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寫了一篇文章，聊了下南宋能偏安150多年，南明卻不足20年就干脆利落亡掉的原因。雖然通篇都在談人心、人性，但在末尾處提了一嘴自清朝革除六大弊政并優待士大夫、減稅減征以后，曾經如火如荼的反清復明運動就開始偃旗息鼓，南明的末日也就到了。這就引起了有些朋友的不滿或不解，并提出了一個觸及靈魂的問題——難道一切問題都是經濟問題？

僅就王朝興衰這個范疇，我可以確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回答：是的。

就拿明朝為例，因為朱元璋設計的極為離譜的財政制度，導致終明一朝的財政收入雖然始終不咋地，但本還勉強夠用。可問題是大多數錢糧直接在地方“坐收坐支”了，中央能拿到手的往往只有兩三百萬兩銀子和400萬石漕糧。這點玩意在供應皇室、朝廷及北方邊軍支出后，所剩寥寥無幾，大多數時候還得出現赤字，根本沒有余力“集中力量辦大事”。開國二祖在的時候，還能靠無上權威搜刮官紳、濫發紙鈔來斂財，所以能做點事情。可往后的孝子賢孫哪有這般強盜的本事？就只能越來越窮，還啥也干不了，眼睜睜的坐視國力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明粉們完全沒必要痛罵朱祁鎮，他只是加速了國勢衰落的進程而已，要論始作俑者，根本排不上號。

到了嘉靖中期，內憂外患集體爆發，財政上就更加捉襟見肘，以至于堂堂大明京官都連續十多年沒領到過一文錢的工資。海瑞為啥會上《治安疏》？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貪，所以日子過不下去了，連好不容易得來的兩個兒子都餓死了，這才絕望的殊死一搏。

幸虧天降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財政，而且取得了極其顯著的效果。到萬歷十年（1582年）他倒臺前，太倉存銀從嘉靖末年的不足10萬兩猛增到七百萬兩，存糧達1300萬石，足夠朱翊鈞支用十年之久——可以說張居正僅憑一人之力，就替大明續命了半個世紀。

可問題是張居正本事大，脾氣更大，跟朱翊鈞這種小心眼的皇帝根本無法共處。所以在遭到清算后，他主導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廢除，即便少數保留下來的，也基本面目全非，再不復當年的威力。

至此，大明的財政問題徹底無藥可救，覆亡也就剩下個時間問題了。

就算沒救，其實也未必不能再多茍延殘喘些日子。可問題是朱翊鈞本事不大，心氣兒卻不小——張居正死后，尤其是在“萬歷三大征”導致財政徹底崩盤以后，他就非常不服氣。憑啥張居正能搞到錢，朕就不行？一定是朝有奸臣野有刁民變著法的把本屬于朕的錢給貪墨掉了。所以要搞錢，就不能再經這些“外人”的臟手，必須自己親自去搞。

朱翊鈞當然不能拎著鞭子自己去收稅。而他能想到能用到的“內人”，也無非宦官而已。于是一個專屬于萬歷朝的“特產”——礦監稅使就閃亮登場了，并憑一己之力搞垮了遼東防線。

這就是高淮亂遼。

遼東總兵李成梁因為養虎成患，常被戲稱為清朝的“太上老祖”。其實把這個頭銜戴在高公公或是朱翊鈞頭上，才是再合適不過的。

01

東北這旮旯，尤其是遼東那片地兒自古以來就是華夏故土，資格比南方的大多數地方都老。早在西周武王分封時，就在遼河與大凌河流域建了個箕國，到戰國大將秦開又在遼東拓地千里，把燕國的邊境一口氣推了漢城。自此直到三國的一千多年里，東北都毫無疑問是中原王朝的固有疆土。誰要是敢丟了一寸，都得被唾沫星子淹死，死后沒臉見列祖列宗的那種。

