寫就一篇鼓動性通訊。李劼人賡即在通訊前加按語于《川報》發表,疾呼四川青年聲援北平,終使“五四”烈火在蜀地熊熊燃起。

周太玄小王光祈3歲,低一個年級。他多才多藝,善詩詞、通琴畫,在同學眼中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共同的文學熱忱使二人交情甚篤。畢業后,他們始終保持書信往來。1914年春,王光祈致信在上海求學的周太玄,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發表了諸多深刻見解,誓言要“徹底地打破現狀,創造新路子”。1916年,周太玄抵京,與潘力山共創《京華日報》,王光祈兼職編輯。二人同處一報館,常工作至深夜,暢談人生理想與時局思考。他們深感“國中一切黨系不足為有,過去人物,又使人絕望”,決心“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這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為此定下原則,他們決定:首先,要堅持發揚志氣,艱苦奮斗,絕不同流合污,得過且過。其次,一定要奮勇向前,為國家民族找到一條道路。第三,只依靠少數人的一點友誼還不夠,必須擴大圈子,使有為青年都能團結在一起。他們構想建立一個在學問與事業上并肩作戰的團體。兩人思想碰撞的火花,還不時通過書信與遠在東京的留日好友分享。七夕之夜,他們同游陶然亭,面對皎皎圓月更添憂思,王光祈吟成二詩,“蟾影中天靜,蟲聲永夜涼”“樂憂都一瞬,飽食且看山”,字里行間透露出內心的掙扎與苦悶。縱使遠隔重洋,同窗知己亦設法相會。1931年周太玄旅法歸國途經德國,兩人相約車站短暫重逢。多年未見的周太玄激動不已,事后回憶道:“他的精神依舊,抱負不俗”。

魏時珍是最早向國內引介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學者之一,涉獵數學、物理、哲學、文學等多個領域。王光祈與他的深厚情誼,始于一次無端受罰。盡管校長劉士志提倡新學,但以學監都敬齋為首的守舊派仍奉行封建刻板的教育方式,為光祈所不齒。此事為都敬齋所知后,便于第二學期開學時,以“桀驁不馴”為由,掛牌禁止他和魏時珍住校,后經多方斡旋方得解決。共同的經歷與奮斗使二人情誼日深。保路運動期間,他們一同加入保路同志會,參與罷課、集會、抗議、散發傳單。赴歐留學時,兩人相約同行。因王光祈經濟拮據,赴德旅費全由魏時珍慷慨資助。抵德之初一兩年間,光祈不通德語,每晚由魏時珍口譯德文報刊,光祈整理成文寄回國內發表,以稿費維持學業生活。1933年,魏時珍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邀再赴德國深造,與光祈相遇于波恩,兩人約定每晚7點光祈至時珍寓所交談1小時。

王光祈、魏時珍等赴德前合影留念

他們不僅是同窗好友,更是畢生致力于“少年中國”理想的同志。后來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中,分設中學堂的舊友們成為核心力量,僅丙班同學就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魏時珍、李劼人。他們來自巴山蜀水間,同窗共載,勠力同心,懷抱著“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豪情壯志,為民族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喚醒廣大青年思想覺醒。

少年中國

“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1914年,懷揣一個臉盆和一部杜詩的王光祈離開成都,開啟了“北漂”生涯。他取道長江,途經夔門時觸景生情,寫下《夔州雜詩》,既抒胸中抑郁,更顯勇毅決心。在這長夜未央之際,他立志要為中國的未來點燃星火,探尋出路。幾經輾轉抵京后,在時任清史館總裁趙爾巽的幫助下,謀得清史館書記員一職。任職期間,他接觸到大量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徹底認清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由此激發投身社會改造運動的熱情。

