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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好孕”的三年:針眼、苦藥與內窺 | 人間

2024-07-04 15:59:55
4.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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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數據表明,目前我國總和生育率(TFR)低于1.5。而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原因,除了育齡人群減少,意愿不強,生存壓力大等原因之外,應該也與不孕率持續升高也有一定關系。據報道,我國育齡人群的不孕率,已從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7.6%,約有3300萬對育齡夫婦面臨不孕問題困擾。 這部分想生,但又遇到“生育”困難的人群,理應是社會和國家重點關注的對象。他們不僅要承受經濟上的高額付出,還要面臨長年身體上、精神上的各種煎熬。在“催生”的大環境下,如何幫助這部分“想生”的人群,或許是社會保障、醫療服務的重點。對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的加強,也同樣是對未來“生育力”的保護。 截至目前,全國有9地公布相關政策,將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2023年7月1日,北京率先實施了此項政策,將16項涉及人群廣、診療必需、技術成熟、安全可靠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本市基本醫療保險報銷范圍。 而政策實施后,如何落實又是一回事兒。而除了技術、物質上的支持,如何整合資源,幫助不孕人群度過人生這段特殊時期,可能又是一個更難辦到的事。 本文作者系一位北京的文字工作者,她從2020年開始備孕,經歷了正常備孕,中醫調理,試管嬰兒等流程。而在此期間,除了對抗不孕癥的自我“奮戰”,她還承受著來自醫院,工作等各方面的壓力,疲憊不堪,抑郁襲來。

1

說來諷刺。一開始,我對于遵循世俗節奏,懷孕生子進入母職這件事是拒絕的。雖然碰巧在二十七八歲的“適婚”年齡和先生王輝組建了家庭,但在婚后還是各自頻繁出差,繼續隨心所欲生長,并不急于進入“生子”的下一階段,就這樣一路延宕到逼近35歲——所謂“最佳生育年齡”的上限。

可能是被催問煩了,可能是荷爾蒙作祟,也可能主動觀察到周遭朋友的變化,產生了好奇。我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探尋起為人母的人性光輝和歷史必然,從周遭人群提前了解可能降臨的天倫之樂,家人朋友的話也能聽進去了。

“瞧瞧王輝多么耐心細致,肯定會是一個好爸爸。”

“為什么不試試人生不同的打開方式呢?只活一輩子,總要讓體驗豐富些。”

為了減輕生育抉擇的焦慮,我在頭腦中讓一切具體起來,構想未來可能發生的種種——懷孕后如何第一時間搶到三甲醫院,是私立還是公立,請月嫂還是月子會所,甚至考慮過孩子多大時候去置換哪個區域的房子入學比較可行。

當自我動員到位,腦中準備就緒,我滿懷信心、勇氣和期待要正式成為一個媽媽時,才發現,萬里長征剛剛開始。

2020年,備孕開始,我和王輝像周遭其他備孕人群一樣,早睡早起,規律飲食,服用葉酸,戒煙戒酒,積極鍛煉,兢兢業業用各種方式記錄排卵期,盡可能增加受孕概率。即便出差身處兩地也要奔赴過去,我倆不浪費每一次精卵相遇的機會。

在受孕這一嚴峻的任務面前,自然年、月、日均喪失其意義,我被迫學會圍繞著排卵周期重新排列時間刻度。

測體溫畫曲線。每天醒來第一件事,伸手去摸床頭柜上的體溫計,含在口里。一定要醒來馬上就做這件事,不然身體的多余動作會干擾體溫,不再準確——原理是,排卵期臨近,溫度在激素的作用下驟然升高。于是昏頭脹腦的我,撥楞碎了好幾只體溫計。

玩尿。從差不多月經周期第十天開始,早晚各一支排卵試紙,放入尿液中,根據變化,適時增加監測次數。排卵試紙上面有人促黃體生成素(LH)抗體,如果尿液樣本中有足夠的LH,那么就會促發生物化學反應,使得這個試紙顯現出兩條紅線(“強陽”)——一個月最佳的受孕時間也就“強陽”這兩三天。

一個挺厚的大本子里面,被我貼滿了試紙條,構成一排排小柵欄,很像文字誕生之前,古人在試圖記錄著什么。其實,這里記錄的是我每個月深深淺淺的焦慮:“強陽到了嗎?這根怎么紅了又轉弱了?為什么一直測一直不紅?”

不管是測體溫還是玩尿,都是為了抓住最佳受孕時機。如此縝密的算計,難怪大家都管備孕的夫妻同房叫“做功課”,枯燥之味可見。整個過程已讓我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生物屬性:雌性,哺乳類,可以規律“生蛋”的有機體。

就這樣, 半年過去,沒有任何動靜,我的神經越來越緊繃,一邊自我安慰,“還好還好,不過半年而已,運氣不佳,運氣不佳”,一邊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問題?