可從司馬懿屠遼陽并盡遷遼民入內地開始，東北就被從漢地的涵蓋范圍給剔除了。但這種狀況也就持續了三百多年，因為楊堅、李世民等眼光獨到的皇帝發現，歷來能成為中原心腹大患的強胡，幾乎都發源于東北（只有匈奴、突厥和吐蕃是例外）。所以要是不把這塊土地攥在手里，早晚都是顆大雷。

這也解釋了為啥隋唐兩朝寧可啥都豁出去，也要死磕東北，甭管哪個小卡拉米有點冒頭的意思，都得趕緊一把掐死的原因。哪怕安史之亂后國勢大衰、自顧不暇了，唐朝也始終保持著在燕山以北的軍事存在。所以即便契丹都天降偉人耶律阿保機了，河北三鎮中最拉胯的幽州鎮，也能削得他匹馬不敢南顧。

可等到唐朝完蛋了，幽州鎮也跑去湊熱鬧問鼎中原了，東北就徹底沒人管了。再等到石敬瑭為了一己之私把燕云十六州也給賣了，中原就徹底無法阻止東北的喪失以及遼國的崛起了。

所以漢唐武功赫赫了上千年，為啥繼承了其大部分遺產的兩宋就突然變得弱不禁風了？其實戰略地理上的根源就在于東北——哪怕趙家皇帝真的收回了他們心心念念的燕云十六州，也無法改變宏觀上被動挨打的趨勢。因為要保持對東北諸胡的強勢壓制，僅靠燕山和長城是不夠的。必須打到東北去，隔三差五的犁庭掃穴一下，把一切危險的萌芽扼殺在搖籃里。

天天蹲在長城上，等人家養肥養壯了再來打你，肯定不是個辦法。

朱元璋的眼光就不賴，很快也發現了東北的價值。所以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干掉了北元太尉納哈出、收復遼東以后，他就沿軍事控制線建立了開平衛、大寧都司、安東衛、吉林船廠等軍事據點。并一口氣把寧王朱權（赤峰）、遼王朱植（廣寧）、沈王朱模（沈陽）、韓王朱松（開原）等好幾個兒子分封到東北，以為震懾。甚至老朱還一度打算在遼陽開府、設置流官，實施與內地一致的統治，只可惜因為時機不成熟而失敗。

朱棣在位時更進一步，先是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設立了了131個衛所，又于永樂七年（1409年）設立了奴兒干都司。其管轄范圍東起日本海（含庫頁島），西至斡難河（今鄂嫩河），北抵外興安嶺——可以說元清外，這是中原王朝在東北方向擴張的極值。

盡管朱元璋和朱棣的雄才偉略讓人沒話說，但在經濟上基本認知的缺乏與短視更讓人無話可說。這父子二人在位期間不顧財政現狀，瘋狂的竭澤而漁而造就的豐功偉績，很大程度上是無法持續的。所以明朝在東北地區發展的盛況也就維持了20年，朱瞻基即位后就馬不停蹄的裁撤東北諸衛，并在奴兒干都司撤軍、召回流官，把當地完全扔給土著部族（主要是女真）自行管理，實際上等于放棄了在當地的統治。

為啥？財力不濟唄，根本無法維持這巨大的開支。非得死要面子活受罪，最后邊疆照樣保不住，內地也得跟著倒霉，大明因此速亡也并非妄談。

所以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里，能實際控制的東北疆土的極限，最北也就大致到今天的遼寧與吉林交界地區。而到了萬歷朝中晚期，連這條縮水的防線也維持不住了。

而這一切，可以說都是朱翊鈞作死作出來的。

02

史學界有“古代東北四大民族”之說，是指東北漢族、東胡族系、肅慎族系以及穢貊族系。東北漢族自不須多說，東胡族系分化出過烏桓、鮮卑、契丹、室韋（蒙古）等分支；肅慎族系經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不同時代的演變，最終形成了滿族；至于穢貊族系，則是從最初的穢人與貊人，不斷融合分解成夫余、高句驪、百濟等民族。

