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民眾心中，清官可謂是完人，是潔白無瑕的，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環，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點。

然而，翻閱古人留下的筆墨，我們卻能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群體意識斷裂”，也就是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評價實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滿意，有時甚至大相徑庭。

晚清小說家劉鶚對這一問題有直接的闡述。他在《老殘游記》中說：

“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

為了支持這個論斷，他在書中塑造了玉賢和剛弼這兩個以清廉自居但同時又剛愎自用、濫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讓他們辦了許多冤假錯案。

劉鶚認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種絕對的優越感，這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問心無愧，從而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甚至剛愎自用的境地。

對自己的行為盲目自信，做事所憑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臨下，現實情況、世俗人情一概斥之為鄉愿，只顧一點，不及其余。

海瑞就是這么個人。

海瑞這個人生前就毀譽參半，朝廷上有人和嘉靖帝說：“海瑞這人，盡忠如螻蟻，盡孝似禽獸”。

翻譯過來就是說，海瑞這人“忠孝異于常人，但做的事情都不是人干得出來的”，他是“愚忠”，是“憨孝”。

這句話是對他是既敬佩又憤慨又可憐。

海瑞這人，是典型的讀儒家孔猛之書讀“傻”掉的人，他一輩子以圣人的標準嚴于律己，忠孝不僅要兩全，而且要“全”的極端。

更過分的是，他不僅要自己做到，還要求所有人都和他一樣。你看他那句：“天下皆濁我獨清”。

他把全天下的人都當另類看，只有自己才是正常人。

昨天，讀者點播問，為什么特殊時期那么推廣海瑞？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海瑞一直在“向朱太祖學習”。

海瑞的一生，可以說是朱明王朝兩百年主旋律打造出來的極端結晶體。

因為，明朝從朱元璋時候起，就鼓吹道德治國，強調忠孝。

海瑞本是個淳安縣小官員，淳安這地方就是今天，還是浙江欠發達地區。

海瑞在淳安知縣的任上，也說不上做出什么政績，他作為一個縣的一把手，他的職責應該是什么？是帶動當地的經濟，讓老百姓吃飽。結果，老百姓還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你再怎么清廉、忠君、至孝、有什么意義？

他認為，整個大明朝基本全官皆貪，“天下皆濁我獨清”，只有自己是干凈的。

于是他，每天穿布袍、吃粗米飯，自己種菜，老母做壽他咬咬牙買了兩斤肉，居然都成了當地爆炸性新聞，搞得當時的省委書記胡宗憲都知道了。

胡宗憲派人去看望他，他也只是用粗米飯款待。

不僅如此，他還動不動就是上疏對皇帝死諫，時不時就是抬棺上疏。

他對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祖制”狂熱崇拜，一心復古。為響應太祖遺訓，他對母親謝氏那是什么都聽從的“至孝”，所以有人調侃說海瑞這人生平，除了相信大明王朝皇帝和他老母以外，結發妻子親生女兒都是無所謂的。

為了盡孝，三四十歲了還和母親同屋而眠，冷落妻妾子女。

他那么窮，但也結過三次婚，納過二位妾，整天板著臉對人，每日“非禮勿視”，但是生孩子速度倒挺快，一口氣生了7個，不過有5個夭折了。

他喜歡家暴，也完全奉母行事。

第一位潘氏勤勞肯干、性情溫順，只因海母不喜歡，他就休掉，續弦許氏生了兩女兒，老母親想要孫子，認為許氏沒有生兒子的命，所以大孝子海瑞直接逐她出家門。

接著，第三個夫人突然暴卒，社會紛傳他有殺妻之嫌，后不了了之，另一個妾則受不了屈辱于同月自縊身亡。

他女兒才5歲，只因為接受家中仆人遞給的餅子，他覺得和“禮法有礙”，禁止她進食，導致第七天，該女活活餓死。

其實，這樣的劣跡舉不勝舉，明代很多筆記都有記錄。他一生秉持孝道，但他的觀念實際是異常扭曲的，一切正常的人性，都在這種孝道觀掩護下混滅了。

這就是朱元璋提倡的“孝”。

所以，這種孝，數落他是禽獸似的孝，并不過分。

海瑞這人“盡忠”、“盡孝"那是徹底主義的，這位熟讀子曰詩云的前教書先生，做到這種程度，在整個明代可說絕無僅有。

海瑞一生，一心想成為圣人，官場上徹底地不識時務，不知不覺走到了整個官僚體制的對立面，自己也沒干成多少實事。

同時，更為嚴重的是，他有病態的、迂腐書生典型的道德潔癖。自律標準之高是非人化的，對周邊人的道德要求也是嚴苛到殘暴的地步。甚至，差不多都失掉了人的氣息。

所以對他的惡評當時就流傳社會。

萬歷十四年(1586年)四月，當時的海瑞都是王朝宣傳典型了，他的同事，時任南京提御史的房寰氣得不得了，一心上疏彈劾上司海瑞，批評他“大奸極作、欺世盜名、誣圣自賢、損君辱國”。

