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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了，忽然之間就變了。

2020年，歷史的潮流與時代的變革在瞬間交匯，教育行業在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中撕裂開來。政策的強行重塑、市場的劇變、社會認知的割裂，使得教育培訓行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失。

曾經引領風潮的教育培訓機構，猶如被猛擊的玻璃，瞬間崩碎，四散而落。四年的時光，像一條不可逆的河流，將無數幻夢化為泡沫，飄零在風中。教育焦慮的持續蔓延，資本的急速撤離，市場需求的隱性轉移，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在問：覆浪之下，何以至此？

上篇：我們何以走到今天丨2015-2016教培大轉折 中篇：覆浪之下丨2017-2019教培大積變

2020-2024年，中國教育行業在迷茫中掙扎、反思。這四年多，教育不再是單純的課堂與知識傳授，它成為了國家政策、社會期望、家庭焦慮與技術變革交織的場域，成為一個無法輕易定義的復雜體。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試圖從碎片化的現狀中尋出一條可能的未來之路。未來幽暗，曙光閃爍。教育的真正使命，在這場深刻變革中變得撲朔迷離，若干年后回看，它是否會成為教育史上一場不可言說的迷失？

2020-2021

2020年5月 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六科超標超前培訓負面清單》

6月，教育部印發《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服務合同（示范文本）》。8月，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教育收費管理的意見》。10月，發布《關于對校外培訓機構利用不公平格式條款侵害消費者權益違法行為開展集中整治的通知》。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標志著校外培訓行業正逐步納入更加嚴格的監管軌道。然而， 當時的行業普遍存在僥幸心理，認為政策只是針對一些個別問題，不會觸動整個行業的根基。

2020年12月 “1對1”在線教育機構學霸君爆雷

受疫情影響，在線教育需求爆發，業內普遍認為這是在線教育的“紅利之年”。然而，在馬太效應的加劇下，教育市場投放成本飆升，像學霸君這樣的中小型平臺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在學霸君無法支撐前后，猿輔導剛剛融資10億美元，作業幫也吸引了超16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2020年，在線教育領域發生了111起融資，總金額超過539億元，猿輔導和作業幫的融資額占據了70%以上。

2021年2月 粉筆教育獲3.9億美元A輪融資

這筆交易也成為近10年來職業教育領域最大的一筆融資。2021年上半年，職業教育的融資額達到62.1億元，同比增長了450%。在政策紅利和社會需求的推動下，職業教育迅速成為資本市場的熱點。

2021年5月《民促法實施條例》正式公布

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不得組織學科類入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也不得轉為民辦學校。不久后，教育部等八部門發布了《關于規范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嚴格界定“公參民”范圍，“公參民”退出歷史舞臺。

2021年7月 “雙減”政策正式落地

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政策”）。新規從多個維度限制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發展，切斷了新機構的準入路徑，封堵了資本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注入。同時，對于已備案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實施了嚴格的審批和監管機制。全國范圍內，各地迅速響應，開展了各式各樣掃黃打非查教培的行動。“雙減”政策出臺后兩個月內，超過1250家教育培訓機構被強制執行，新東方等教培巨頭宣布停止在中國內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服務。

2021年11月 新東方為鄉村捐73366套桌椅

俞敏洪在朋友圈轉發文章時附文：“教培時代結束，新東方把嶄新的課桌椅，捐給了鄉村學校。”新東方發布的業績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1月30日，6個月凈虧損55億元，曾經的教培“龍頭”新東方捐贈課桌椅子、教學點退租，轉戰直播帶貨。如同突然吹來的冰冷寒風，曾經炙熱的市場瞬間凝結成霜。

2022

2022年1月 印發《關于建立中小學校黨組織領導的校長負責制的意見（試行）》

《意見》提出，要強化中小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作用，校長在黨組織領導下依法依規行使職權。11月，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代中小學思政課建設的意見》，進一步強調思政課在教育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標志著意識形態和教育的深度融合進入新的階段。

2022年3月 紐諾教育創始人成“最悲情創業者”

在一篇名為《賣了4套房，創業12年，如今負債1億，無家可歸》的文章中，紐諾教育創始人王榮輝講述了從估值5億到債務纏身的創業故事，文章迅速刷爆網絡，引來大批創業者共情。反差感十足的是，留言區充斥著網友的謾罵和家長的討債信息。