然后,我們去了醫院生殖科做常規基礎檢查。男方精子活力不佳,但無大礙。我的激素六項指標已經證明生育力比較差。但當時,我做了一個如今再回想起來,可能是延誤了病情的錯誤決定:保守治療,求助中醫。那時的我月經規律,沒有任何不適,而且還不到35歲的女性生育“臨界點”,所以相信可以調理身體試試看。

在各大論壇、小紅書、母嬰app,不缺高人指點某某“神醫”靈,親身講述多年不孕,經過調理后如愿以償的成功案例。于是,綜合口碑、經驗、執業年限等帶有幸存者偏差的大數據,我錨定了一位“神醫”。

不夸張地講,同仁堂中醫醫院的不孕不育門診,介于中醫、西醫、玄學和民間信仰四者之間——問診當中既有傳統號脈,也有醫療儀器;既喝中醫湯藥,也按時打排卵針。我以為,來此就診的基礎還需是病患的“心誠則靈”。

真可謂一號難求!想要在放號時順利秒殺,是不可能的,但經歷無數次失敗,倒也能總結出搶號的tips,甚至后期成為熟手——專挑退票多的時間段撿漏,手握多個號,再挑選最佳時間段就診。

寒冬里,天光未顯,5、6點鐘,我們就要摸黑出門。掛號是一場激烈的競爭,王輝拿著醫保卡先在一樓窗口排長隊,等候窗口打開的時刻;我則在就診樓層的隊伍里等候,盯著手機,一旦他那邊發來掛號成功的消息,立馬在機器上報到取號。這一整套步驟,若只靠病人一個人操作,樓上樓下,將極大延長就診的等候時間。

這就導致患者們非常“卷”,長龍隊伍中間擠滿病人家屬老老小小,不止,還有小板凳、包包、塑料瓶占位。掛號窗口打開,一陣兵荒馬亂,小步快跑接力交接,還時不時倒霉,趕上吐號的報到機器過載,臨時躺平不出憑條,焦急的人群火上澆油,引發騷亂和口角。

就這樣過去將近一年,中藥的味道真是苦,浸黑了好幾個馬克杯,洗牙成本也增高。但有用沒有呢?對幸運兒,答案是肯定的。對于我,只是在苦苦掙扎。

更讓我心生質疑的是,每次折騰完一大圈,見到大夫,問診平均不足1分鐘。況且已經一年下來,她根本對不上患者誰是誰——沒辦法人實在太多了——只憑病歷本上的記錄開方,和想象中“以人為本”的中醫也不太一樣。

或許,將凡此種種當作某種儀式信仰更合適,一種類似于前往雍和宮的朝圣行為,想到這里,我眼中大夫的輪廓也逐漸朦朧溫婉,有了觀世音的樣子。

被中藥腌入味的我,決定去其他廟里看看。

2

北醫三院是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地,技術最牛,就診體驗卻不大好。慕名而至的病人眾多,要狠狠排隊,流水線作業的處理方式讓人望而生畏——在同仁堂和我后來選擇就診的北京婦產醫院,都聽到不少病人做此評價。因此,有不少人看過那里就診的盛況后,就果斷選擇了別處,也有些,是多次試管失敗后,放棄轉院別家的。

綜合考慮,北醫三院所謂“技術好”的硬核優勢并沒有公開的成功率可以查詢,決定受孕的因素也遠不止技術一項,身體狀況、心理影響、能否堅持配合等等也左右實際效果。再者說,概率的事情,到自己頭上或好或壞,都是百分之百的。

在衡量過私立醫院的價格后,我和王輝心懷忐忑地選擇了口碑和價格都尚可的北京婦產醫院——這里才是噩夢真正開始的地方,相比之下,備孕之初和奔走同仁堂的種種焦慮,煩躁,自我懷疑都只是序曲。

婦產醫院的主治醫師看過我的指標,讓王輝先出去,一對一在病房里,對我的生殖力“宣判了死刑”:問題比較大,卵巢不好,激素水平也差,很難成為一個媽媽。

“概率非常低,或許只有10%。”

接下來,我的試管之旅開啟。

大眾口中所稱的“試管嬰兒”,指一種輔助生殖手段,我采用的是二代試管,一般用于女性有問題、男性身體無大恙的情況,一次周期順利走下來需要費用4萬元,在行業內不算貴,特別是與美中宜和等私立醫院相比。

流程漫長熬人,按部就班且順順利利進行一次試管周期,就需要兩個多月。

進周期前準備各項檢查,意味著 11管血要被一次性抽走,其后,監測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取卵和植入,查看是否著床,也都需要抽血看指標。

英文當中有一個詞 :anemia,醫學上指貧血,還用來形容喪失掉生機與活力的狀態。在每次尖銳的針頭扎入靜脈,無聲無息抽走11管血的過程中,我想到它。

眼睜睜地,紅色的液體汩汩從體內流出,仿佛我生命力的一部分就這樣持續不斷地被取走,干枯的軀殼怎么辦?很想問醫生:“我會被抽干嗎?”“血液都沒有了,還能有孩子嗎?”

從我和王輝二人建立檔案開始,準備抽血化驗,確認身體各項基礎條件允許后,正式進入試管周期——進行激素注射刺激卵巢,獲得盡可能多的、質量過關的卵子,拿到實驗室內與精子結合,形成受精卵后植入子宮內。

這中間的任何環節都可能會有反復,建檔期間,需要用藥物調節身體指標,直至合格;陰道B超監控要是發現卵泡生長不佳,只能叫停;取出的卵,還可能質量不好,一個都用不了……具體有不同的方案,是跟隨月經周期還是人工周期,是放進去鮮胚胎還是冷凍后的胚胎,我都嘗試過。

“試管嬰兒”全套流程當中,大部分的步驟都施加在有望孕育胚胎的軀體上,即受難的主體是女性,但男性也有專屬的恥辱感來源。

從我們最開始做身體檢查,到實際進入試管移植環節,要求男方多次提取精液。我先生王輝也有幸進到過多個醫院的“取精室”。

據他親身體驗,非常不舒適,冷冰冰的小房間,趕上門口排長隊,房間不隔音,無疑會加大難度。甚至,部分醫院連冷冰冰的小房間都沒給預備,病患只好帶上容器去廁所里自行操作。

我揶揄他,畢竟經驗難得,咱們不妨設立一個以你命名的“指數”,綜合環境、噪音、衛生情況等等,給予不同權重,為大小生殖科“取精室”來個好感度排名,便利大眾,如何?

