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崛起，而是回歸。

文 | 華商韜略 陳斯文

2025年剛剛開始，但已足以令人銘記。

DeepSeek、宇樹人形機器人等中國科創的華麗開篇，讓中國不再是世界科技前沿的旁觀者、跟隨者，而是“出手就第一”的引領者。

多年后回首2025，或許它會被稱為“中國科創新元年”。這個新，新在它“出手就第一”，也新在中國科教興國幾十年的積累，在這一年迎來了開花結果的新階段。

1992年1月，總設計師來到珠海亞仿公司，看著正在研制的核電站仿真機，他突然向董事長游景玉提問：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論斷，你認為站得住腳嗎？”

當時，亞仿已通過技術國產化把仿真機價格打到了進口產品的八分之一。游景玉幾乎沒有猶豫：“以實踐來回答，我認為這個論斷完全站得住腳。”

總設計師的問題背后，是他對加大科學技術生產力發展的迫切希望。

新中國以工業化為主的經濟建設模式，搭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但整個產業結構卻與世界科技前沿距離遙遠，在先進制造和高精尖產業，差距甚至要以代際和量級衡量。

1977年，中國半導體巨擘王守武在總設計師面前直言不諱：

“全國600多家半導體工廠，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這一年，蘋果推出了AppleⅡ，成為首個真正意義的大眾電腦品牌；靠著東芝、富士通和NEC，日本存儲器行業橫掃全球；英特爾即將推出劃時代的8086芯片，成為x86架構的起點；僅IBM一家，188億美元的年收入就相當于中國出口總額的兩倍。

1978年的前9個月，中國領導人密集訪問了31個國家，同時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它們中絕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絕大多數都閃耀著科學技術的光芒。

現實令決策層進一步感受到差距，也開始從頂層設計著手，加快在科技領域的追趕步伐。

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戰略方針，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由此成為共識，成為重要的工作目標。

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綱領》，提出動員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

三年后，中央又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把“科教興國”作為國家戰略。中央政府在政策層面對科技創新的重視，讓中國科創開啟了宵衣旰食的奮起直追。

隨后20多年，通過“市場換技術”“換道超車”“跨代際打擊”等策略，中國在高鐵、核電、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面板等多條戰線實現了局部反超。

但這一過程中，一個明顯的短板卻始終未得到解決，而且越來越成為制約整體進步的關鍵：以“缺芯少魂”為典型的核心技術“卡脖子”。

所謂的“卡脖子”，是指缺少國外供應的某些設備、部件、材料或技術，國內產業就無法運行的狀態。即便中國在這個產業的產能規模達到世界第一，只要這些設備、部件、材料無法進口，產業就馬上停擺。

到2018年，中國每年發表的SCI論文總量已高居全球第二，但同年爆發的貿易戰，立刻讓芯片半導體、基礎軟件等領域，拖住了國內高精尖產業的后腿。

華為便是一個典型例子：盡管它早有意識，由海思自主承擔高端芯片設計重任，但美國一方面禁止臺積電為其代工，一方面要求高通等對其斷供，最終還是陷入了相當長時間內無芯可用，眼看著手機業務在全球凋零的巨大困局。

各個領域里形形色色的“卡脖子”現實，都讓我們不得不對短板進行系統性反思，一系列圍繞突破卡脖子的政策舉措，乃至高層的關注與加持，也隨之而出。

從集成電路、工業母機、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科研儀器、核心種源等，卡住中國產業脖子的關鍵節點被明確出來，從中央到地方，從資金支持到市場支持，幾年之內，中國科創就呈現出超越過去幾十年的力度與速度。

2023年9月，最高領導人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對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提出新要求和新目標。2024年7月，中央明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整個中國科創也因此更上臺階。

以政策為導向，集中力量辦大事，乃至于由政府主導直接下場發展重大科技項目，美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也同樣如此，必須如此。

自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起，持續40年，中國政府對科創的政策重視與加持，中國領導人對科創的關懷與支持從未間斷，而且力度越來越大，這是中國科創在2025煥然一新的關鍵。

但政策的作用更多是保駕護航，要成就一個科技強國，必備的是教育、人才、資本、產業基礎與市場的合力。

1977年8月，在總設計師組織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按捺不住，把當時的高校招生制度痛批一頓后直接諫言：

“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這句話打動了總設計師，他當場讓教育部追回已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

這一年12月，中國唯一一次冬天舉辦的高考拉開大幕，也創造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報考人數570萬，錄取考生27.3萬。