看著亂，實則很簡單。就是一開始漢人占據著絕對優勢的統治地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漢末年諸侯爭霸，從東北這旮旯走出來的公孫度實力根本不夠看，隨便個二三流不知名的小卡拉米都能把他打成狗。可一旦回到白山黑水這一畝三分地上，姓公孫的就搖身一變成了霸王龍般的存在。強到了無論他怎么把諸族虐過千百遍，諸族照樣待他如初戀的地步。

曾在隋唐時耀武揚威并屢敗中原大軍的高句驪，此時就是公孫家最忠實的“舔狗”。國王伯固聽人說公孫度最近腰包有點緊，所以對自己的那個破家產生了點想法，嚇得趕緊在后者討伐富山賊時主動出兵相助，可結果呢？人家根本不領情，照舊“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三國志·卷八·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可在景初二年（238年）時因公孫淵擅自稱王引來曹魏討伐，進而爆發了遼東之戰。這一仗本來沒什么好說的，土霸王公孫淵根本不是朝廷的對手，脆敗后就被摘了狗頭。可魏軍主帥司馬懿覺得遼東孤懸域外，與中原往來不便，實在不好統治，非常容易滋生野心家。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今天能冒出個公孫淵，沒準明天又會跳出個夏侯淵……總這么瞎折騰，大魏死不死的沒人管，可我還哪有功夫琢磨怎么謀權篡國？

于是他就做出了個大膽的決定：

“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殺之，以為京觀。偽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余人。收戶四萬，口三十余萬。”（《晉書·卷一·帝紀第一》）

簡單說，就是識字的都殺掉，不識字的統統強制遷居中原——前提是，僅限漢人。

這個決定的影響是極其深遠且惡劣的。曾在東北這旮旯稱王稱霸了一千多年的漢人經過這番折騰，僅剩下了不足10萬人（太康元年，即265年統計數字），而且人口素質飛流直下三千尺，淪為諸胡族任意欺凌的對象，并不斷胡化。

司馬懿的一己之私，對東北漢族的傷害用傷筋動骨不足以形容。以至于從此直到清末闖關東大潮興起前的近兩千年里，漢人在東北已無立足之地。即便隋唐明等朝依靠強悍的武力短暫的收復失地，也無法長期立足，最后只能撤出。

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03

明朝一度收復東北后，面對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像朱棣雄心勃勃的設立奴兒干都司后，還沒高興幾天就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他派到這個東北腹地去的軍隊和官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僅能控制部分緊要的關隘和城池，并設置軍事據點以及修幾條干道。而在更加廣袤的鄉野，仍是各胡族的天然領地。你派個官去發號施令，人家根本不認，還是只聽自家首領頭人的話；你派兵去威懾圍剿，人家直接扯桿子跟你干；你想要收稅……啥玩意？這是嫌造反的還不夠多，非得給疲于奔命的邊軍再加點KPI？

沒有占據優勢的本民族人口打底，想要統治一個地區的成本太高了，難度也太大了。

所以在一通焦頭爛額之后，朱棣也認命了。最終奴兒干都司除了少數的軍隊和官員之外，大多數地方還得由當地部族自治，朝廷唯一顯示統治或存在感的方式，就是隔三差五派倆人跑去巡視、宣慰，再收兩張野豬皮之類的“貢品”，就算齊活。

說白了，就是羈縻。所以后來朱瞻基才覺得無聊透頂，干脆連這點表面文章都懶得做，直接撤軍裁官，留你們自己玩去得了。

但遼東，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手的。

畢竟朱棣已經把京城搬到北京來了，跟遼東就隔著一座燕山。所以奴兒干都司可以撤，關西七衛可以棄，安南可以甩鍋，更遙遠的三宣六慰可以視而不見，唯獨遼東不能不守。否則什么蒙古人、女真人的成天跑老朱家門口來溜達，這誰受得了？