再回憶,我的試管記憶似乎不是線性的,亂糟糟圍繞著“陰超、激素和扎針”這三件事。

陰超

人們說,一旦踏進醫院,就忘記尊嚴吧。曾經令我心生抗拒的婦科檢查,相比陰道B超,真是小巫見大巫。而這玩意,我陸陸續續做了兩年。

先是在中醫調養的一些關鍵時期,需要結合排卵日安排同房,提高與精子相遇的概率。每隔一兩天,我都躺下來接受陰道B超的檢查。“接下來連續三天安排,如果老公有余力的話。”我的中醫會面無表情如此建議。

不記得多少次,我在北京婦產醫院的病房里平躺上床,無助叉開雙腿,等候異物進入下體,唐突地四處探尋,手上還顫巍巍拿著紙和筆,等待記錄下醫生報出的內膜厚度和卵泡生長情況:“左面,三個;右面,四個,太小的不算,找不到了。內膜,0.5mm還行。”

然后,醫生搬動監視器,讓床上的我挺身抬頭去佯裝辨認那些大大小小卵泡的位置。其實,眼中的屏幕一片黑灰,沒有光亮的山洞一般,似有如無幾個白色的物體,隨著陰道內異物的位置變化蠕動。一眼看去,就是不被祝福、很沒有生命力的樣子。

即使在月經期間,陰超檢查也不能間斷,掀開下體,時常帶著一股經期污物的味道。我只好把內褲上粘的衛生巾拉到一遍,用衣褲蓋住,總隱隱感覺戴著口罩的醫生在皺眉。

這項檢查還有加強版。醫生會在提前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形下,將檢查變成課堂實踐。當推開門,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圈年輕白大褂圍著主治醫師,我就知道,小白鼠時刻又到了。

叉開雙腿,我暴露的下體,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注視。醫生邊檢查邊講解,點名學生解讀和記錄。此刻,我腦子里不合時宜地浮現出一句古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然后,她們移動到簾子的另一邊,當面對的是我的臉,而不是下體時,能明顯感受到對方尷尬閃避的目光。

當然我是懂事的,醫學的發展必然需要層出不窮的小白鼠配合支持。至少,是不是該給患者提前知曉(甚至允許說不)的權利呢?可對于人體器官結構通透無比的醫療工作者,似乎永遠無法理解,陰超給病患帶來的羞恥感。

我曾天真地試圖跟醫生商量,能不能盡量減少檢測次數,被嗤之以鼻——

“這有什么可怕的?要著都怕,上手術臺怎么辦?”

“我沒說清楚嗎?這么說過為什么其他人都懂!”

“你是第一次來嗎?”主治醫師,作為在場的唯一權威,如果沒有直接訓斥,也是表情言語間透露著“你怎么這么矯情”的淡淡厭棄。

我還偶然聽到醫生相互間聊天,奚落一名病患,一切檢查綠燈,安排準備就緒,結果到了取卵當天,就是怎么都不敢爬上手術臺,白白浪費了時機,前期付出也全都白瞎。男性患者,要是取精時由于緊張導致不順利,也會遭到鄙夷。

慢慢地,當一切變成了流程化作業,我適應了。從扭捏不情愿,緊張收緊下體,導致儀器很難進入,到快速上床,雙腿精準搭放,一氣呵成。

仰頭望向天花板,我不再掙扎。麻木是能夠消除恥感的。

激素

黃體酮,一種用來維持子宮內膜厚度,以利于受精卵著床的試劑。在預備手術植入胚胎前,就需要開始使用。我開過國產、外資品牌多個藥物,采用口服和陰道給藥兩種方式,包括膠囊狀和栓劑狀都需要陰道給藥。

第一次處理,只能用萬分狼狽來形容。身體太過緊張,死活塞不進去,多次把藥物滑落床下,再不就是太用力按扁,總之浪費了好幾枚,深深恨自己不爭氣。后來病房中偶然聽見其他病友聊天,發現原來大家的第一次也都是笨手笨腳,手滑不穩,導致栓劑散落各處,方才釋然。

黃體酮讓我初次領教到了激素藥物的厲害。

在剛接觸激素藥物初期,一次用藥后去公園散心,剛進門眼前一黑,腿一軟,順勢癱坐在了長椅上。不明就里的我用力瞪大眼睛,拼命搖晃腦袋,試圖保持清醒,可還是一片空白,等待十幾分鐘后,才找回自己。原來這藥還有讓人眩暈的后勁,且不小,必須提高警惕。

每天三次用藥,早起和睡前還好說,午休就要緊趕慢趕往回家跑。有一次,趕回辦公室后,盤算大概半小時內會發作,干脆溜到走廊無人之處,手扶窗臺撐住自重,佯裝眺望景色,等藥勁兒緩過去,再回座位。

常常是,一把藥吞下肚子,栓劑塞入,也不知幾種激素開始起效。身體里仿佛住進了一只怪獸,喜怒哀樂由它操控,軀殼不受頭腦控制。我沒有為這種情緒波動尋找更為科學的解讀,要不是激素的綜合作用加深了我的抑郁,就是治療本身已經足夠致郁。