王光祈與李大釗的相識,得益于陳愚生的引薦。1917年夏,李大釗自日本歸國后出任《甲寅》日刊編輯,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1918年1月,李大釗受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秉持“兼容互需”的藏書方針,引進大批國內外進步書刊,將北大圖書館打造成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這里成為眾多有志青年汲取新知、探討時局的聚集地,王光祈便是常客之一。據周太玄回憶,李大釗待人寬厚,盡管事務繁忙,卻格外重視與他們的交流,每次約談必提前到場,甚至曾有兩次暢談至凌晨兩三點。李大釗對王光祈評價甚高:“光祈是一個能想、能行的青年,極有志氣。”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留日學生組織救國團,3000余人罷學歸國。值此之際,王光祈邀集友人共商救國之道。受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啟發,他首次提出創建“少年中國學會”的構想,并草擬學會規約大綱數十條。對此,王光祈有著理性而務實的判斷:“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好在早做基礎的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為人才,二為辦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于已成勢力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

北京城南順治門的岳云別墅,被王光祈稱為“本會成立最可紀念之發祥地”。1918年6月30日,他邀集張尚齡等5人于此商議正式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會議推舉王光祈為起草員,負責草擬規約章程。經多次修改完善,并邀請李大釗指導,最終形成70條規約。學會發起理據闡明:“國中一切黨系皆不足有為,過去人物又使人絕望,本會同人因欲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其終極目標在于創造“適于二十世紀之少年中國”。7位發起人包括陳愚生、張尚齡、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王光祈,眾人一致推舉王光祈任籌備處主任兼會計,周太玄任文牘,李大釗為臨時編輯部主任。

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釗、王光祈發起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王光祈擔任大會主席并致辭。李大釗提議將學會宗旨修訂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會議根據王光祈提出“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斗,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勢力之需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的思想,以“奮斗、實踐、堅忍、儉樸”作為會員必須遵守的信條,還確定了負面清單,“有第十四條概括規定之禁約”。入會條件極為嚴格:須具備“純潔”、“奮斗”精神,并對學會表示充分同情;需五名會員推薦,并經通信、談話和考察等程序確認。這在當時社團中實屬罕見。學會設評議部、執行部、編譯部,曾琦任評議部主任,王光祈任執行部主任,李大釗任月刊編輯主任。

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和信條

少年中國學會對會員提出嚴格的自律要求,強調思想、道德和人格的不斷完善,這正體現了王光祈一以貫之的原則。他在《少年中國運動》序言中明確表示:“我素來深信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改革程序,以為無論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他看來,若連個人生活都不知改造,又何談改造國家民族生活?

因此,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既追求“修齊治平”的理想,又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認為唯有具備理性能力的國民,方能解決中國面臨的政治問題。他們從政治改革轉向思想改造,通過文化啟蒙夯實社會基礎,進而實現創造“少年中國”的理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中寫道:“我們要改造中國,便應該先從中國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國’的運動才能成功。”學會的號召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鄧中夏、惲代英、張聞天等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的青年紛紛加入。

1919年12月,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毛澤東第二次抵京,經李大釗、王光祈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此后,毛澤東長期與學會保持聯系,1921年9月,他還按要求重新填寫了入會志愿書,并致信學會執行部主任楊鐘健。

毛澤東致信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楊鐘健

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設總會,并在上海、南京、成都及法國巴黎設立分會,會員遍及國內外,達120余人,成為五四時期歷史最久、影響最廣的社會團體。蔡元培評價道:“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

學會成立后,主要開展教育、出版、新聞事業及個人生活改造等活動,出版少年中國學會叢書30余種,創辦《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月刊及《星期日》周刊。作為機關刊物,《少年中國》注重文化運動、學理闡發和純粹科學,刊載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大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與五四時期著名刊物《新青年》《新潮》雜志鼎足而三。

《少年中國》月刊

王光祈堪稱少年中國學會的靈魂人物。從籌備到成立初期,他傾注全部心力于會務工作,給予同人極大鼓舞。周太玄在《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中回憶道:“從此以后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著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陰精力都用于會務,會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劃”,“簡直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都寄托在這個學會。我常說光祈沒有這個會,便無生趣,這個學會若沒有光祈,便沒有靈魂”。

工讀互助

少年中國學會在創辦刊物的同時,也積極投身社會實踐,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倡導新村運動。其中,王光祈更是傾盡全力發起并推動了一項自稱為“平和的經濟革命”——工讀互助運動。