但是，皇帝并不會處理他，因為皇帝需要這樣的人，海瑞代表著“真話”，殺了海瑞，不就證明皇帝聽不進忠言嗎？皇帝要告訴天下“你們看，朕連海瑞的話都聽的進去，你們還有什么不能和我說的？我們大明王朝就是要大鳴大放嘛，大家應該學海瑞嘛。”

是的，海瑞盡忠，但是他做官，完全是書呆子式的搞法，以形式主義與道德理想評判是非。

在《萬歷十五年》里，黃仁宇曾講述過他辦案的準則：凡父子爭執，必判子輸；凡富窮訴訟，必判富人失敗。

他執著認為老百姓告狀就是對的，但你告誰？是個大問題。

所以，他辦案子沒有法律上的尊則，完全看誰輩分大誰贏，誰窮誰說的算。所以，他很忙，任何時候都在不停地審判，竭力地用刑，而且是酷刑，搞得社會很恐慌。

大概也因此，他的同僚沒有喜歡他的，他好幾次被官員舉薦，但這些人也不是真心，而只是討厭他又找不海瑞的什么問題，只能想方設法用提升的方式希望他調任別處。

搞到最后，連皇帝也認為他就是圖名，干不成啥實事，直接利用他的價值給他樹個清官招牌了事。

就像嘉靖皇帝煩的無數次想砍他腦袋，但是又怕留下惡名，才安排他一個閑差。

之后，萬歷皇帝給他的斷語是：“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

表面上，萬歷皇帝肯定了海瑞的長處，實際上是一種批評和否定。

萬歷皇帝對海瑞的廉潔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認為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風化方面有榜樣作用，在國計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樹。

我一般寫歷史，都會寫該人物的人生軌跡，可海瑞這個人我真不知道怎么寫，他的一生除了“忠、孝”，在政績上基本是毫無貢獻的。

海瑞一生，為官33年，一半時光是在罷官狀態，“海瑞罷官”是比較有名的戲劇。雖然，他也提過不少治國施政的意見與方案，但幾乎沒有被采納過。

實際上，他清廉的努力對當時政局也并沒有什么效用，因為道理很明顯，任何封建時代，如果沒有機制改良，讓官員不能貪、不敢貪、不想貪，單靠某些官僚的潔身自好“防疫”工作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大概也因此，后世有人說，若海瑞要掌握實權，以他那種搞法，不但無法“激濁揚清”，還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

康熙皇帝對清官問題有其自身的認識，他在一道詔書中說：“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

康熙的意思很明確，清官要把道德優越感丟掉，對人不可苛責太嚴，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執的強硬。身為一國之君，他當然不是鼓勵貪污，而是不希望出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局面，使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

海瑞的用法嚴苛，包括對屬下和部民苛責，還包括在施政中偏執、強硬，不近人情。他有道德潔癖，對人太過苛責，如果別人不能達到他的標準，就一概斥為“泥豬、癩狗、污穢小人”。

這種心態導致了他在施政中用法嚴苛，而這一點卻恰恰是導致老百姓日子難過的原因，因為老百姓不怕貪官，就怕庸官，你貪污可以，你只要帶動地方經濟，有什么關系呢？

海瑞不管，他認為道德才是第一的，貪污就是犯罪，必須死。

因此，海瑞還是一個嚴刑峻法的贊賞者，他對明初朱元璋“剝皮楦草”的殘酷懲貪措施懷念不已，并建議恢復“毫發侵漁者加慘刑”的祖制。

他的建議不但讓官場震驚，連萬歷皇帝也認為太過了。

《海忠介公年譜》中載，海瑞被任命為應天巡撫后，“飆發雷厲，郡縣官吏凜凜竟飭，貪污者望風解印綬而去。權豪勢官，斂跡屏息，至移他省避之”。

這種讓貪官污吏、權豪勢要望風而逃的殺氣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為產生的效果。

然而，屬下掛冠求去，大戶外逃也讓海瑞的利民大計無法得以實施，最終黯然收場。

將清廉和貪腐寄于個人道德修養，本身就是悲劇，所以海瑞討論清官、貪官的優劣沒有現實意義。

當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對清明的國家，無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嚴格的執法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如此我們還需要靠道德去立命嗎？

當時，海瑞是大明朝整個社會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但你要明白，這是皇帝提倡的楷模，不是老百姓提倡的楷模，事實上，在海瑞的治下，你找不到一戶富裕家庭，因為富裕家庭在海瑞眼里，必然是欺負老百姓的存在。

海瑞的道德癖其實也是一虛偽的道德觀，愛惜羽毛的他，最看重的就是大家對自己的褒揚，你越夸他，他越來勁。

所以，通過海瑞這個人，你就明白為什么當年要大肆宣揚他了，其實海瑞在明清兩朝，口碑都不怎么樣....

就像劉鶚認為的，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種絕對的優越感，這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問心無愧，從而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甚至剛愎自用的境地。對自己的行為盲目自信，做事所憑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臨下，現實情況、世俗人情一概斥之為鄉愿，只顧一點，不及其余。

這種心態是極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說，比如聽理刑獄時，容易濫用刑罰、草菅人命；往大了說對國計民生無所補益，反而會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