越往后,身體似乎適應了激素“攻擊”,反應不那么明顯了。我的操作也日益嫻熟:剛開始使用栓劑,還頗具有儀式感,清潔雙手,戴上塑料一次性手套,躺平深呼吸,小心翼翼調整位置塞入,經常費勁出一身汗;到后來,幾秒鐘搞定。

可躲不過的,還有尷尬的液體“攻勢”。栓劑放入體內,不會被完全吸收,化掉后就是一攤水,慢慢滲透在內褲上,衛生巾不能離身。這個量,有時會超過一般月經量,浸透衛生巾弄臟內褲,不得不勤加替換。

在這個階段,非要加入一點正向思考的話,就是我順利學會了衛生棉條的使用。久聞棉條的好處,怕麻煩,懶得嘗試。這下可好,新技能水到渠成,因為原理基本一致,棉條相比栓劑自然是小case啦。

扎針

數不清扎了多少針,扎在靜脈,扎在肚臍旁,在腰上和臀部。聽到病友形容自己快被扎成“篩子”,可能略夸張,但的確太頻繁。針眼距離又近,一次不小心沒弄好,發青或者腫起來,下一次,位置可能就不太好找。

手術麻醉過程中注入藥物的針管很粗,支棱著,杵在血管上,而自己帶回家,用來皮下注射的針頭細細長長,需垂直對準,穩穩把液體推完。第一次,我嘗試親手把針頭對準自己的小肚子……最終很難扎下去,還是請王輝代勞。他很爭氣,當然也別無選擇,經過練習,很快從連大氣都不敢出,手上哆哩哆嗦,針尖亂晃的新手,蛻變成流程嫻熟,一氣呵成的合格操作員。

不知是不同種藥物的關系還是手法所致,有的針扎下去又痛又麻,大半天都過去了,還是很疼,有的仿佛蜻蜓點水,不大著痕跡。一些注射操作,需要專業醫護人員代勞,但也沒必要重新掛號跑一趟醫院,于是我成了家附近社區醫院的常客,盡管那里其實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

3

我個人的身體狀況實在不好,無法一次取出大量質量過硬的卵子冷凍起來,導致每失敗一次,都需要整個流程重新來過。所以,也只能眼巴巴羨慕別人,可以取出一堆卵,一次不成,還能再往子宮里面擱兩個,碰碰運氣。

如愿受孕的女性,自然順利,不孕不育的原因,卻各有各的不同。這些,當我們還年輕時根本不懂得。眾多女性健康App上面,留言“接好孕”的人數,和“接例假”的人數難分伯仲,有人苦盼懷孕而不得,有人惴惴不安避之不及。

我每次接受術前麻醉檢查,都會經過“計劃生育科”,能望見在那里等待進行人工流產的青年男女,不禁扼腕嘆息:好不珍惜生育力!他們還不知道,一次次看似輕松解決眼前難題的手術,都會對今后的選擇產生潛在危害。

當然,可以認為,那是單個個體的選擇,況且處在那個年紀的青年男女又會對生育力有什么概念呢?擁抱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每個人充當自己的第一責任人,似乎理應對個人健康全權負責。

少女時期的我,因為身材焦慮,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頑固拒絕食物攝入,從130斤狂減重至90斤,也因此患上了飲食失調癥。嚴重脫發,皮膚變黃,記憶力減退,以及幾次停經。現在想來,今天的不孕不育,有多少歸因于遺傳,多少是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由于當年無知的絕食減肥,不得而知。

如果沒有青春時期這段愚蠢的減肥經歷,情況會不會不一樣?不敢再想下去,太容易陷入自怨自艾,有太多的如果、如果、如果在拷問。

這些無法彌補的遺憾,真的全部該歸咎于個人嗎?走出自我批判的泥潭,我更想要發問,為什么當時會對此懵懂無知,這部分教育為何會缺失?我已經不能回到生育能力健全的時候,進行重新選擇,對于現在為時未晚的女孩子,是不是該做些什么?

日復一日的無望,西西弗斯的輪回。每天睜開眼,我就知道,又要推著石頭上山了。眼前自然受孕生子的人們,將一切視作水到渠成,永遠無法知曉自己有多么幸運。

不時讀到人口負增長、生育率下滑和所謂專家建議,更是心里發堵——綜合國力遭受威脅仿佛是該歸罪于一部分女性不懂得顧全大局的任性選擇。

“中國女性到底怎樣才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呀?”

如果“愿意”指的是一種出于自由意志的個人選擇,我的回答是:當全民催生的壓力消失,沒有人再來關心應該什么時候生、為什么不生的時候。

“催生”是育齡女性不愿面對,卻必定要面對的問題,提問者來自四面八方。

滑稽的是,我,生不出來的我,也要接受拷問。每當被問及,內心都在疾呼——我也想啊,可沒有這個功能啊!而嘴上,卻只能根據遠近親疏給出不同的答案:

a 在積極準備中(一臉誠懇)b 我是形婚(眨眨眼睛)c 不關你事(用調皮可愛的口吻)d 我生你養啊?!(直接翻白眼)

如果說一個孩子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的,成功把孩子生出來、養大,也不僅僅是女性的責任和義務,社會是否可以承擔更多呢?