2022年6月 老牌教育服務機構金太陽納斯達克上市

金太陽股價一度暴漲390%，并觸發兩次熔斷。同月，讀書郎在港交所上市，接著見知教育和粉筆科技也相繼在港交所掛牌。然而，整個教育行業的融資氛圍卻發生了劇變。2022年，教育行業融資發生121起，相比2016年下降了近86%，總融資額約54.21億元，融資體量大幅縮水。

2022年6月 東方甄選直播爆火

東方甄選意外走紅，助推新東方在線股價上漲。教育巨頭紛紛下場，學而思推出了“學家優品”，豆神教育也在直播間分享文學知識與雙語教學，高途則推出了“高途好物”和“高途佳品”。然而，東方甄選的成功似乎難以復制。

2022年12月 十二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學科類隱形變異培訓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見》

提出到2024年6月，要全面清除隱形變異培訓。部門參與之多，處罰之嚴，前所未有。同月，十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面向中小學生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意見》，“‘雙減’工作容不得搞變通，學科類培訓涼了，陣地也不能轉移到非學科類培訓上。”

2023

2023年1月 量子之歌納斯達克IPO

成為教育行業“雙減”政策實施以來，首家在美股上市的大型成人學習公司。2023年，教育行業共發生了52起融資事件，融資總額為32.11億元，同比下降超過40%。量子之歌登陸納斯達克后，粉筆、邁越科技、優必選相繼赴港上市。

2023年3月 百度發布文心一言

百度發布了國內首款大模型AI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標志著國內AI競爭正式拉開序幕。此前，OpenAI發布了GPT-4，谷歌也推出了Bard。隨著AI技術的爆發，百模、千模大戰隨之打響。眾多教育品牌和科技公司紛紛布局AI自習室項目，2023年國內落地的AI自習室數量達到1320家。

2023年3月 統計局發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首次負增長。人口負增長影響教育，成為貫穿該年公眾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預計到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在校生人數將比2020年減少約3000萬。“人口塌陷”必然帶來連鎖反應，學校面臨關停，教師過剩，幼兒園尤其是民辦園招生難度加大，從“一位難求”變為“生源難求”。

2023年3月 校外培訓機構嚴管辦法密集出臺

《辦法》對校外培訓機構資金籌集、資金運營、收益分配等維度提出了全方位要求。7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從業人員準入查詢工作的通知》，進一步加強了人員管理。9月，教育部發布了《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明確了非法培訓行為的法律責任，學科類培訓從“違規”升級為“違法”，任何違反規定的組織或機構將面臨法律責任及刑罰。

2023年12月 優必選港交所上市

優必選成功募集8.29億元，成為2023年教育行業最大的一筆融資。華為、小米、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紛紛加碼這一賽道，押注人形機器人在教育和其他行業的商業化應用。

2024

2024年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實施

要求各級各類學校將愛國主義教育貫穿教育全過程，并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9月，全面啟用新課標和新教材，標志著自2020年開始推行的“新教改”進入了里程碑時刻，開啟了中國教育進入“新課標、新教材、新課堂”的“三新時代”。

2024年1月 教育部鞏固深化“雙減”成果

教育部召開全國“雙減”工作視頻調度會，要求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將“雙減”工作作為重中之重。8月，國務院出臺“促消意見”，文中“激發改善型消費活力”中提到教育和培訓消費，一度被市場解讀為利好，不少人惶惶然以為教培行業迎回春天。

2024年5月 精準學獲阿里巴巴2億投資

成為兩年來教育行業最大的一筆融資。同月，小度科技發布了基于文心大模型的首款學習機，科大訊飛則推出了訊飛AI學習機T20系列，多個教育品牌紛紛在AI學習機市場布局。然而，與此同時，教育行業的整體融資環境依舊嚴峻。到2024年11月，教育行業共發生了43起融資事件，總融資金額為8.423億元，較2023年縮減超過70%，相比2018年的“資本寒冬”，2024年的融資量下降了約93%。

2024年7月 鯨魚機器人獲國資平臺1億投資

鯨魚機器人獲得由上海體育產業基金主導的1億元融資，這一輪投資標志著國資平臺在教育領域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張。此前，浙文互聯成為豆神教育的第七大股東，而海國投則通過增持凱文教育股份，進而運營北京兩所凱文學校，同時積極布局職業教育賽道。