所以遼東不但要守，還要以攻代守，把一切危險扼殺于萌芽狀態。因此從朱瞻基開始，連帶著朱祁鎮、朱見深這也爺孫三人就對遼東除蒙古外最大的“顯眼包”——女真人，展開了一輪又一輪毫不留情，甚至可以說是血腥殘酷的“預防式”打擊。

宣德八年（1433年）明軍聯合朝軍對轄區的野人女真進行清剿，殺猛哥帖木兒（據說是努爾哈赤的六世祖）在內的六百三十人、俘二百四十人，“幸存者幾無”；正統二年（1466年）明朝兩國再次聯軍清剿女真，但似乎戰果不咋地，所以史書中言之不詳；再然后，就是著名的“成化犁庭”了。而且不是犁了一回，而是反復的犁，僅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聯軍再度出擊，而且出手極狠：

“盡虜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見逃。剖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涂其膏。強壯就戮，老稚盡俘。若土崩而燼滅，猶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潴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平遼志·卷六》）

包括據說是努爾哈赤五世祖董山在內的上千女真人因此被殺，但這僅是開始。成化十四年及十五年（1478和1479年）明朝聯軍卷土重來，而且按照曹縣史料的說法，就是打算一戰解決全部問題，“可屠者屠之，盡滅乃矣”。

從結果倒推，朱見深達成了目的，起碼在此后的百年間，女真對大明的北方邊境可以說是毫無威脅。

哪怕在薩爾滸之戰前的三四十年里，女真人照樣混得連灰孫子都不如。萬歷二年（1574年）建州右衛首領王杲（又據說是努爾哈赤的外祖父）因為跳得挺歡，招來了遼東總兵李成梁的數萬大軍討伐。結果呢？當然是毫無懸念的脆敗，王杲只身逃亡，后被海西女真抓獲并獻送京師，被凌遲于午門。

十年后，王杲之子阿臺想要替父報仇，可作為他殺父仇人之一的李成梁不想讓他替父報仇，就先發兵把阿臺宰了并順手屠了古勒寨及莽子寨（今遼寧新賓）。可能是因為贏得太順利，老李覺得不過癮，又順手“誤殺”了甘當帶路D的覺昌安和塔克世。

這倆倒霉蛋，一個是努爾哈赤的爺爺，一個是他爹。

后來努爾哈赤在“回憶錄”里寫爽文，說他當時眼睛就紅了，揪住明朝邊吏的脖領子破口大罵。甚至一度要拔刀砍人，只可惜被人拽住了，否則愛新覺羅家的大業豈不是要提前好幾十年？

可實際上呢？

自己的爺爺、老爹說砍就被人砍了。結果人家就說了句是誤會，連一枚銅板的賠償都沒有，更甭提追究責任人。然后那么牛逼的努爾哈赤就老老實實的回家辦葬禮去了。

為啥這么慫？其實這也不怪他，而是那時的女真就這個熊樣。就像大象瞎溜達時踩死了一只螞蟻，你覺得大象會在意？如果后者還想張牙舞爪的表示抗議，結果無非是再被踩死一片罷了，這還算是個事？

相比螞蟻一般的女真，大明簡直比大象還要望之不可及。那為啥不到半個世紀之后，形勢就完全顛倒，堂堂大明就被女真一路打成狗了？

04

截至萬歷初年，女真人的前途看起來都是灰暗的、毫無前途的，最大的痛點就在于人口太少。畢竟一個被干掉了不到千人就“幸存者幾無”的民族，你讓薩爾滸的八萬明軍統統脫掉衣甲、放下刀槍任由他們砍殺，請問他們殺得過來嗎？這仗要怎么打，才能輸得掉？