大概沒有多少普通人會關注到這條“烏龍”新聞:2022年2月,北京曾發文將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范圍,稱新政策將于不久后的(2022年)3月26日起落地實施。

官方一宣布輔助生殖進醫保,熱評涌上,全國叫好,業內專家倍感欣慰,相關概念股票大漲,連外地病友也紛紛眼紅北京的好政策。甚至有人激動地提前計算好各個藥物的公費報銷比例,當時網絡上流傳最廣的版本顯示,每一個試管周期,大概可以省下1萬多人民幣。

正在治療過程中的我也動了念頭,要不要緩緩,等報銷執行后再繼續,畢竟能省一點是一點。醫生堅決否定:“你的情況已經都這么差了,還等什么等?”

不等其實是對的,事實證明,等也白等,因為這項決定并沒有如期執行。直至2023年7月1日起,該政策才落地實施。記得消息剛一出來,各個群里歡欣鼓舞,感覺終于“被看見”。

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有9省份將輔助生殖納入醫保報銷。對全國的病患而言,進展顯然還不夠快

4

在拼盡全力試圖成為母親的跋涉中,我的心理歷程也一波三折:從冷漠無所謂,到抗拒,到學習,到期待而樂觀,到失望沮喪,以至于懷疑人生,最后認命,恢復平和。

相比那些年紀輕輕就擁有為人妻、為人母的渴望,對家庭懷有強大向往的女性病友,我的這條路甚至不算曲折。她們還頑強抱持著希望(或者說執念)不肯放棄,長年穿梭在醫院中周而復始,迫使自己習慣這底色灰暗的生活。

我在門診外走廊里排隊時,都會刻意避免和其他人直接交流,“人的悲歡并不相通”,另外也避免吸收過多負面信息,加重自身的抑郁——畢竟已有足夠多生理和心理的疼痛需要消化。當然其他病友中,有人更喜歡在難熬的等候時交談病情,多獲得一些信息和慰藉,也讓時間流逝得快一些。所以即使我主動逃避,很多時候——至少從手術室推出來,病床上動彈不得時,周遭的信息是回避不掉的。

因此,我知道了,有些病友從遠郊區縣和外省市趕來,長年租住的醫院附近,全職做試管。有的夫妻二人來到北京,一邊打工攢錢,一邊等候試管流程。還有的,會在一個試管周期失敗后,返回老家,直到攢夠下一次就診的費用,再滿懷希望趕來,周而復始。

一位姐姐年齡已經不小,幾個月才能來一次月經,即便如此,也帶著決心和意志前來取卵嘗試——可想而知,大部分的結果都只是失望。比如,遇見她那一次,只取出來一個卵,后來發現質量太差,里面是空的,希望的假象破滅。

也有的年紀還小,身體也并無大礙,只因婚后沒有很快成功受孕,家里催得緊,壓力大,被迫來此受苦。這種情況自身條件好,促排后往往能取出大量的卵,一報數字,十幾二十個,羨煞旁人。然而,重壓之下往往適得其反,心理波動極大,恐怕折騰一番還不如自然受孕的概率。

當然幸運兒總是有,一次取卵,一次配成,植入后也是一路綠燈誕下寶寶。病友群里不時出現“大家加油堅持,一定要信任和配合某某大夫,等待大家好消息”的信息,雖知有幸存者偏差,下面的回復都跟著真心實意的祝福和自我打氣,頓時,希望充溢彌漫。

可天知道,全心全意、毫無二心地跟著一位大夫,談何容易。這太考驗人性,期間,很多人信心動搖,換大夫,換醫院,也都不行;有人一換就成功了,回過頭來拼命鼓勵其他病友不要死守著自家大夫不放……群里太多個人經驗傳播,造成了太多信息迷霧,怎么辦?

從頭至尾,我沒有換。因為試管能否成功,根據病人身體狀況不同,加上天時地利,本身就存在差異概率,各大醫院實驗室水平、醫生責任心等等,不一而足,很難講最終是哪個因素占據了主導作用。而我只有一條命,可供實驗的肉體一具,時間有限,一切都線性向前,既然選擇,就決定孤注一擲了。

不能不說,抵抗未知,大家只能依靠合理化各自的決策,自圓其說地形成某種信仰(迷信)了。

圖片

我真的向不少神仙求助了。

我和王輝利用節假日,半參拜、半游玩造訪了全國各地的寺院廟宇,靈山道觀。如果像我這樣走一圈,你也會驚訝于祖國的大好山水間,竟然藏著這么多的求子勝地,又有那么多將渺茫希望寄托在神仙顯靈的可憐人。

去普陀山那一次,只有半天的時間,無法一一參拜到位,必須有所重點。經過研究發現,信眾們一致推薦“最靈”的,是其中一座觀音像,我和王輝直奔而去。原來是小小的一尊白玉注觀音,本身不屬于記錄在冊的必游經典,卻因為口碑傳播,成為游人密度最高的點位。

一望便知,前來的大都夫妻雙雙,跪在地上虔誠許愿,身后兩排長龍,等待屬于自己的神圣時刻。太多人慕名而來,造成堵點,因此加重了兼顧安保工作的寺院僧人的工作負擔,不得不站在門口,嚴格控制每對善男信女的拜跪時長——

“不是求子的就別過來了,閃開點路!”“拜完就走,拜完就走啊,心誠則靈,心誠則靈!”

