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一種說法，認為經營過西域是強盛大一統王朝的標配，漢唐元清都曾做到，而宋明兩朝則因武德和進取心不足未能控制西域。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客觀地理條件的影響。明朝沒能占領西域，并非統治者主觀上不作為，而是多個客觀條件共同導致的結果。明朝初期，明太祖和明成祖雖國力強盛，卻并未選擇占領西域，這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歷史邏輯？是明朝統治者缺乏遠見卓識，還是受限于當時的客觀條件？本文將從明朝對西域的經營、占領西域的客觀條件限制以及西域戰略價值的變化等方面，深入探討明朝未能占領西域的真正原因。

網上一直流傳一種說法：經營過西域是強盛大一統王朝的標配，漢唐元清都曾經營過西域，而宋明兩朝武德和進取心不足，也就沒能像前述王朝那樣控制西域。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實則忽略了客觀地理條件的影響。明朝沒能占領西域，主要是多個客觀條件共同導致的結果。

明朝對西域有一定的經營

公元1372年，明太祖時期，元朝勢力已被明朝的北伐軍趕到了草原。明廷準備一鼓作氣掃平北元，沒想到中路軍和東路軍受挫退回，只有西路軍成功打通河西走廊，結果主帥馮勝和傅友德鑒于補給困難，加之聽聞其他二路兵馬退軍的消息，并未在河西走廊駐守，修建了嘉峪關后便撤軍而還。

兩年之后，明廷再次派軍抵達嘉峪關，招降柴達木盆地的撒里畏兀爾部眾，在當地設置安定、阿端和曲先3個衛所。雖然中途因叛亂廢棄了一段時間，但明廷仍在嘉峪關以西繼續經營，并增設了罕東衛。到了永樂年間，嘉峪關以西又多了沙州衛、赤斤蒙古衛、哈密衛3個衛所，組成了“關西七衛”。其中明成祖朱棣十分看重哈密的戰略地位，冊封脫脫為哈密忠順王，作為明廷在西域的橋頭堡。

明朝關西七衛。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

漢唐兩朝和之后的清朝進軍西域的主要動力，都源于掃滅或驅逐占領西域的敵對勢力。此時占領西域主要區域的是東察合臺汗國（《明史》中稱“別失八里”，下稱“別失八里”），其對明廷十分恭順，和明朝的主要敵人北元勢力也長期存在敵對關系。因此明廷并沒有攻打別失八里的借口和必要。在此期間，明廷還不斷派出使臣前往別失八里及更西邊的國家，與之結好，以達到孤立蒙古高原上的瓦剌和韃靼的目的。在這些使臣中，陳誠是最著名的一位。

陳誠在別失八里受到了君主馬哈木的熱情接待，進一步鞏固了雙方的友好關系。此外，當時中亞地區最強大的勢力是帖木兒帝國，其首領“跛子”帖木兒在東征明朝的路上去世，之后，帖木兒帝國經歷了幾年的混亂，由沙哈魯整合統一，稱為哈烈國。沙哈魯對陳誠的到來給予了十分熱情的回應，也積極派使臣回訪明朝，還留下《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一書，從此開啟兩國關系的“蜜月期”。

鄭和下西洋路線。來源/紀錄片《鄭和下西洋》截圖

與此同時，朱棣還派遣鄭和下西洋，交好各西亞國家。經過這樣一番操作，許多中亞和西亞國家都進入了明朝的朝貢體系。明朝在此時的國際影響力已經不亞于“天可汗”唐太宗時期，“遠邁漢唐”實至名歸。即便到后來明朝國力下降時，西域方向仍舊有許多國家前來明朝朝貢通好。

