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山西“訂婚強奸案”二審開庭。未當庭宣判，但在互聯網上卻引起輿論嘩然，到處都是口誅筆伐審判機關的聲音，仿佛這就是“冤假錯案”?？梢哉f，辯方試圖通過輿論施壓的目的基本上達到了。

畢竟，縱觀那些引發輿論重大的刑事案件，我們都不難發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方的聲音往往是最大的，看起來是聲勢浩大的。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受害方處于式微的境地，還有公檢法一方被按住反復鞭撻。

基于“誰聲音大誰有理”和“先發聲就搶占先機”，以及“當官的沒一個好人”的樸素民間原理，觀眾們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辯方這邊?？v然他們忽略了只是辯方的“一面之詞”而不掌握全部事實的情況，也忽視了受害人、司法機關不便發聲的處境及司法機關具有專業知識、嚴格程序和責任追究制度的情勢。

因此，客觀上，輿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一方未必就是正義的一方。這點應當予以重視。何況，本起案件中，因于新聞媒體及官方對案情的披露有限，就現有發表意見依然不夠客觀公正。當然，今天所討論的主體并不案件本身，而在于輿論所反映出的社會問題。

梳理不難看出，這場討論中口誅筆伐的聲音幾乎全部來自男性，可以看作是對這些年“女拳”興風作浪的反擊，更深層次則是商品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副作用。女性被資本調動，理想被商品吞噬，人格被金錢物化。人們不再以抽象的直觀感受和內心喜悲衡量感情，代之以具體的物質貴賤和金錢多寡。理想可以商品化，感情可以買賣論。

其實，之前的“翟欣欣案”“貨拉拉司機案”等一眾涉女性刑事案件中，包括“黨志軍報復女法官案”，都能看到男性網民在其中的“群情激憤”。原因既有女性在被“蠱惑”下的地位提升，挑戰了長期的男性主導社會，導致部分男性的焦慮，也有對理想主義的追崇，及對人格被物化的憎惡。

可見的是，在物化的情勢下，2009年播出的《蝸居》中角色“海藻”的風評發生了翻轉，彼時對其的普遍批評已然變成了理解乃至支持和推崇。相比那“無能”的男朋友，能輕松幫海藻解決的宋思明已然成為“好男人”——我們“終于（還是）”到了“笑貧不笑娼”的年代。

這在去年播出的電視劇《凡人歌》中，更是被擺上臺面。謝美藍的吶喊“我不是那個當年在學?？茨愦蚧@球的小姑娘，我就是想要錢，我就是需要錢，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已經撕破從前還在遮掩后來欲弄還羞的感情“遮羞布”。而路總的“慷慨”，顯得那么正義和光明——“還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男人了”。

如宋思明、路總一般能提供充分金錢的爹系“男人”被奉為圭臬，哪怕裸露，哪怕在公眾場合談論自己的“勢利”，再也不會感覺到羞愧，反而理直氣壯得很有底氣。有人說，現在“海藻”滿大街都是。反正理想和感情都已經“死去”，還不如談點實際的物質，這也成為當代人新的處事法則。

于是，那些資本和商家成為這場變革中的獲利方，那些掌握資源和金錢的男性也成為其中的優勢方，而占更大多數的男性女性則在紅海中廝殺，從相互傷害到性別對立。他們不僅在物質上遭受壓榨，而且在話語權上遭遇壓迫和“洗腦”。這體現在司法案件、輿論事件等方方面面。

這個意義上，恰如鷸蚌相爭而漁翁得利，殺死理想和消滅感情的資本和商家如看客觀猴。沒人可以獨善其身，我們都被裹挾在時代的滾滾洪流，在各種不得已中向現實低頭。

理想和感情可以是宣傳的口號，卻不能作為果腹的食物，哪怕只是精神食糧，也被看作天真幼稚。而隨著入世越深，越發不自覺地為“我們和社會都是輸家”的論點增添論據。

但就此喪失信心了嗎？非也，因為再宏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本和商家本身也同樣被資本裹挾而導致人性異化。

是的，看起來相距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目標很遠，卻在物極必反的客觀規律下，敲響了資本最后的“喪鐘”。何況，我們國家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但在此前，我們還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有關于物化的輿論和宣傳固然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透過現象看本質，很多時候，它們不過是在讓你付出僅有的寶貴資源，去換取并不珍貴的東西，或超越現有實力或需求付出。

人不能被物質，也不應被物化；理想主義同樣不該被現實招安。如《哪吒之魔童鬧?！返纫幌盗袃炐愕挠耙曌髌帆@得市場的認可，恰說明人們對美好事物最本真的熱愛，也是在給那些長期喂屎還要“教育”觀眾的資本和商家一記響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