提上這根弦后,天眼打開,發現處處都是可以嘗試求助的神仙。

除了觀音娘娘,這段時間內,根據各地信仰體系的不同,我還拜見了碧霞元君、媽祖、 臨水夫人、女媧等等,期待她們中間有誰能助我一臂之力。甚至,當徜徉于博物館、美術館之類非宗教場所,看到相關展品,都會行注目禮——嗯,“心誠則靈”。

偶然聽外婆回憶舊時候農村的老房子,炕前墻上曾經貼著傳統年畫“張仙射狗”(注:中國民間把他奉為祈子之神),描畫得生動。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隨即淘寶搜索,下單了一幅小畫,鑲入鏡框,擺在家里了。

硬撐下去,心態不崩,沒有特別有效的萬靈藥,只能說在曲折中前行。

盡量要求自己在遠離醫院和針頭的時間段里面,將意念逃離,用生活瑣事填滿思緒。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不過,腦子里一旦不慎浮出這樁事,防線還是會瞬間坍塌——委屈,厭世,自我否定,仿佛被攝魂怪攫取了所有快樂。

5

許多的病友是在全職折騰試管這一件事的,不如此又能怎么辦呢?試問有多少“正常”公司可以接受員工常年請假缺席?或是工作時間在激素的作用下昏昏沉沉?因此,有人在單位被穿小鞋,賭氣辭職,有人不愿忍受小環境的風言風語離開,還有人心事太重,不堪一而再、再而三請假帶來的羞恥和自責。

好在,我保留了一份工作,可以用來強行轉換注意力。雖然沒徹底辭職,不孕不育還是屬于禁忌話題,沒有勇敢到公之于眾,一想到他人出于關心的問詢,也不免帶有幾分重壓。

每次,問診將至,我都兩手準備,一方面開始在心里反復掂量斟酌用什么理由請假,同時,使出渾身解數去搶上、下午最靠前的號——唯有這樣,才可能在工作間歇完成日常問診和拿藥。

現實情況往往不能如愿,生殖科的火爆讓精心編排的時間表作廢,等候時長不可預估。守在門口,一分一秒“滴答滴答”心理默數,誤工導致的心理壓力直線上升,想象中,溜回工位時的尷尬、同事的白眼,無一不在折磨心智。

靠工作是可以分散掉一部分注意力,但要想從心態上完美切割,也是不可能的。不妨試想我這個不孕癥患者的典型一天:從早到晚,測體溫、玩尿、日常用藥、打針、跑醫院……24小時儼然被這懸而未決的事項徹底入侵。生活點滴,飲食,鍛煉,甚至心理建設本身,也都有所指向,為此服務。

我養成了冥想的習慣,訓練自己以呼吸為錨,將思緒暫時引開,積極心理學的書籍和視頻也來者不拒。記錄灰暗日子里心懷感恩的小確幸——草叢里看到黑貓柔軟的背影,或是一輪圓月的光暈。沐浴陽光,擁抱樹木,欣賞美好的風景,慢慢積攢到足以支撐下去的能量后,再繼續投入戰斗。

投入戰斗,然而屢戰屢敗。

更多時刻,我將自己蜷縮得小小的,望向四周,盡是黑暗無光的洞穴。當激素來襲,人也敏感脆弱,全然被憤怒、焦慮的情緒控制住,變成了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討厭的洞穴怪物。

“攝魂怪又要來攻擊了。”心說。

有過一段心理咨詢經驗的我知道,這件事,適當透露給身邊親密的人知道,會有助于緩釋壓力。但同時更加清楚,伴隨著關懷而來的還有額外的負擔。何況,對于順利受孕生子的人來說,這樁事太不可思議。幾次提及,對方出于好意給出了既不科學,也無法實施,有時甚至帶有譴責意味的建議。怕解釋起來傷感情,所以再親密的摯友,也不便深談,點到為止。

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傾吐遭遇,還有網絡世界。當我用心去尋找,很快就發現了社交媒體和影視片上同病相憐的人群。女明星和up主在公共平臺上坦誠曾經求子不得的經歷,光鮮亮麗的背后,也有名利無法交換的無奈。

臺灣藝人林依晨躲不過媒體追問,只好對著鏡頭說:“相信我,能試過的都試了。”我非常共情她接受質詢時的心態。作為看客,總有道聽途說得來的無數建議:為什么不試試某家醫院?某某偏方有人一下子就成功了,等等。潛臺詞總是:作為第一負責人的你呀,還是不夠努力!真是憋出內傷,很想跳起來大聲反駁:賤命只有一條,要神農嘗百草不成?雖然求醫之路已經歷練出神農的狀態了。

不過同時,太多張口就來的建議仿佛厚厚的信息迷霧,困在其中的我,也難免自責:難道,真的還沒用盡全力嗎?

記得有位專攻搞笑和影視解讀的up主,突然某天發出一條反差很大的視頻,講述最初辭職走上自媒體道路的契機,其實是由于無法兼顧試管和全職工作。她本人也經歷了反復折磨,當最后一次試管結束,徹底放棄后,卻自然懷孕了。結局很圓滿,對于苦苦掙扎的我,更像個苦澀的笑話。如何來解讀呢?努力無濟于事,最終還是靠運氣?堅韌不拔持之以恒感動了上蒼?