但歷史的荒誕就在于此——女真人沒有槍沒有炮，朱翊鈞給他們造；沒有人沒有兵，高公公給他們送。

但朱翊鈞肯定會覺得，之所以如此，全怪張居正。

為啥？因為這廝柄權十年，“是攝而非相”，把全國上下的大小官吏支使得團團轉，這才搞到了大把的錢糧，使得朝廷的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可自從朕親政以后呢？干活的越來越少，摸魚的越來越多，導致太倉的入賬越來越少，出賬卻越來越多。雖然姓張的打下的老本還在，但長此以往肯定不是個事兒。所以必須想辦法搞錢，還得多多的搞，起碼要比姓張的搞得多，要不怎么能顯出朕的本事？

所以在萬歷三大征把國庫幾乎掏空（總共花了約1500萬兩），又恰好趕上乾清宮、坤寧宮和三大殿接連遭遇大火燒毀卻無錢修復后，朱翊鈞的耐性終于耗盡。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他推出了礦稅監制度，就是不再假借官僚系統收稅了，而是自己親自來。

可朱翊鈞又沒有千手千足，所以只能依靠家奴，就是宦官。

由宦官主導的閹黨，可是大明特產。不過起碼在萬歷朝，閹黨這玩意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的。畢竟閹宦專權存在的前提，要么是皇帝的能力太拉跨，要么是心思根本不在治國理政上，這才會放出宦官這群忠狗出來咬人護主。但朱翊鈞不能說能力有多強吧，也說不上有多差，而且權力欲十足，滿朝文武除了當年的一個張居正，也實在沒啥刺頭，所以真沒必要放狗。

攬不到權，并不意味著宦官就消停了。因為還可以斂財，而礦稅監就是公公們夢寐以求的機會。

設立礦稅監的消息傳來，無異于在京師的公公圈里扔下了一顆深水炸彈，立馬就沸騰了起來。自打正統朝的王（振）公公、成化朝的汪（直）公公和正德朝的劉（瑾）公公之后，大明不是皇帝太強勢就是文官太可惡，公公們已經有多少年沒揚眉吐氣過了？這次的機會要不把握住，下次不定還要等到猴年馬月呢！

于是幾乎所有的公公都擠破頭去搶個名額，司禮監的幾位大檔也趁機坐地起價，只認錢不認人——熱門地區的一個位置售價高達十幾萬兩，鳥不拉屎的鬼地方不掏個上萬輛也甭想染指。可萬歷朝的公公們伺候的是個摳門的主子，所以大多數人真沒啥錢，那怎么辦？借！正規渠道借不到就借高利貸，而且是那種看一眼利息就能讓人背過氣去的高利貸。

你問還不上咋辦？笑話！咱家在宮里是條無人理睬的賤狗，但礦監稅使可是皇命欽差，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多少錢弄不來？

高淮就是其中的一員。此人是地痞無賴出身，史書上說他赴遼前是五品的尚膳監監丞，其余一無所知。但我們可以猜到的，是這廝一定是下了大決心、花了大本錢才撈到這個職位的。所以高淮到任后才會表現得那么瘋狂，僅憑一己之力就徹底打破了遼東長久以來牢不可破的戰略局勢，摧毀了遼東國防體系，并且讓本無任何崛起希望的建州女真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就蛻變成大明無人可制的心腹之患。

但他無疑又是極為聰明的。證據就是無論他在遼東干得多離譜，無論在京官員還是遼東軍民對他的彈劾堆積成山，朱翊鈞始終不聞不問，就是不管。為啥？因為他把宦官派出去唯一的目的就是斂財。只要這個KPI完成了，其他的事朱翊鈞根本懶得管。

據說朱翊鈞生前曾在皇宮里埋藏過窖銀600萬兩，甚至還有說兩三千萬兩的，反正私房錢肯定大大地有。這其中有幾分高淮的功勞很難說，但肯定不會少，否則朱翊鈞也不能容忍遼東亂成那樣，還把這廝留在那兒十幾年。