盡管錄取率只有4.7%，但它的意義卻是非凡——中國的高等人才培養機制自此重啟。從高考恢復到1985年，國內累計培養的本科畢業生已達180萬人，是文革前畢業生總量的三倍。

與高考選拔系統恢復并行的，還有一連串人才政策：公派留學重啟、重點高校復建以及“863計劃”中對科技人員的組織，所有政策都指向了高層次人才建設——首批公派出國的52名赴美學者，有7人在日后當選為兩院院士。

對于一個希望在科技上有建樹的國家而言，足量的高等教育人才是必備的。天才的出現是概率事件，只有人才基數足夠大，才有可能誕生出“學術大咖”“產業大牛”。

即便是消化吸收、改良迭代現有技術，同樣需要一個堅實的人才體系作為轉化層。

典型困局曾在半導體行業上演，為了縮短越拉越大的代際，中央政府先后組織了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核心模式就是由財政資金出資，引進制造技術與成套工藝，先吸收消化，再實現自主可控。

但錢越花越多，芯片短缺卻越來越嚴重，到2015年，進口芯片花費已超過2000億美金。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堅實的人才體系，引進的技術只能照做，無法吸收化為己用。

充足人口，讓中國享受了一波勞動力紅利，但沒有充足高等教育人才，就只能看著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人才斷層干著急。

1998年，經濟學家湯敏在詳細研究后得出結論：相比發達國家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中國只有5%。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因此被提上領導人案頭。

次年6月，高校擴招的大幕正式拉開，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一路飆升到現在的90%以上。

盡管擴招政策爭議不休，但它帶來的“人才紅利”卻雷打不動：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在2020年超過1.1億人，位居世界之首，每年光是工程師人才，就能培養160萬，占全球四分之一，相當于美國、歐洲、日本和印度的總和。

這些如流水線般生產的科技人才，如魚入海洋般流入了華為、騰訊、阿里、小米等信息產業大廠；流入了邁瑞、隆基、比亞迪、三一、中芯國際這些制造業龍頭；也流入了自主創新、自主創業的海洋——從宇樹科技到深度求索、從寒武紀到游戲科學，創始人皆是沒有海外留學背景的本土高等教育人才。

但中國顯然沒有滿足于本土培養，而是放眼并接軌世界。

2008年，由中組部與人社部牽頭，旨在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創新創業的“千人計劃”開啟大幕。根據披露數據顯示，這項計劃一共為中國引入了超過7000名海外高層次人才。

內培+外引的方式，讓中國擁有了全球最大的科技人才體系，為今天的科創蓬勃打下堅實的基礎。

持續的資本投入，以及資本積累，是中國科技創新能夠出手便“世界第一等”的另一大關鍵。

在“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80年代，中國許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一度困難到連圖書都無力購置，而當時的國企深陷泥潭，民企勢小力微，也讓它們無力對科創做投入。

很長時間里，政府直接投資都是支持科創的主力。

1986年，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獲得強大財權，使每年撥給基礎科學的資金有了長期保障；2001年入世后，GDP與政府財政連年增長，讓中國科創的資金天花板更上層樓。

2004年，在美國硅谷退休的尹志堯回到了國內，打算在上海做出中國人自己的蝕刻機。

尹志堯沒有多少資金，但作為英特爾和泛林半導體的資深工程師與管理者，他擁有多年的技術積累，以及成型的團隊。

他嘗試著向風投機構講蝕刻機的故事，而互聯網才是當時的熱門，沒有幾家能理解這種裝備對半導體的重要性。

但上海市政府看好他，支持他：一年內，尹志堯的公司成立、項目立項、工廠開建……頂在后面的是上海市政府的5000萬元扶持資金，緊接著又是政府擔保的5000萬美元貸款。

上海的支持，讓中國擁有了今天的中微半導體，解決了半導體設備的卡點之一。

直到今天，來自政府的投資仍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商湯、曠視和寒武紀的股東里，均有國資背景的投資公司，在杭州六小龍中，至少有四家企業接受過杭州市政府的資本加持。

政府帶頭出資的同時，民間資本進入科創的頂層設計也在世紀之交破繭而出。

1998年，時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提出了著名的“1號提案”，這個《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在日后被視為中國風投行業的里程碑。

此時恰好是互聯網產業燎原的關鍵時期，兩年后中國加入WTO，外商風險資本隨即進入。在科技新產業奔涌，外商風險資本的帶頭示范，尤其最早一批互聯網企業成功上市的財富效應拉動下，中國風險資本與創投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