我從更多紀錄片里面“她們”的故事獲得慰藉,也感受到,“我們”終于“被看見”了。

聚焦女性生育問題的紀錄片《奇妙的蛋生》里,一位特殊的客店老板,她專門為試管女性提供服務,自己本人也是試管媽媽,投入很多年才抱上孩子,但她覺得一切值得。

記錄婦產科醫院的《生門》里有一個故事,女孩執意而任性地要成為母親,不顧身體條件不允許,來自家人和醫生的耐心勸阻都無濟于事。她固執地堅信自己可以戰勝概率,直至最后一刻反悔,抱著丈夫哭泣“我不會死吧”。那時,一切已經來不及,她沒能賭過概率,剩下年輕的父親一人抱著誕下的新生兒,離開醫院。

6

在將近兩年的“試管”歷程中,我爭分奪秒搶號,虔誠服藥,向身體里注射各種液體,大清早趕到窗口被抽走鮮紅的血液,任憑冰冷的器械探入我的體內,壞消息還是如約而至。

我用幾個厚厚的牛皮紙文件夾分門別類收集著自己的排卵期、基礎體溫曲線、掛號單、化驗單、處方單,每當一個試管周期失敗,就把相關的資料打包塵封,期待下次的結果。總共有三包半,意味著三個完整的周期,外加疫情管制被迫中止的半個周期。治療本身已然價格不菲,但金錢負擔其實不算最重,時間、心理種種成本更是無法計量。

時至今日,再接近這家醫院,生理性選擇繞行。很不幸,快餐店、報刊亭、鐵欄桿、行道樹都無辜被我個人記憶玷污了,成為詛咒的一部分,周遭的空氣也不對,能刺激我的淚腺,能讓我雙手發抖,我想把這塊土地從地球上永久鏟除。

記憶里,是耳邊大喇叭重復不止的叫號聲,名字在顯示屏上向前滾動,如果沒趕上清早、午休和節假的就診時段,就意味著要與工作日重疊,等候短則一小時,長則一下午,坐在候診區的椅子上,挖空心思:這次又該以什么理由向單位告假?

是推開門后,醫生的白眼和冷言冷語,在觀賞白癡一樣凝視你,無聲勝有聲—— “都是些回答過一百萬次的問題,怎么還有人在問?”“這么久了,連藥名都記不住?”“自己的月經周期還要想?”像個犯錯的小學生一樣,我坐在椅子上,心思敏感地猜測,醫生的壞心情是來自上一位病人的愚蠢,還是家里的不順心,也許,只是無名火。

是手術室里無影燈亮起,熄滅,我被搖醒推出去,蓋著被單全身無力,麻醉的感覺還沒緩過來,趕緊回想醫生提醒的用藥方案,如何全力協助身體里放進去的受精卵著床,呆呆望向天花板禱告:拜托,讓這次真的成為最后一次吧!

當自我洗腦的樂觀情緒喪失,用科學理性構筑的信心越來越脆弱,不禁開始自問:要不要停下來?要不要認輸?

是的,還有人在戰斗,但我想,我看不到盡頭的亮光了,可能盡頭就沒有亮光。不存在一個已知答案,付出的所有毫無反饋,不知方向是否正確,只有不斷負面反饋帶來的“習得性無助”。挺可怕的是,這種失敗感已經從“不能生育”本身,延展到了個體生命的方方面面。有段時間,稍一不慎就仿佛步入 limbo 的狀態(注:指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區域,一種中間態),搞不清是死是活,或者說,不清楚為何而活。

人生中的大多數備考,只要好好去準備,總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結果。這次,不知道考點在哪,無的放矢,處處戒備。小心飲食、調理身體、守住心態,生怕由于哪里做得不到位,影響了最終結果。總感覺看不到盡頭,努力無用而徒勞。

特別是在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后,竟是一場空。現在,我又該如何回看這段經歷和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對比有所生養的“正常”人生,無孩的“easy 模式”,似乎意味著更充裕的時間、更少的壓力、更大的自由。但倘若還是無所成就,豈不更難以解釋、無法自洽?

如今,負擔來自家庭和事業雙向要求,家庭無子嗣,事業無未來,前途可不是一片黑暗。

這種無形的壓迫感既來自外界,也來自自身,但歸根結底,還是我自己默許它成為壓力來源,默認我的人生在與他人比較后才能獲得真正的意義,甚至必須取得他人對于無法生育的諒解,否則,就是“失敗”的人生。

在接受試管失敗,決定放棄之后,我才終于把備孕和試管的歷程向至親公開。

為了準備這樣一場關鍵談話,我把前后累積的病例、出診單、藥方歸類,拍成照片存在手機里,上手術臺和打針的留影也存好,讓它們代替我來訴說:“瞧,我努力過,這都是證據,但很遺憾,結果并不走運。”

在家人的印象中,還是我們一直努力備孕,遲遲沒有動靜,畢竟年齡有些大了,孩子來得慢些。直到我翻著這些單據,講出幾年來奔走醫院、動手術、做試管的種種經歷,家中老人有些驚訝:“那咱們就算了吧,別把自己身體折騰垮了!”不過也能隱約察覺,他們還抱有僥幸和希望——天知道,沒準孩子會自然到來呢。

我的先生王輝在生育問題上,基本順應我的節奏,從最初做決定試管到放棄,掛號、陪診,除了需要卵巢和子宮的環節,他全部在場。所以我非常幸運,幾乎沒有遭遇來自家庭的壓力。

可將無法生養的女性看成“失敗者”,這種想法是從哪里來的呢?

從小到大,我們總需要在生活當中做出這樣、那樣因為性別所導致的抉擇,被向下的手不停拉扯:如果攻讀一個博士學位,會不會嚇跑一批傾慕者?是否該從事穩定“好嫁”的職業,獲得未來婆家的青睞?可以現在選擇生育嗎,歸來后崗位還能是我的嗎?要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先生會怎么想,對孩子造成什么影響?