05

朱翊鈞剛噶掉，山西道御史畢佐周便在天啟元年（1621年）給新皇帝朱由校上了一道奏疏：

“軍興以來，援卒之欺凌詬誶，殘遼無寧宇，遼人為一恨。軍夫之破產賣兒,貽累車牛，遼人為再恨。至逐倡妓而并及張、劉、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難動之室家，遼人為益恨。至收降夷而雜處民廬，令其淫污妻女，侵奪飲食，遼人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為我守乎？”（《大明熹宗皇帝實錄·卷九》）

此時距薩爾滸之戰明軍史無前例的慘敗，僅過去了兩年，畢御史的這道奏疏算是從另一個角度總結了明軍的敗因。而這些話，在老皇帝活著的時候，他可能不敢說，更可能懶得說，因為磨破了嘴皮子也沒用，朱翊鈞根本不想聽，聽了也不會理。

那畢佐周說的是什么呢？是“遼人四大恨”——相比努爾哈赤那個東拼西湊的“七大恨”，遼東人民的恨才是真正的痛徹骨髓、真正的恨意滔天。

他們恨的，是高淮，是朱翊鈞，也可以近一步概括為大明。

有多恨？

自從高淮跑到遼東收稅以后，各種彈劾他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樣飛向京師，繼而飛入大內。對此，朱翊鈞開始一概不理，直到四年后一個叫金得時的神棍發動叛亂，居然一呼百應，重鎮孤山堡（今遼寧本溪境內）也被一鼓而下。為了平息這次小小的叛亂，遼東明軍居然花了大半年，耗費軍餉無數才勉強平息掉，這下朱翊鈞才驚了、怒了，下令徹查。

為啥他如此驚怒？我想應該是這幾年在遼東搜刮到的錢財，還不如這場戰事的花費高。買賣虧本了，老財迷朱翊鈞怎能不驚不怒？

于是朝廷派了個叫何爾健的御史走一趟遼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位何御史非常認真負責，足足走訪調查了一年有余，走遍了遼東所轄的一盟、兩州、二十五衛以及一百三十八所，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等何爾健回京后，洋洋灑灑寫下數萬言的調查報告《按遼御珰疏稿》，為了增強說服力，他還親筆繪制《苦民圖》呈交給朱翊鈞。在這道奏疏中，何爾健警告朱翊鈞“遼東岌岌可危”，并引用了遼東百姓的親口證詞：

“我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再看幾時不罷，也都鉆入夷地自在過活去罷！”

意思就是高淮實在是太亂搞了，遼東軍民都受不了了。陛下您再不把這廝弄回來，你的子民就都要逃亡到女真人那里去了。

何御史的苦心應該是沒白費。因為向來是能讓天塌下來的奏章都只讀不回的朱翊鈞，這次居然破天荒作了批復。雖然只是類似“朕知道了”之類的套話，但已足見觸發了其內心的震動。

但卻再無下文。

更夸張的一幕發生在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因為朝野彈劾檢舉之聲日益高漲，高淮擔心自家主子扛不住壓力，居然“率家丁三百余，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明史·卷三百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甚至打死了前來阻攔的指揮使張汝立，性質之惡劣在終明一朝僅次于天順年間玩了把叛亂的曹吉祥。可面對朝野洶洶討伐之聲，朱翊鈞僅是回了句“朕固命之矣”，就把所有人都打發了。

高淮繼續回到遼東為所欲為。直到五年后，因前屯衛（今遼寧綏中）和松錦（今遼寧錦州）駐軍被高淮肆意克扣月糧、鞭打凌辱，實在忍無可忍發動嘩變，并喊出了“誓食淮肉”的口號。這才把高公公嚇得落荒而逃，躲進京師再不敢踏足遼東一步。