到2024年，中國的風險投資總額已達402億美元，盡管這些資本的流向并不局限于科創領域，但具有顯著科創成果的項目，已完全可以通過開放渠道得到資本支持。

在1999年，騰訊賬上只剩下了1萬元現金，馬化騰前后找了6個買家，得到反饋卻是“看不明白”，甚至有買家按照“騰訊有多少電腦”來評估，最多只肯出價60萬元人民幣；而在阿里巴巴的第一輪融資中，馬云用50%的股權，才換回了高盛500萬美元的投資。

但只用了20多年，中國就營造出一個超級繁盛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創業者踏破投資人門檻的景象已是往事，市場上對宇樹科技和深度求索的股權求購熱情，甚至讓兩家公司的概念股連續瘋漲。

國家對科創籌資體系的多層面規劃，則始于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個完整的二級市場，既可以在不同層面為科創提供資本支持，也是對一級市場資本退出的機制補足。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先后在2009年、2019年和2021年開設創業板、科創板與北交所，通過注冊制改革、市場化定價等機制，為成長型中小企業、硬科技與專精特新型企業提供直接融資平臺。

以最典型的科創板為例，截止2024年底，科創板上市公司達到了581家，公開首次發行融資9176.12億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共262家，累計融資552.37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占比超八成。

在巨大的科創籌資體系中，還包括了特別的一極——企業資本。它們一方面持續將自身積累的資金投入到企業自身的科技創新，推動企業不斷加強科創屬性，一方面也以投資等方式參與新興產業的發展，既為企業培育新增長，也服務于中國的科創發展。

尤其是通過市場化拿到豐厚回報、實現自造血的產業龍頭，他們更熟悉產業前沿，對于科創的投入往往也更精準——僅在2023年，比亞迪將230億元投向了智能駕駛與電池技術；寧德時代用120億元繼續加碼固態與鋰離子電池；三一重工以100億元押注工程機械智能化；邁瑞醫療用90億元繼續深耕高端醫療裝備。

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研發費用排行榜，冠軍是讓人想不到的中國建筑，費用也讓人想不到：高達399億元。其成就包括：攻克了碳纖維千噸級錨索技術，打破了日本長達60年的壟斷——受益者不單是建筑，還可以包括戰斗機、戰略導彈、火箭和衛星。

在新能源汽車智能化與續航大跨越的2022年，理想和小鵬每個季度都要燒掉15億元左右的研發費用，比亞迪則連續多年保持百億級別的投入。

即便是被公認為“小錢辦大事”的深度求索，在GPU方面的投資，據估算也至少需35億元人民幣。站在它背后的，是創始人梁文峰執掌的私募基金。

有人、有錢之外，中國科創如今還擁有一項幾乎獨步世界的巨大優勢：產業基礎。

建國后的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四十年，讓中國實現了一項獨步世界的成就：擁有最齊全的產業門類和配套產業鏈，并在絕大部分誕生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如鋼鐵、鐵路、汽車、化工、電力、電器、電子等制造業部門，都做到了全球規模最大乃至最強。

早在2000年左右，深圳就擁有了計算機、程控交換機、電視、手機等1600家產品廠家，生產一部手機所需的200多個元器件，在華強北方圓兩小時車程內就能全部湊齊。后來，“兩小時配套圈”，又與時俱進地演進成了半導體、光電子器件、印刷電路的強大硬件供應能力。

2006年，大疆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宿舍里開始創業。其團隊最初只負責產品的頂層構想和創新思路，所有生產環節都在網上發標，而其發出的每個組件、模塊，甚至螺絲釘標的，都能吸引到數家代工企業競爭。

創業企業在小批量生產環節無法尋求穩定供應鏈的難題，因此迎刃而解。在此之后，憑借供應鏈的雄厚家底，大疆一輪輪完成了性能優化與產品降本，贏得了無人機的全球主導地位。

作為曾與大疆勢均力敵的對手，美國3D Robotics公司創始人克里斯·安德森對于自身失敗，有一個凝練總結：

大疆在極度復雜的硬件方面，進行了垂直整合和真正的創新。他的言外之意是，自己輸給大疆，其實是輸給了中國產業鏈。

產業基礎對創新的托舉，同樣助力了宇樹科技。它在機器人的機械結構、運動、傳感、人工智能四大分項技術上，都有產能充沛、技術成熟的廠家充當后盾。在完成頂層設計構想后，宇樹對于技術組合、驗證、優化的一切需求，均可通過與廠家的協作，獲得有力的技術支持。

不久之前，黃仁勛在談到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的前景時說，大灣區是世界上唯一同時匯聚了機電一體化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地區，擁有獨一無二的機會，他強調的，也同樣是產業鏈基礎的優勢。