在“失落”的三年里,兼顧一份熱情不高的工作,穿梭于醫院,已使我身心俱疲。可我更怕,經歷過這一切的我,將被這三年徹底改變。最關鍵的甚至不是生理的影響,經歷過無數輪自我否定,個人成長的倒退,坍縮、收緊的生活狀態,因為備孕培養起的謹小慎微的種種舉動,已經形成習慣,雕刻在思考行事的方方面面,這些才是最可怕的。

不敢“向前一步”,做事情瞻前顧后,求穩,恐懼應變,似乎已經定型,走不出這個怪圈。

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對于工作選擇,曾經的果敢和灑脫消失了。試管失敗后,明明食之無味的一份工作,沒有繼續維持下去的必要,但在原本應該大跨步向前的時刻,我卻遲疑退縮了——從經濟大環境找原因,從行業的夕陽屬性找理由,從就業年齡、性別歧視找借口,從身邊人無奈妥協當中找共性,試圖說服自己“茍下去”。

曾經渴望燃燒的一團火,在遭遇磨折后,成了小火苗,快要熄滅。無數次問自己,從不安于現狀的我,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后就這樣了呢?要不,就這樣吧。

唯“試管”是瞻的三年里,有過無數妥協,每一次留下的,不僅僅是人生中一段時間的空檔,也是生命力的流失。即使這三年里,我已經反復告誡自己,人生可以接受被“打斷”,但不能就此“改變”;即使全然覺知,是備孕和試管帶來了這些負面影響,提醒自己處處抵制;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很難抗拒,而自我沉淪帶來的自我否定,又形成了另一輪的自我譴責。

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通過回顧集中營經歷的種種磨難,創立了“意義療法”,他寫道:當我們遇到困境甚至絕境時,一些不可抗力或許會剝奪我們的很多東西,但它唯一無法剝奪的是我們自主選擇如何應對不同處境的自由。

慢慢地,對于試管的這段經歷,我構建起了一套嶄新的敘事(也可以理解為,來自我“麻醉”和“催眠”),將尺度拉長至整個人生,不再聚焦一個結果,更多放在了成長層面:莫不如,就當這大筆時間和金錢,投資了一場冒險,一場前所未有的奢侈旅行,去埃塞俄比亞觀賞野生動物大遷徙。閉上眼睛,身臨其境,想象著氣勢磅礴的壯美非洲。對比下來,我在三年里內心歷經了無數起起伏伏,所帶來的澎湃感恐怕不亞于此,何嘗又不是一場華麗的冒險?

一面充滿詩意地感慨,這“珍貴”的生命體驗不是人人都可享有的,另一面卻很清醒,反雞湯文學告訴我們,痛苦就是痛苦,不必刻意賦予意義和美德。

無論如何,這段經歷的確讓我變得很小很小,突然能聽見他人細微的苦痛。不像那些過于順遂的人生,只知快步向前,無視同輩和落下的人,久而久之,便任由感知能力鈍掉了。同理心和共情力獲得了生長空間,走過至暗的我,現在更像一個“人”了。

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在著作《苦痛和疾病的根源》中寫道:“身體可能是體驗、解釋和交流情緒和社會問題的載體……說身體在感受和表達著社會問題并非無稽之談。”

我們的一生都伴隨著疼痛感,月經周期性到來的身份提醒,偏頭痛、腹痛和歇斯底里。少女時代,容貌焦慮引發的飲食失調(暴食癥&厭食癥)。失戀、失婚,和反抗原生家庭過程中彌漫的抑郁情緒。

疼痛是打壓我們向下的力量,也可以是生命力的提醒。傳奇畫家弗里達在成為時尚icon前,用藝術記錄自身的一次次撕裂和不停手術的痛苦;傷病來襲時,谷愛凌在自己的手上寫下——痛苦是暫時的(Pain is temporary )。

體驗它,與它共存,了解自己有足夠的能量和內心空間消化接納它,然后繼續自己的人生。經歷過疼痛,我們擁有了一些財富,對于同類更敏感,更知曉人性的脆弱和不易,幸存后,愈加信任和期待這場旅行的未知。

寫下這些文字,是我想和“自己這三年”和“這三年的自己”做一場告別。

現在我準備好了。

后記

2023年3月7日,婦女節前夜。燈下,驗孕試紙還是一道杠,永遠的一道杠。抬眼看,臺歷上寫著吉利話:“好事將至”。苦笑一聲,莫名其妙:好事?這算什么好事呢?

窗外,淡淡的陰霾遮不住圓月皎潔。好事?也對,是時候了,是時候迎接重生。

放棄試管后,告別了針眼、苦藥、羞恥的內窺,整個黑夜重新屬于睡眠。再回憶,感覺一切仿佛一場夢。

從緊繃的狀態松弛下來,生活重回正軌,似乎又有些不一樣了。會特意去想完成“遺愿清單”上的條目,找“重要不緊急”的事情來做,花時間和家人、朋友創造共同記憶,摸摸大部頭古文,自學彈鋼琴。

我慢慢又能開心起來了,同時也允許自己用一段時間來身心復蘇,因為還總是小病不斷,老人來電話會問問身體如何,沒有特別帶著催促孩子的意思。

我和王輝兩個人開始朝前看,日常備孕繼續,希望-失望-重燃希望的小周期還在持續。但也越來越覺得,丁克的狀態未嘗不可。至于太遠的事情,就先不去瞎琢磨。畢竟人到中年,當下大環境不易,計劃著盡可能多攢點精力、攢點錢,為上面的老人考慮。

“這樣一想,沒有孩子也還行?”我問。

“可能是天意。”他答說。

能感覺到,對生活的探索欲正在恢復,生命力的小火苗也將會重燃的。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熟年》(2023),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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