高淮之亂遂止。但此時他已經禍害了遼東達13年之久，距離薩爾滸之戰的爆發，也就剩下10年的時間了。

06

本文講高淮亂遼，但對其是怎么禍害遼東的具體“事跡”卻基本未著筆墨。因為沒必要——朱翊鈞弄的這個礦稅監，權力極大，可專折奏事，節制地方官吏，必要時甚至能調動軍隊，在地方上基本處于無敵狀態。而充任礦監稅使的，又全是既無底線又無素質的宦官，所以啥離譜的事干不出來？明史說“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其實有點言過其實，因為萬歷年間派往全國各地的礦稅監累計數十次、近千人。要說里邊沒一只好鳥可能過了，但十個里邊拖出九個砍了，肯定還有大把的漏網之魚。

與亂滇的楊榮以及造成蘇州織工起義的孫隆等人相比，高淮也夠壞，但未必就更壞。

可問題在于遼東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啊！

像蘇州的葛賢帶著窮哥們趕走孫隆之后，就自個兒跑官府投案自首去了……你說這對朱翊鈞有啥實質的震懾和教育意義？說不定他還會覺得蘇州大有潛力可挖，孫隆搞錢的力度根本不夠。再如楊榮亂滇確實夠亂，但那又如何？畢竟云南離北京太遠，以朱家皇帝一貫的揍性，局面實在沒法收拾了大不了效法安南甩包袱，多大點事？

別以為這種事朱翊鈞干不出來——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時因財政虧空，朱翊鈞大肆裁撤機構，就直接大筆一揮，把烏斯藏都司給裁了。

裁了，就是不要了。跟大明朝再無關系，你愛干啥就干啥去，與我無關。120萬平方公里的烏斯藏都說不要就不要了，才60多萬平方公里的云南算啥？

但跟烏斯藏和云南相比只有巴掌大的遼東卻不同。因為這里不僅與大明的京師近在咫尺，而且諸族雜居，藏龍臥虎。哪怕怠政如朱翊鈞，也不得不動輒打起精神派遣兵馬對其境內的蒙古、女真等族進行“預防式”打擊，他到底在怕啥，還用說？

但在朱翊鈞的心底深處，對遼東真實的想法，大概是怕亂，又怕不夠亂。

為啥？因為李成梁。

高淮亂遼的時間，大體上與李成梁第一次被彈劾離遼的時間相符。這難道是種巧合？

如今在網絡上，因被指責為對努爾哈赤養虎成患而慘受大清“太上老祖”封號的李成梁，其實是個異常復雜，不可一概而論的歷史人物。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李成梁是非常有能力的。他兩度出任遼東總兵，鎮守遼地長達30年，居功至偉。可以說要是沒有他和他的李家軍，遼東早就不知道變成什么鬼樣子了。

一個典型的證據，就是李成梁第一次被彈劾下臺后，遼東立刻糜爛，連換多人也無法收拾局面。最后沒辦法了，朱翊鈞只好把已經76歲高齡的李成梁又請回來。結果他一回遼地，風頭正勁的努爾哈赤立刻偃旗息鼓，直到老李二度離任后才再次生龍活虎。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野豬皮給“干爹”面子——這得有多扯淡？試問一下，就算是努爾哈赤的親爹復活，能夠得上這么大的面子不？

可越是這樣，朱翊鈞就越不想用李成梁，而且會竭盡全力的消除他的影響力。

我以前經常說朱家皇帝的老毛病就是除了自己，誰都不愛。但凡有個賢臣良將冒頭，就得千方百計的打壓，甚至不惜弄死。當然這種破事在歷朝歷代都不罕見，只不過明朝特別典型罷了。諸如于謙、胡宗憲、張居正、戚繼光等在別的朝代可以配享太廟的人物，在我大明哪個有好下場的？

李成梁也一樣。在武將地位相比文官狗都不如的明朝，非常貪財的張居正卻拒絕了李成梁派人送來的貴重禮物，理由是“而主以百戰得功勛，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被時人并稱為“南戚北李”中的另一位來送禮，張居正卻坦然受之。這個例子雖不絕對，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李成梁能力之強、功勛之著，絕對是大明頂流。