2024年9月 高途佳品停播

高途佳品宣布短暫停播，標志著教育培訓機構在直播帶貨領域的嘗試走到了岔路口。盡管如此，頭部教育公司并未放棄多元化轉型。新東方在教育、電商之外開始涉足文旅業務，而好未來則專注于素質教育與教育科技，推出了國內首個專為數學打造的大模型——MathGPT。與此同時，高途也在調整其業務版圖，將重點轉向非學科類教育和成人學習服務。

“政策驅動型”行業的結構性脆弱

政策的不確定性，已成為教育行業的宿命。2021年“雙減”政策的出臺，無疑是2020-2024年間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政策帶來的影響既深刻又復雜：市場的劇烈反應、家長焦慮的轉移、教育市場灰色地帶的擴張以及資源配置的不平衡，暴露了教育體制內外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雙減”無疑是教育領域的一次結構性調整，它折射出國家在治理結構和社會期望上的深層次考量。減輕學生負擔、緩解教育焦慮的同時，也隱含著社會治理的目的，尤其是在情緒管理和思想文化引導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教育體系的規范化、標準化是對社會思想和價值觀的統一引導。在人們普遍對未來焦慮和不確定的背景下，教育成為了社會穩定的支柱。此外，“雙減”政策也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教育培訓行業的迅猛發展，尤其是一些資本的快速膨脹與經濟發展宏觀目標發生了矛盾。

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對行業進行了深刻的“重塑”。從市場結構、教育模式、資本運作到社會觀念，行業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調整與變革。這種“重塑”不僅僅是對機構形式和行業規范的改變，更是對教育的社會功能、價值導向和市場預期的再定義。

2021年“雙減”政策如一記重錘，將教育培訓行業砸得支離破碎。無論是傳統的K12學科輔導巨頭，還是地方小型教育機構，都在重壓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大量機構倒閉、轉型，曾經支撐數百萬從業者的產業基礎幾乎在一夜之間傾覆。盡管地方化執行力度在2023年后有所松動，但這種變化并沒有明確的邏輯線索，更多像是試水與回調并存，讓整個行業陷入了看上去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涌動的局面。

市場的頑強與反復：需求不死，灰度生長

2020-2024年，政策的反復調整與市場環境的劇烈動蕩，使得行業在“過渡期”和“變革期”之間不斷徘徊。學科類培訓的急劇萎縮、素質教育的曇花短榮與隨后的低迷、職業教育的興起與困境，反映了市場需求在政策變化中的短期適應與長期轉型的沖突。

大量資本在政策出臺后迅速撤離教育行業，曾經繁榮的融資環境一夜冰封。一些頭部企業憑借資金和技術優勢，得以在素質教育、職業教育等領域重新布局，而大量小型教育機構陷入困境，市場進一步向規模化、平臺化的方向發展，也讓無數從業者和消費者失去了原有的依托。教育行業的市場洗牌加速，不僅是商業層面的重新分配，也與教育內容、形式的深度轉型息息相關。

很多機構一度試圖向“素質教育”或“職業教育”轉型，但市場的真正需求仍是傳統學科培訓。這種矛盾讓不少機構游走在紅線邊緣，既要迎合家長的焦慮，又要規避監管的風險。對許多教培人而言，這四年是從“高峰到低谷”的情感過山車。理想主義的回歸與現實的挫敗感交織，許多人在反復流轉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意義和人生選擇。

雖然“雙減”政策通過抑制課外輔導減輕學生負擔，但家長的焦慮并未得到根本緩解。政策的“減負”未能同步帶來社會觀念的轉變，反而推動了隱性教育市場的膨脹。這些隱性需求加劇了教育的階層化，家長們依然將教育視為孩子成功的唯一鑰匙，“分數”與“名校”的執念沒有因此減弱。政策的“減負”與家長的“增負”形成鮮明對比，讓教育行業陷入了方向上的迷失。

技術的介入：工具化與教育的內涵變異

在疫情的推動下，在線教育經歷了短期的爆發，技術的迅猛發展成為教育領域最具變革性的力量。AI、大數據等技術的應用，使得教育的個性化和定制化成為可能。疫情加速了在線教育和教育科技的普及，技術與教育的結合推動了教育方式的轉型，卻也加劇了市場競爭和資源不平衡。

