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內容均引用網絡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請悉知。

張治中去世那年，國務院吵了一整夜，誰也沒想到，最后是周恩來一句話定了調。

那天夜里，管理局和統戰部為了到底該不該給張治中辦個像樣的告別儀式，僵持到天快亮。

一個堅持要辦，說他是老朋友，是對新中國有功的人；另一個死咬著一句“現在形勢特殊”，連句人情話都沒有。

吵得人腦仁疼，最后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去找總理。

電話那頭，周恩來沒多說，干脆利落：“儀式要辦，我親自去。”這事兒就這么定了。

說到底，張治中不是一般人。

他不是共產黨，但從頭到尾一直站在合作的那一邊。

早年在黃埔軍校，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他是教育長，和蔣介石一起共事的人。

他跟周恩來走得近，后來還想入黨，結果周恩來沒答應，說規矩不能破，說國共有協議，高級干部不能互相吸收。

他聽完沒多說什么，只是點了點頭，說那就等以后有機會再說。

張治中不是那種嘴上說著合作，背后算計的主。

他不和稀泥，真心實意要兩邊合作。

北伐那會兒，他特意去找蔣介石，說政治部主任這個位子得給周恩來。

蔣介石說早定了是鄧演達的，張治中就不依，說鄧能打仗，但這活兒只能周恩來來干。

蔣介石沒改主意，張治中也沒再多說。

后來想起這事，他說過一句話：“北伐軍里沒有周恩來，是個損失。”

他做事講情義，不光嘴上說得好聽。

抗戰時候，他頂著壓力跟蔣介石說，希望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讓人家公開活動。

蔣介石聽完就一句話：“合作是被逼的，這話你以后少說。”張治中不再多言，但心里明白，真合作得有誠意，不是擺姿態。

說到重慶談判那年，張治中做的事就沒人能挑出毛病。

他親自飛到延安，把毛主席和周恩來接到重慶，一路安排得明明白白。

毛主席原本要住在紅巖辦事處，他攔下了，說那地方偏，在城郊，主席每天見人不方便，直接把自家房子騰出來給住了。

他和家人先搬走，連警衛都安排好，是他老家帶來的人，全是自己信得過的。

他還說，安全問題不用擔心，他親自看著。

周恩來勸他別太麻煩，他擺手說沒事。

警衛這事最后還是聽了周恩來的，換成警備司令部的兵，他那幫人換上便衣做內部保衛。

張治中不爭，他只管把人安頓好。

后來談了四十多天，《雙十協定》簽了。

毛主席要回延安，周恩來找他送人，他一句話：“是我接來的，當然我送回去。”干脆利落，沒半點推脫。

國共和談破裂那陣子，張治中是代表團首席。

別人都留下不走了，他堅持要回南京，說要復命。

他說得明白，如果不回去，外界就說他投了共，名聲毀了，家人跟著受罪。

周恩來勸了好幾回，他都不動搖。

周恩來最后干脆安排地下黨把他家人接到上海，安頓好。

張治中在機場看到妻兒，眼圈都紅了，跟周恩來說：“真是想得太周到了。”然后話鋒一轉：“我留下。”

之后他留在了新中國，干得也不輕松。

去了新疆，跟彭德懷一起忙著改組新疆省政府，接著又跑陜甘寧青新幾個省，干得踏實。

那時候他腿病犯得厲害，周恩來每次出國只要有辦法捎藥回來，必然讓鄧穎超親自送去。

誰都看得出來，這不是普通的朋友關系，是過命的交情。

文革開始后，張治中的處境也不算太好，周恩來多次出面保他，說他是黨的朋友，是談判時把主席親自接送上下的人。

張治中病重那會兒，周恩來還堅持派人去看望，直到最后。

1969年春天，他病情惡化，臨終前留了一句話，說他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度過晚年，沒什么遺憾。

他走后，管理局很快開始安排后事，結果統戰部那邊卡住了，說現在氣氛特殊，不適合辦儀式。

兩邊扯了整整一夜，誰也說不動誰。

最后周恩來一句話拍板：“儀式必須辦，我要親自去。”還補了一句：“張治中的朋友們，不論黨內黨外，都邀請，大家一起送送他。”

告別那天，周恩來親自去了八寶山，儀式辦得很正式。

張治中的家人也都到場了。

那之后，就算總理自己身體不好，也沒忘了張家人，派秘書去看望，送藥送人情，一點都不馬虎。

張治中這人，從頭到尾沒變過。

他沒入黨，但實打實給國家出了力。

他不爭名，不搶位子，走得正，站得穩。

人這一輩子，能做到這一步，不管在哪邊，都是條漢子。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張治中回憶錄》，中華書局

《重慶談判實錄》，人民出版社

《共和國人物志·張治中》，中國青年出版社

(免責聲明）文章描述過程、圖片都來源于網絡，并非時政社會類新聞報道，此文章旨在倡導社會正能量，無低俗等不良引導。如涉及版權或者人物侵權問題，請及時聯系我們，我們將第一時間刪除內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聯系后即刻刪除或作出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