晚明愛國將領、嶺南三忠之一的陳子壯就曾對往李成梁身上潑臟水的行徑極為憤慨，直言“邊吏不能守遼西，而苛責成梁以寬奠，此刀筆吏所以敗人國家也”（《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一》）；而據說受惠于這位“太上老祖”極多的滿洲人也忍不住將其夸成一朵花——“（明朝）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07

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就是李成梁的鐵靠山。所以那時的老李，東征西討不留余力。可能又要有人指責他為啥那時不弄死努爾哈赤（收其為義子之說純屬謠言）——這就更扯淡了。那時連個屁都算不上的野豬皮，哪能入得了“遼東王”的法眼？

可等老張倒了、黨羽皆遭清算以后，老李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再加上他也并非于謙、海瑞之類的大公無私之人，所以養寇自重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的選擇。

這就是人性。那些跳著腳大罵李成梁的人，易位處之沒準會干得更加不堪。

但朱翊鈞清洗張黨的決心卻是堅定的，只是怎么處置李成梁比較棘手而已。畢竟這廝手握重兵且威望極高，一旦把他逼急了，直接反了咋整？

后來他想到了個好主意，那就是重用李成梁之子李如松，終于換取了這位“遼東王”的信任，順利將其卸任。再之后無論是寧夏之役還是援朝抗倭之役，都盡可能的抽調遼東精兵，尤其是跟李家關系親近的部隊，目的就是消耗。

所以等到何爾健跑到遼東走訪時，發現各大軍事據點“脆如腐渣”，衛所里幾乎一個精壯的士兵都看不到，只剩下老弱病殘。為啥？除了戰場損耗，此時遼東兵的軍餉已被削減到每月四錢，不足薊鎮的一半（八錢到一兩半），還要被克扣。而按照當時的糧價，這點錢只夠買四十多斤的雜糧，士兵要不逃亡，就只能餓死。

再加上高淮搜刮完民間的錢還不過癮，居然把黑手伸進了軍營，導致情況愈發雪上加霜。結果就是“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酌中志·卷二十一·遼左棄地》）。

所以到薩爾滸之戰時，朱翊鈞發現遼東無兵可用，無奈之下只能從全國各地抽調“客兵”并加征“遼餉”。可問題是那時候的人哪有現代的國家民族觀念，誰會覺得千里甚至萬里之外的遼東之得失與自己有什么關系？所以得知要去遼東作戰，各地士兵“皆伏地哀嚎，不愿出關”。而帶著一肚子氣來到遼東后，“騷擾驛道市舍，所至凌虐奸淫，無所不至”，簡直比女真人還兇暴，令遼人深恨之。

所以薩爾滸之戰要是明軍能贏，那才是活見鬼。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是努爾哈赤的所作所為。

在朱翊鈞和高淮這對主仆的“通力合作”下，大批遼民走投無路，只能“北上投虜”。而努爾哈赤面對建州女真地廣人稀的現狀，也適時的調整政策，接收遼民入籍并非免費分發土地：

“我今計田每丁給種糧田五坰，種棉地一坰矣。爾等不得隱匿男丁。隱則不得其田矣！嗣后以不使花子求乞，乞丐僧人，皆給以田，勤加耕作。”（《滿文老檔·第二十四冊·天命六年七月》）

有朱翊鈞不停的作死和努爾哈赤表現出的善意作對比，越來越多的遼民逃亡建州，人口多到努爾哈赤都有點抗不住——“無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開墾”。

所以為啥李成梁二度上任后，明知會罵名滿身也堅持要盡廢遼左六堡并強遷六萬四千家百姓回內地？因為再不把人弄走，早晚都得被努爾哈赤勾搭跑。

到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時從來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女真人，已經“糧貯轉為豐足，興建糧庫”，已經具備了與明朝掰手腕的經濟實力。

而對面的大明，高淮剛逃走沒多久，到處一片糜爛，兵無戰心，民心里只有恨意。也許在這時，或者說在朱翊鈞把高淮派到遼東之時，薩爾滸之戰的結果就已經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