教育行業正面臨著“技術驅動”的困境——如何平衡技術效率的提升與教育質量的深度之間的關系。在快速向數字化、在線化轉型的過程中，教育的“工具化”趨勢愈加明顯。技術推動的“智能化教育”越來越側重于效率和規模，卻忽視了教學內容的深度、師生互動和思維培養等根本問題。許多在線教育平臺過度依賴技術，導致教育的“工具化”傾向日益加劇。技術改變了教育的形式，但教育的內涵和目標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升。

AI和大數據在提升教學效率、個性化學習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過度依賴技術也使得教育目標逐漸從培養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轉向對“分數”和“標準化”的追求。教育的真正內涵，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思維、情感和價值的全面培養。

“焦慮未消”帶來的市場頑強性

教育焦慮不僅是文化根基的延續，更是社會競爭加劇的產物。焦慮未因政策的調整而消退，反而隨著家庭教育投資的隱性化、個性化需求的增加以及對未來競爭力的過度焦慮而愈發加劇。2022-2024年間，地下培訓市場和小規模家庭式輔導班被視為壓抑后的一種反撲。教育行業依然被競爭驅動，素質教育的本質和教育的多元化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實現，反而在某些方面成為了應試教育的“偽裝”。

教育與社會期望的錯配，是社會結構性矛盾的一種延續。一部分家長選擇“相信”，希望通過減負給孩子創造更健康的環境；另一部分家長則在暗自較勁，擔心不補課的孩子會掉隊。這種觀念分裂讓市場需求變得愈加復雜。無論是“私教”“提分班”還是“留學輔導”，本質上都是應試教育的延續，只是換了副面孔而已。社會競爭的壓力、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正在孕育出新的“教育競爭場”。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一旦未能顯著提高，將進一步削弱教育的社會信任感，教育的真正價值和功能也因此受損。

行業的劇烈調整和市場的快速瓦解，直接導致了社會對教育培訓的信任度下降。從家長到從業者，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教育行業的可持續性和價值。行業劇變凸顯了教育供需的不平衡，也促使從業者重新思考教育培訓的意義：不再是單純的升學工具，而是教育生態的一部分。然而，事實卻是，教育創新卻越來越被邊緣化，“分數至上”愈發成為社會共識。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低增長時代，家庭對教育的投資意愿和能力面臨考驗。與此同時，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年輕人口的下降，將使教育培訓行業不得不應對產能過剩和市場飽和的雙重壓力。未來幾年，教育行業將進一步走向兩極化：一方面，教育資源集中向頭部企業流動，中小機構的生存空間日益壓縮；另一方面，基層教育市場的服務能力不足，可能進一步削弱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機會。對于那些試圖轉型的中小教育機構來說，未來的道路尤其艱難，既缺乏與大型平臺競爭的資本優勢，政策與市場需求的變化又讓它們難以找到穩定的發展方向。資本驅動的教育模式是否能持續，依舊充滿不確定性。

從2015年到2024年，中國教育行業經歷了從市場化擴張到政策干預，再到轉型探索的全過程。這段時間，既是行業重新定位的過程，也是失去方向、過度試探的階段。資本的快速涌入與政策的深度介入，市場經濟和社會觀念的雙重驅動，推動著教育行業的急劇變化。

中國教育行業的未來并非一條直線，它的走向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一切取決于機運如何，即在一些歷史的重要時刻，政策的巧合、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在特定時空交匯，帶來怎樣的一系列轉變和突破。2024年教輔行業重開大門，看似是市場與需求的強韌復蘇，實則是教育、經濟與政策三方博弈的表面緩和。這種反復是社會深層矛盾的反映：教育公平難題未解、家庭教育焦慮依然、行業規則空白未填。

政策的劇烈調整、市場的迅速轉型、教育焦慮的延續，甚至技術的快速發展，都讓教育行業的未來變得撲朔迷離。然而，迷失并不意味著終結。行業的困頓與迷茫，正是教育行業在新社會環境中尋找方向的必經之路。如梭羅在《瓦爾登湖》里所說：“日出未必意味著光明，太陽也無非是一顆晨星而已。只有在我們醒著時，才是真正的破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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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芥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