這一運動源起于1917年7月,學會會員左舜生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小組織的提倡》一文。他觀察到受新文化運動感召而脫離傳統家庭的青年,普遍面臨求學與生計的困境,因而提出建立“青年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以“改革青年生活”。此主張迅速得到王光祈、宗白華的響應。王光祈隨即寫了一封長信《與左舜生書》,詳述其具體構想——“菜園子的新生活”。

王光祈對“小組織”的規劃是:在距城市四五里的鄉間,租一處可供十余人耕種的菜園。園中建一座中式兩層樓房:上層設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游戲室等;下層為臥室、飯廳等。另在西南角建廚房,東北角建廁所,屋后砌個球場,院落四周挖條小溪。他理想中的半工半讀生活,不僅追求“物質上的適宜生活”,更尋求“精神上的快慰生活”,既能革新思想,又能解決青年生計問題。青年“在鄉間半工半讀,身體是強壯的,頭腦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牽制的”,更能使“純潔青年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共同謀求中國改造。

為避免討論流于空談,王光祈急切呼吁:“我們不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圣的生活!”主張將構想付諸實踐,成立工讀互助團。這一設想獲得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支持。1919年9月,李大釗發表帶有鮮明新村主義色彩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提出理想的“少年中國”需“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是“打破知識階級”“加入勞工團體”“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報》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倡議在城市組織工讀互助團試驗“新生活”,秉持“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并公開征集同志。倡議迅速得到北大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徐彥之、羅家倫等師生的熱情響應。幾天后,他們聯名在《新潮》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并帶頭捐款。不到半月,捐款額近1300元,遠超1000元的開辦費預算。

依據王光祈的方案,數十名成員分成三組,在北京展開實踐:第一組設于北大附近,第二組在北師附近,第三組在女子高師附近。各組經營項目包括素菜食堂、石印局、洗衣、裝訂、編織、制造小工藝等。成員每日必須工作4小時,工余時間可自由選擇學校進修課程。

王光祈視“工讀互助團為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1919年3月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后,各地來函探詢者數百,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廣州等地相繼籌備。王光祈欣喜于“這真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憧憬著“工讀互助團若成功推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將逐步實現”。

然而,這次探索終如曇花一現。毛澤東參觀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后,與彭璜在上海發起工讀互助團,僅試驗月余便敏銳察覺其難以克服的弊端。他致信黎錦熙坦言:“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橫壓在工讀互助團上有著經濟壓力與成員能力薄弱兩大問題,短期內尚可支撐,日久則難以為繼。至1921年初,工讀互助團運動宣告失敗。

在近代中國社會運動與青年運動的歷史長卷中,工讀互助團的實踐影響雖相對有限,但其探索本身對于理解新青年的困境、認識新文化運動的深層危機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經歷了互助團的挫折,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進步青年刷新了對中國社會的認知,逐漸擺脫無政府主義影響,堅定地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的骨干。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半年后,王光祈決定出國留學,探尋新的救國道路。行前,他寫下《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他計劃先赴南洋兩月,再至歐洲數月,最后赴美洲留學。信中坦言:“我此次出國,亦是最末一次之烘爐,若是仍毫無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與魚蝦作伴侶,永遠不要再與諸兄見面了。”他勉勵會員:“精神亦團結,局面亦展開,努力奮斗與創造,以實現我們的理想。”并以最懇切之心祝愿:“諸兄奮斗勝利,創造成功,永遠活潑潑的快樂。”

國樂圖強

1920年6月,王光祈以滬京三報(《申報》《時事新報》《晨報》)特約駐德記者身份,在德國法蘭克福郊外寓所暫時安頓下來。在他眼中,此地猶如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推窗即見曠野,遙望處,青山野色竟與蜀中故園無異,令人心曠神怡。他決心在此開啟新生活,著手補習德文,數月足不出城,每日攻讀政治經濟學。

