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韓國再度拉響人口警報。

當地時間1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正式宣布韓國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 ，將啟動全力應對體系，直到低出生率問題解決為止。“如果不扭轉低生育高齡化趨勢，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

此番言語像極了當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針對本國人口危機的愈演愈烈而高聲呼喊的“國難當頭”。而眼下韓國所面臨的人口增長困境，甚至比日本還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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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韓國也是“人丁興旺”。韓國統計廳數據表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年均新生兒數量在90萬名左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指標呈現出明顯的遞減態勢，近些年更是加速下滑。

數據顯示，2017年韓國新生兒數量首次跌破40萬大關，2020年跌破30萬，2022年跌破25萬。而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韓國新生兒數量只有約23萬人，總和生育率更是僅有0.72，雙雙創下有相關記錄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與之相應的，是韓國總人口數量的連續減少。根據韓國行政安全部公布的《2023年末居民登記人口統計》，2023年韓國居民登記人口為5132萬人，比前一年減少11.3萬人，降幅為0.22%——這是2020年韓國首次出現人口減少以來，連續第4年出現人口數下降。從性別來看，韓國男性為2556萬余人，數量連續5年減少；女性則為2575萬余人，數量連續3年下降。

持續多年的低出生率疊加人均壽命的逐年延長，讓韓國經濟社會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越來越嚴重。韓國政府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70歲以上人口增至631.9萬人，同期20歲年齡段人口降至619.7萬人，70歲以上人口規模超過20歲年齡段人口為韓國歷史首次，可謂不折不扣的“老年人國家”。另外，2023年韓國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增至973萬人，占總人口的19%，已逼近聯合國認定的“超級老齡化社會”（即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0%）。按照目前的進度看，可能明后年的韓國就能確認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

值得一提的是，受人口出生率低迷影響，韓國的小學已經開始扛不住了。

韓國教育開發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國內近1/4的小學在校生數量不足60人，約1/10的小學在校生甚至不足30人；而《韓國時報》援引相關數據報道，在韓國的6175所小學里，2023年有1424所在校生數量低于60人，占比約23%，這一比例比20年前的2003年大約翻了一番。

這一系列數據，讓我想起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發表過的一個觀點：“韓國或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而今，他的預言仿佛正在一步一步地變為現實。

難怪韓國總統尹錫悅會如此擔憂焦慮，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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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之所以生育意愿如此低迷，部分原因，要歸于生育觀的改變。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早已不復存在，在競爭激烈的韓國社會里，如果孩子長大不能立足，就有可能成為父母的累贅。為此，父母勢必要想盡辦法加大各種投入，以期待讓孩子未來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可若是多生一個，成本難免會成倍增長。這樣，農業社會的“多子多福”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多子多負”，而“少養精養”的方式已備受韓國大多數家庭追捧。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韓國女性中的職業女性與知識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擴大。這群現代女性們崇尚在經濟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會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嚴，喜歡自我設計和規劃以尋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輩子做經濟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為主業的傳統家庭主婦。此時，生孩子反倒成為了一種障礙和負擔，故越來越多的女性拋棄多生育子女的“光榮傳統”，開始以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為優選。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生育觀念的改變并不是韓國人口生育率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從各方機構的調查結果來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韓國年輕人幾乎都給出了同樣的理由，那就是來自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壓力。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電影《寄生蟲》，這部202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深刻地講述了韓國底層人士同富裕階層之間宛如天塹一般的巨大貧富差距與階級鴻溝，也讓很多人看清了這個國家無比割裂的真實社會面貌：在富人越來越有錢的同時，貧困人口數量在不斷增加，中產階層人口規模亦是一再縮減。甚至還有韓國學者表示，這種兩極分化已然成為了一枚“定時炸彈”。

問題的根源，便在于韓國的財閥當道。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韓國政府為了推動國家經濟騰飛，采取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舉全國之力扶持了幾個大型企業，并以此大力吸引來自全球的資金、技術與產業轉移，促進對外貿易，局面被迅速打開。不過隨著這些大型公司的不斷并購擴張，他們已然滲透至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壟斷并控制了韓國經濟。

有數據顯示，僅是三星、LG、SK和現代四家巨頭擁有的資產規模就達到了韓國總資產的1/4，銷售額也占到韓國所有企業總銷售額的20%以上，這比曾經的“香港的四大家族”更甚。于是，世人開始用一個新的名字來稱呼他們——財閥。