占領西域缺乏客觀條件

話說回來，明朝開國二祖時期（明太祖、明成祖）國力強盛，不占領西域真的是因為統治者自己不想嗎？其實不然。明朝沒有占領西域的決定性原因其實是客觀條件上受到了限制。

在上文中提到，馮勝和傅友德西征軍打下河西走廊后又退軍了，就是因為補給困難的緣故。這種困難是什么概念呢？漢武帝時期，位于河西走廊的涼州八郡共有人口103萬，其中人口最少的敦煌郡都有3萬余人。唐貞觀時期，主要管轄河西走廊的隴右道共有人口19萬余，到開元時期則增長到55萬余。對比之下，這次明軍西征，在河西走廊全境都只找到3萬人口，其中甘州甚至只剩下830戶，比西征軍本身人數還少。且當地漢人比例極低，傅友德幾乎是帶著翻譯一路前行，這樣的情況根本無法負擔大軍后勤補給。

朱棣的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大明風華》截圖

那為什么這個時期的西北人口會這么少呢？主要原因是綿延百余年的戰亂和頻發的自然災害。13世紀初，蒙古興起后便不斷南下攻打盤踞河西走廊的西夏政權，消滅西夏時又將西夏皇族屠戮殆盡，都城興慶府也慘遭血洗。在蒙古滅金的戰爭中，蒙古人也多次屠城，給關中和華北地區的人口和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元朝中期又爆發兩都之戰（可參考國歷君往期推送蒙古兩都血戰：戰神附體的燕鐵木兒是如何打贏“北京（大都）保衛戰”的？），西北和華北再經戰亂打擊。元末，自然災害頻仍，大批民眾流離失所，農民大起義，義軍和元軍、軍閥部隊在北方鏖戰，使得好不容易恢復了一點的北方人口再遭打擊，而經濟和人口中心早就移到了江南地區。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建立初期的歷史任務并不是所謂的恢復漢唐榮光，重建西域都護府之類的“地圖開疆”，而是盡快恢復北方和西北地區的漢族人口，減少南北地區在人口和經濟上的差異。

明朝形勢圖。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之嘉峪關》截圖

畢竟占領西域并非僅憑軍事力量就能實現，還需要充足的人口和經濟基礎作為支撐，以確保在西北地區能夠穩定維持軍事存在。能夠長期穩定占據西域的西漢和唐朝前期，在關中和河西地區都有足夠的人口和經貿城鎮據點，能夠支持往西域投送數萬人的兵力。而即便強盛如東漢前中期，對西域的控制力也遠沒有表面上看到那樣強大，因為東漢時期的經濟和人口重心東移，維持西域統治的成本明顯增加，強悍如班超這樣的人物也只能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震懾西域諸國，而無法在西域維持超過萬人的漢軍。

此外，西北地理條件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漢唐時期，西域遍地綠洲和水源，自然條件和宜居程度比明代不知好了多少倍，足夠養活當地的小國和居民。到了元明時期，西域沙漠化程度嚴重加深，可用耕地大幅減少，許多昔日的小國已經因自然條件的惡化和戰爭消失無蹤，自然無法像漢唐時期那樣養活大量人口。甘肅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情況也愈發嚴重，與西域一樣，土地沙漠化進程加劇，人口承載量也相應降低。

青玉明太祖謚冊，明永樂。來源/故宮博物院

事實證明，明朝初年的河西走廊在洪武、永樂兩朝的大移民之后，仍舊無法回歸其歷史人口高峰期。其實，朱元璋和朱棣都有過經略西域的想法，但是就連近在咫尺的河西走廊都無法填充足夠的人口，不得不通過羈縻冊封等手段來穩定局勢，關西七衛的構成也主要是以西陲的少數民族為主。盡管以明初的國力和軍力，組建一支大軍西征，攻下亦力把里（1418年，東察合臺汗國遷都后，明人對其稱呼從“別失八里”改為“亦力把里”）甚至哈烈國是可行的。但是，能進攻并不意味著能夠實現有效占領。沒有良好的地理條件、充足的后勤條件和當地的人口保障，最終也只能從西域撤出。到了明朝中后期，雖然西北的人口條件好了許多，但朝廷已經沒有足夠的國力和軍力再進軍并穩固西域的統治了。