王光祈等在法蘭克福合影

一次偶然的集會,徹底改變了他的學術軌跡,改變了他救國圖強的方向。1921年7月某日,王光祈參加德意志國民黨在林間舉行的報告會與游藝晚會,目睹賓客隨樂起舞的盎然興致,他如坐針氈,往來踱步,深切感悟到音樂在德國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就在那個冬天,他毅然放棄經濟學研究,轉向音樂史學習。自1923年下半年起,王光祈全力投入音樂學的研究與著述。短短半年間,他應上海《申報》之約,撰寫10篇通訊,多維度報道《德國人之音樂生活》,首次提出“禮樂不興,則中國必亡”的警世之言,萌生了以音樂振興民族、實現“少年中國”理想的宏愿。

“處世治心惟禮樂,中華民族舊文明。而今舉世方酣睡,獨上昆侖發巨聲。”儒家文化的滋養使他對孔子“禮樂治國”思想推崇備至。他改習音樂,正是意圖以“樂教”為手段,達成“少年中國”的理想。他在文中疾呼:“為掃除中國下等游戲,代以高尚娛樂;廓清殘殺陰氣,化為平和祥氣;喚起將死民族,與以活潑生氣;促醒相仇世界,歸于大同幸福,舍音樂,其莫由。吾所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能否實現,吾將以是卜之。”王光祈并非主張恢復古代“雅樂”,而是致力于創造“可以代表中華民族特性”、“躋身于國際樂界而無愧”的“國樂”。他強調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在《歐洲音樂進化論》中,他闡明國樂的責任在于“將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現出來,使一般民眾聽了無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為此,他系統規劃實施步驟:“第一步須將古代音樂整理清楚;第二步再將民間謠樂收集起來;第三步悉心研究,從中抽出一條定理出來”,究明中華民族的音樂特色及其能否代表民族性、發揮民族美德、舒暢民族感情,以此作為制樂基礎。

自1922年底學琴并鉆研音樂學,至1927年入柏林大學主攻音樂學,再至1932年受聘波恩大學東方學院講師講授中國文學、研究轉向中國及東方音樂,王光祈在“國樂圖強”的理想世界中孜孜以求。1923年至1936年間,他對中西音樂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撰寫了大量論著,涵蓋音樂史、律學、樂器學、音樂美學、比較音樂學、音樂教育學、作曲理論等領域。

王光祈向國內系統引介西洋音樂,著有《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史綱要》《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西洋制譜學提要》《西洋名曲解說》《西洋樂器提要》《德國音樂教育》《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音學》《對譜音樂》等,幾乎涵蓋歐洲音樂全貌。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卡勒博士曾高度評價他:“他努力介紹西方音樂的精華到中國去,并且努力介紹西方的精華到中國去,并且運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還未有人碰過的材料。在這方面,他算第一個前驅者。”

在汲取西樂的同時,王光祈深入研究中國及東方民族音樂,向西方推介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著有《中國音樂史》《論中國音樂》《論中國古典歌劇》《音樂在中國的意義》《論中國記譜法》《中國的道白戲劇和音樂戲劇》《論中國詩學》等。其力作《中國音樂史》被我國音樂學家廖輔叔點贊為:“紀念碑性的作品”,從歷史進化論的視角,探討了中國樂制和樂律兩大問題,開辟了研究中國音樂史的新思路,拓寬了研究中國音樂史的新方法。

王光祈之所以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是因為他最先把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引入國內。他在《東方民族之音樂》自序中寫道:“我希望此書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同志去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興趣,若有人更能作較深的研究,則吾此書價值,至多只能是一本《三字經》而已!” 日本民族音樂學者岸邊成雄以“第一個”評價他:“把柏林學派的比較音樂學觀點第一個介紹到東方來的,是中國人王光祈。”

王光祈曾對魏時珍說:“吾之志,在以學為樂,而不以學為技。吾將遍究各國之音樂,考其嬗變,審其異同;吾國先民音樂之素養,視各國為深。吾尤將發湮扶危,張皇幽渺,使吾國音樂亦得與歐洲各國,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譏笑我為無耳民族之恥。”他潛心數年,整理總結比較研究,在所著《東西樂制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中,創用“調子音階組織”的方法,對世界樂系進行分類研究,創造性地將世界各樂系分為三類,即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和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強調中華民族文化的獨特地位。王光祈雖在異國他鄉,無時不在實現他“國樂圖強”的理想。