很顯然，在財閥陰影籠罩下的韓國，年輕人想要擁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錯的薪資，幾乎只有“削尖腦殼”地加入財閥控制的大公司這一條道路，因為其他中小型企業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沒什么錢可賺，進不去大公司，基本就宣告了階層躍遷的失敗。

但現實卻是，能加入大企業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于是韓國百姓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窮人占據了絕大多數。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普遍對未來缺乏信心，自顧尚且不暇，當然也就沒有心思將生孩子的事情提上日程。

更有甚者，昂貴的子女養育費也讓一般家庭難以承受。

育媧人口研究智庫2023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韓國是全球育兒成本最高的國家，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成本約為3.65億韓元（約合190萬元人民幣），意味著每個孩子每年需要花費約2000萬韓元。而韓國雇傭勞動部的統計結果表明，韓國一名公司正式員工年均工資為4100萬韓元，這就意味著養育一個孩子，每年要花掉的錢超過一名普通員工年收入的近一半金額。

需要注意的是，4100萬韓元是平均工資，若是考慮到巨大的貧富差距，實際情況則是大部分人根本達不到這一水平，甚至是相去甚遠。這就意味著，在韓國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要比數據反映出來的大得多——更何況，這些統計還沒將各種昂貴的課外補習班花銷計算在內。

生活重壓如此，韓國人活著都要竭盡全力，又怎能有興致去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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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并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事實上，為了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齡化問題的持續蔓延與惡化，韓國已經做了大量的努力。早在1994年，韓國政府就放棄了限制生育政策，并于2004年開始推行獎勵生育的人口政策；2005年，時任總統盧武鉉設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齡化問題社會委員會”，由總統任委員長；2006年起，先后制定實施了第一個( 2006 ~2010年) 、第二個( 2011~2015 年) 和第三個( 2016~2020 年) “關于低出生率、老齡化問題的社會五年基本計劃”。

此外，根據韓國總統尹錫悅的說法，韓國政府在過去的16年內投入了280萬億韓元（約合1.46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生育，超過韓國一年GDP的1/10。而近些年，韓國政府對生娃家庭的激勵幅度，已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有媒體做過測算，如果當前尹錫悅政府對生育福利的計劃可以全部兌現，那么2024年生孩子的韓國一孩家庭，在孩子出生的頭兩年內，將最多得到總共6620萬韓元（約合34.6萬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

相比于韓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的2022年，這一階段的現金補貼提高了30%。其中包括，孩子出生就立馬獲得的200萬韓元，第一年每個月100萬韓元，第二年每個月50萬韓元，以及父母雙方休滿一年帶薪育兒假的每人2310萬韓元補貼。

不過在孩子年滿兩歲之后，韓國生育激勵政策的重心就轉向了非現金的優惠待遇，即便加上孩子上學到18歲的其他補貼，韓國一孩家庭領取政府現金補貼的極限也一般在7000萬韓元（約合36.5萬元人民幣）左右。

如此看來，韓國政府對生育的激勵似乎已經足夠豐厚。但相比于高昂的育兒成本，這些生育補貼卻顯得杯水車薪。按照前文提到的，韓國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成本約為3.65億韓元，而韓國政府的現金補貼僅能覆蓋韓國育兒成本的不到20%。更何況，韓國年輕人對于未來的迷茫和不自信，絕不是依靠政府補貼就能夠得到改善的。

這或許能解釋，為何韓國如此努力刺激國人的生育，卻依然沒能從泥潭之中走出來。

有意思的是，在人口出生率接連下滑之際，韓國養寵物的家庭卻越來越多。有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韓國有超過550萬個家庭、1200多萬人在飼養寵物，養寵物人數接近韓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可能恰恰反映出韓國人內心的無奈：與其生個娃，倒不如養只寵物來得實在。

但是必須承認，并不是所有的韓國人都不想生娃。

曾有一家韓國媒體在對各類人群生育統計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相比于不愛生娃的低收入人群，韓國高收入的富人生育意愿依舊強烈。另有新聞報道，去年首爾25個自治區的新生兒數都在減少，而江南區居然還多生了280名新生兒——要知道，江南區可是首爾東南部最著名的富人區，這280個新生兒“投胎”得很成功，父母都是不差錢的主。

生育問題，真的只是生育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