西域的戰略價值已經下降

漢唐時期，中原王朝執著于打通西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對漠北草原民族實行戰略鉗制。西漢時期，匈奴控制西域諸國，給漢朝北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中亞地區的大月氏國，想要一同夾擊匈奴。不過還沒等到張騫出使歸來，霍去病就已經率領漢軍打通了河西走廊，斬斷了匈奴右臂。漢宣帝時期，西域都護府正式設立，使得漢朝北方的軍事部署仿佛形成了一把向漠北的巨大鉗子，徹底奠定了漢朝對匈奴的戰略優勢。唐朝時期，安西都護府的設置保障了唐軍對漠北持續的軍事壓力。在西域被吐蕃人吞并前，安西都護府為唐朝北疆擋了大量的“子彈”，突厥人和回紇人都難以大舉南下入侵中原。

西漢同匈奴的戰爭和張謇出使西域。來源/《亞洲腹地旅行記 最有名的探險》（瑞典）斯文·赫定著，2003年

此外，對西域的統治對于穩固秦隴、河西地區的局勢也有重要作用。清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曾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朝廷在西域的軍事存在，就是對周邊威脅秦隴、河西地區的勢力的一種震懾。而唐朝前中期在安西都護府的軍事存在，也有力地緩解了吐蕃、黨項勢力對于河西和秦隴地區的威脅。此外，北宋曾一度建立隴右都護府，將勢力延伸到柴達木盆地，穩固了秦隴地區面對西夏和吐蕃各部的邊防態勢。

其二，交好西方諸國，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經貿文化交流。漢唐時期，中西往來主要靠陸路交往，陸上絲綢之路興盛，中亞、西亞甚至歐洲國家的商隊和使節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為中國輸入了許多商品和貨幣，加深了中國和西方各國之間的經貿合作與文化往來。絲綢之路的暢通，對于中原王朝積聚財富、吸收文化、宣揚國威等都有著巨大的意義。打通西域，是中國深度參與這一時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

然而到了明朝時期，西域的戰略價值大大下降，首要原因就是上文中提到的西域環境的變化。自然環境的惡化，讓西域的人口承載力大幅下降，能夠為朝廷軍隊和過境商旅、使節提供的支持和保障力度也就遠不如當初。

另一方面，海上交通運輸的地位和重要性逐漸趕超陸運。宋元時期，中國往來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海上貿易已經比較興盛，海貿一度成為南宋的主要收入來源。明朝初年，航海和造船技術更上一層樓，朝廷通過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的舊港（今印尼巨港）、南亞的印度和錫蘭山（今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和東非地區都設置了宣慰司等官方機構，建立了港口、中轉站、官廠、抽分所等設施，保障了明朝和南洋、西洋各國的海運通暢。

明朝中期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給遠東地區帶來了西方殖民者的身影，明朝和歐洲國家的海上經貿往來愈發緊密，白銀不斷流入中土。相對于陸運，海運巨大的運輸量和成本優勢顯露無遺，海上絲綢之路自然就擁有了陸上絲綢之路相同的重要地位，使得明朝經略南洋的經濟價值與經略西域同樣重要。

鄭和下西洋航海圖。來源/《中國歷史地理學》，李恩軍主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

此外，“斷匈奴右臂”的戰略在明朝并不具有緊迫性。經過元末明初的大規模戰爭，與明朝為敵的黃金家族韃靼本部的主要盤踞地帶在蒙古高原東部。西部的衛拉特蒙古雖然一度大舉進攻明朝北疆，但總體而言對明朝邊境的威脅程度遠小于東蒙古（“東部蒙古”的簡稱，包括韃靼，東道諸王和兀良哈各部，與“西部蒙古”的瓦剌相對應）各部，主要面對蒙古軍事壓力的是遼東—薊州—宣府—大同一線。

洪武和永樂兩朝北伐時，主要的進軍路線都在東蒙古的呼倫貝爾方向。無論是捕魚兒海之戰（洪武年間在捕魚兒海徹底終結元朝的最后決戰），還是朱棣北征打擊韃靼，都是從北平一線出發向東北方向進發，最遠打到今黑龍江漠河和俄羅斯阿穆爾州東南地區。而在漢唐時期，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作戰的主要進軍路線在定襄—河套方向，主要打擊位于今蒙古國杭愛山和西北阿爾泰山的草原民族勢力。這樣的差異決定了統治西域在明朝北方防務的戰略優先級并不高，畢竟占據西域也對防御東蒙古各部起不了多少作用。