當政策營造了大環境，人、財、物三要素齊備，中國科創還有一塊放眼世界獨一無二的沃土，這就是巨大的內循環市場。

2018年貿易戰爆發后，各種被“卡脖子”的案例，讓“國產替代”的聲音響徹云霄。

然而，國產替代并不是一個新概念，從新中國的萬噸水壓機，到90年代探索國產操作系統，都印證了自主制造、獨立自強的腳步。

與過去相比，新一輪國產替代的最大區別，中國在許多領域，都已是世界最大單一市場。甚至可以不夸張地說，能在中國做到第一，也就能在世界名列前茅。

京東方在面板產業內的崛起，是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

從2001年到2006年，韓國三星、LG等六大面板生產商，先后召開了53次共商會議，聯合操縱市場，高價收割中國客戶。

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也對面板企業發出禁令，禁止其到大陸投資，后續又禁止當地企業將最新技術與產線引入大陸。

但這給了京東方一個良機——市場的巨大需求已經成熟，它開始以成本優勢搶占份額，站穩腳跟；技術封鎖則進一步助力已打開局面的京東方，讓它得以繼續向中高端市場突襲。

這最終成就了京東方在面板五大核心品類上的全球出貨量第一，當年在面板領域卡中國脖子的三星、LG則紛紛被迫逼到市場邊緣。

類似的故事在多個領域輪番上演：十多年前，隆基股份曾頂著虧損壓力押注單晶硅，底氣正是國內龐大裝機量帶來的市場需求；從造車新勢力到電池巨頭寧德時代，背后的底氣仍然是“市場養技術”的需求邏輯——當中國消費者每年買走全球60%的電動車時，規模化生產直接攤薄了研發成本。

在差距最大的芯片領域，中芯國際能夠主動發起“下調40%”的價格戰，核心原因就在于28nm芯片價值雖然相對較低，但出貨量卻在整個芯片市場占比高達75%，背后更有中國本土這個巨大市場。

人口超14億的中國，市場容量是天然存在的。微信、支付寶這類幾乎“人手一份”的超級App自不待言，即便是醫療器械這種高度to B的行業，也存在巨大市場空間——中國每十萬人擁有4.6張ICU床位，遠低于德國的33.9張和美國的25.9張，超百萬套隨床配套設備的市場，一下子就擺在眼前。

經濟學家米塞斯有一個經典論述：沒有市場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過是僵化的文字。

市場，不但讓企業的創新成果轉化為商業獲利，讓創新可持續，也是企業創新的培養皿與試驗場。尤其在場景和數據越來越成為創新要素的今天，市場既是創新的指引，也是創新的支撐。

中國巨大的多樣化醫療場景，讓邁瑞醫療可實現數百萬臺的裝機規模，進而擁有海量的優質醫療數據，而這些數據成了它的數智化創新載體——讓醫療插上AI的翅膀。

中國領先于移動互聯網領域，決定性因素就是巨大的本土市場，從而讓巨大、多樣的應用場景成為創新試驗場，并為創新提供了從數據樣本到用戶反饋等優勢保障。

一個巨大市場，永遠是技術的催化劑，能把實驗室里的火花燒成燎原之火。今天的中國，則用14億人的衣食住行、2000座城市的產業升級、200萬億的資本流動，全球最完善與強大的產業鏈，搭建起人類史上最龐大而復雜的創新生態。

【04】

當DeepSeek用不到ChatGPT10%的成本，做出比肩ChatGPT的成效；當宇樹的人形機器人一出手，就解決了雙足步態的業界難題。

2025年的中國，迎來了一個科創大爆發的年份。

2025的天干為乙，地支為巳，歷史上的乙巳年，常與科技有些微妙聯系：蔡倫造紙、相對論創立、科舉廢除、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都發生在乙巳年。

因此在一些人看來，這場爆發，似乎在冥冥之中印證了歷史的巧合。

但這顯然不是偶然，而是中國科創在正確方向上行進的必然。

來自決策層的呵護，創造了一個鼓勵科技創新的政策環境；人才、資本與產業三大要素的聚合，創造了一個托舉科技創新的產業環境；帶有明確規劃的巨大市場，創造了一個獎勵科技創新、孵化科技創新的商業環境；來自科教興國40年，是5000年文明延續的積累。

當這些積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結合在一起，中國科創的爆發已是必然。2025，不過是爆發的開始，是新的元年。

這一切，或許正如馬斯克所說：

中國不是崛起，只是回到了它應有的位置。

歡迎關注【華商韜略】，識風云人物，讀韜略傳奇。

版權所有，禁止私自轉載

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

如涉及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