世紀回響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短別離,長相憶。愿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這首旅歐船過中國香港時寫下的詩篇,本意是短暫的告別。孰料天妒英才,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懷著對祖國的深沉眷戀,因病在波恩醫院溘然長逝,留給世人無盡的悲痛與惋惜。

噩耗傳來,波恩大學校長脫羅斯基旋即向全校發出訃告。1月18日,波恩大學舉行追悼會。消息傳回國內,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相繼為其舉行隆重的追悼活動。2月28日,上海《時事新報》刊發《王光祈先生之哀耗》稱:“吾國唯一之音樂史學家,平生著作甚豐,治事亦極精煉,不幸驟于上月在德逝世,享年僅四十四歲……”。3月15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舉行追悼會。同日,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召開追悼會,由宗白華主持,蔡元培致悼詞。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代表與會并致辭:“王博士不僅是一個學者,并且也是一個溝通中德文化的一個重要人物。”徐悲鴻特為其繪制遺像。4月19日,成都于文廟西街成公中學舉行追悼會,并刊發紀念專刊。

同年8月15日,王光祈遺體在波恩火化,10月其骨灰被運抵上海。1941年,李劼人、周太玄、魏時珍等同窗故友將其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由周太玄親書墓碑“溫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王光祈早年因少年中國學會活動與毛澤東結下深厚友誼,毛澤東始終掛念故人。1950年陳毅赴川前,毛澤東特囑其打聽王光祈近況。聞知王光祈已逝十四載,毛澤東感嘆不已,再次叮囑陳毅:“下次如再去四川,請了解王光祈有沒有家屬子女。”陳毅再赴成都時托人尋訪,得知王光祈與夫人羅次玙所生一子一女均早夭,僅在其家鄉尋得一位遠房侄子。

王光祈的學術思想、成就與人格魅力,不僅在當時影響深遠,近百年來更持續獲得國內外學界高度贊譽。

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卡勒博士評價道:“他是一個很靜默穩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細細認識他,方可以了解他的偉大。”波恩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希德瑪博士表示:“他把握住了西歐,特別是德國方面研究音樂的科學方法與途徑,由此設法與他的故鄉的音樂與戲劇的藝術相接近,這居然給他做到了,他是一位受有嚴格教育的音樂家。”

冼星海贊譽:“我們不能忘記這位音樂理論家王光祈,他推動了新音樂的發展,他的刻苦耐勞是我們從事中國新音樂的模范。”呂驥指出:“王光祈是我國五四運動前后到抗日戰爭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著作家,卓越的音樂學家。將東西方之音律,東方各民族之音律進行比較研究,始創于王光祈,這無疑是中國音樂學上一大貢獻。”

故鄉成都始終深切緬懷這位先驅。1983年10月,王光祈墓碑被遷至四川音樂學院,并建碑亭。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題寫亭匾,亭柱鐫刻楹聯:“革命先驅,少年中國;蜚聲寰宇,音樂名家。”1984年6月,中國音樂家協會、四川省政協等聯合舉辦“王光祈研究學術討論會”。1986年,王光祈紀念館在成都市溫江縣(2002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撤銷溫江縣,設立成都市溫江區)落成。2001年,溫江縣新建光祈音樂廣場并重塑王光祈銅像。2002年8月王光祈誕辰110周年之際,成都市溫江區舉辦首屆“光祈音樂節”,并定為常設年度活動。2008年,成都市溫江區人民政府設立“王光祈文藝獎”。2012年3月,四川音樂學院成立王光祈學術研究中心。2022年,成都市溫江區修繕王光祈社學巷讀書處,打造“文廟印巷”,傳頌其“實踐、奮斗、堅忍、簡樸”的勵志故事。

成都市溫江區王光祈紀念館

“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于吾人之前。”這句百年前跨越重洋的吶喊,至今仍在世紀長廊中回響。“律出昆侖”這一華夏文明代代相傳的瑰麗愿景,必將在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征程中,續寫更加璀璨的篇章。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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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吳江波(成都市溫江區人大城環委主任委員)

供稿:成都市溫江區人大城環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