河套地區位置。來源/紀錄片《軍事紀錄》之鎮北烽火截圖

鑒于此，明朝如果不計得失地學習漢唐進軍西域，反而是不顧現實情況、賠本也不一定能賺吆喝的買賣。

為什么清朝能占領西域？

既然從明朝開始西域的戰略價值就有所下降，那為什么清朝卻選擇并能成功占領西域呢？這主要歸因于兩個不太為人所熟知的原因。

郎世寧等《平定西域戰圖》冊，清。來源/故宮博物院

一方面，經過將近4個世紀的恢復和繁衍，西北地區已經像漢唐時期一樣有了足以進軍西域的人口條件。完全可以動員大批軍民和糧草進入西域。即便如此，清朝起初對占領西域的興趣也不大，進軍西域也主要是為了消除準噶爾汗國的威脅。

然而受到自然環境和組織能力的限制，清朝也只能在新疆維持小規模的軍事存在。乾隆朝名將兆惠進軍西域的故事雖然廣為流傳（可參考國歷君往期推送中國古代收復國土最多的人：烏雅兆惠到底有多猛？），但準噶爾汗國本身的實力實際上是遠不如明代強盛時期的瓦剌和韃靼汗國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朝以少量軍隊占據新疆還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到了道光年間，清朝在新疆的防御能力便顯得捉襟見肘。

1413-1430年瓦剌和韃靼汗國位置。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

另一方面，沙俄東擴擠壓了蒙古人的生存空間。在明朝前中期，蒙古人的游牧遷徙范圍廣大，西到東歐、高加索地區，東到呼倫貝爾地區。在當今網絡上流傳的歷史地圖中，對于韃靼、瓦剌以及其他蒙古汗國的勢力范圍劃分通常只是一個大概的、模糊的范圍。這些勢力之間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明確國境線和邊防衛所。在那個時代，無論是從西向東還是從東向西的遷徙都是極為常見的現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明朝洪武、永樂兩朝的北伐能對蒙古草原上的部落造成重創，但位于中亞和東歐地區的蒙古部落卻可以通過東遷來補充人口。瓦剌脫歡和也先部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也與他們吸納了大量從西方投奔而來的蒙古部族有密切的關系。

然而到了清朝初期，漠北和新疆地區的蒙古人因內斗而不斷分裂和衰落，其軍事實力持續下降。與此同時，沙俄的邊疆開拓團體已經悄然進入漠北和外東北地區，開始擠壓蒙古人和外東北各民族的定居地，從而徹底阻斷了蒙古人向西遷徙的路線。面對來自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俄國人的殖民壓力，蒙古人紛紛選擇投靠清朝。這使得清朝能夠在不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順利占領了西域地區。

綜上所述，明朝未能占領西域，這并非由于統治者的主觀不作為，而是受限于多重客觀條件，導致其占領西域的能力有限且并非必要。我們不應簡單地以漢、唐、清三朝的標準來衡量明朝。要全面理解歷史問題，應首先從生產力、人口和自然條件等客觀因素出發，這才是不脫離實際的歷史觀。

綜上所述，明朝未能占領西域，并非統治者主觀上不作為或武德不足，而是受限于多重客觀條件。明朝初期，雖然國力強盛，但受限于西北地區人口稀少、經濟基礎薄弱以及西域自然環境惡化等因素，明朝并未選擇占領西域。同時，隨著海上交通運輸地位的提升，西域的戰略價值也大大下降。相比之下，清朝之所以能成功占領西域，一方面得益于西北地區人口的恢復和繁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沙俄東擴擠壓了蒙古人的生存空間，使得清朝能夠在不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順利占領西域。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漢、唐、清三朝的標準來衡量明朝，而應全面理解歷史問題，從生產力、人口和自然條件等客觀因素出發，形成不脫離實際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