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貿易領域，美國一貫奉行單邊主義政策。4月9日，美國對印度實施26%的“對等關稅”正式生效。印度，作為美國的傳統盟友國，此次也未能幸免，被美方無端指責“濫用關稅”，其貿易政策遭到美方的猛烈抨擊。雖然4月10日美國已授權對不采取報復行動的國家實施90天的關稅暫緩，但這輪貿易摩擦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面對美國不合理的貿易舉措，果斷采取反制措施并不斷升級，將對美所有商品加征84%關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在此次貿易摩擦中表現出妥協求和的態度，宣布愿意對美國削減關稅并希望以此獲得關稅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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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等關稅”下的地緣政治

自美國政府于4月2日宣布實施所謂對等關稅政策以來，美國國內經濟形勢和民眾情緒發生了劇烈變化。投資者、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大幅下挫。

目前，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已表示將采取反制措施，還有多個國家也表示考慮和美國展開談判。

加征關稅并不能解決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相反，此次的關稅戰必將反噬美國經濟自身，從而加劇美國的制造業衰落和經濟衰退，對投資計劃和貿易合作造成障礙，甚至會引發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沖突和全球產供鏈紊亂。

此外，美國在貿易政策上對歐盟、日本、印度等所謂的盟友國也毫不手軟。以印度為例，印度總理莫迪曾專程赴美訪問，試圖憑借 “友情牌” 緩和雙方在貿易等領域的矛盾沖突，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并未取得預期效果。

可以預見的是，在“對等關稅”下，印度的制造業將受到強烈沖擊。

盡管中印政治關系較為緊張，但兩國經貿關系淵源深厚。2023-2024財年，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突破850億美元，高度依賴中國進口。同時，對于中國企業尤其是電子制造企業而言，印度市場是必爭之地。

富士康、小米等中國企業

不斷開拓印度市場

印度生產的iPhone正在被緊急運往美國。相關消息稱，為了盡可能減少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影響，蘋果公司安排了數架飛機，滿載手機產品從印度緊急空運至美國。

近年來，蘋果和富士康不斷加碼印度市場。

據報道，富士康已開始在班加羅爾工廠進行試產，并計劃在2025年達到每年生產2500萬至3000萬部iPhone的目標。2024年，該公司在印度組裝了約1200萬部iPhone。富士康或將通過加快投產步伐，在確保產品符合蘋果嚴格的質量標準的前提下，實現更高的產量目標。據悉，富士康計劃在班加羅爾建立占地面積300英畝的新工廠，該工廠將成為其在中國之外的第二大制造基地。

在富士康的印度豪賭背后，美國正在試圖減弱蘋果供應鏈對于中國的依賴。一方面，美國對華25%的懲罰性關稅，致使中國組裝iPhone的成本增加，而印度則可以享受較低關稅；另一方面，印度組裝工人的薪資成本較低。由此，印度iPhone產能已從2024年的12%快速上升至2025年的25%。庫克曾在股東會上直言：“印度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

印度的電子產品，尤其是智能手機市場，呈現一片繁榮景象。

以批發價計算，2024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營收同比增長達9%。在市場營收排名方面，蘋果表現卓越，連續第二年穩居榜首。而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市場的表現一如既往地亮眼。2024年，vivo首次榮登市場出貨量第一的寶座，市場份額高達19%。小米緊隨其后，以17%的市場份額位居第二。相比之下，2024年小米在國內手機市場份額占比15.89%，排名第三，曾榮登《2024年胡潤世界1000強》第311名，雷軍曾榮獲《2025年胡潤全球富豪榜》第50名、《2024年胡潤百富榜》第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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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5年，印度提出了“印度制造”的倡議，推動手機成為主要引領產業之一。印度政府陸續出臺一系列減稅政策，為外資企業提供便利條件。在此背景下，小米、OPPO、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陸續進入印度市場，小米更是將印度作為其全球化布局的首個落腳點。

僅僅兩年的時間，中國廠商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份額高達46%，印度本土品牌市場份額下滑至19%。2020年，小米獲得了印度第一品牌的稱號，被評為“最受信任的智能手機品牌”。

“印度制造”與“世界工廠”：

從野心勃勃到黯然落幕

印度政府對于制造業的野心和企圖早已在多年前就昭然若揭。

2014年“印度制造”計劃啟動，印度政府對內期望提升印度工業增加值，提高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占比，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承接自華產業轉移，直至超越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2020年，印度政府推出規模達230億美元的“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旨在通過現金獎勵吸引制造業企業擴大本土生產，目標是將制造業占GDP比重從15.4%提升至2025年達到25%。與此同時，印度推出配套的“自力更生”新策略，進一步強調本土制造地位，即從只追求手機在當地組裝，到要求手機供應鏈的全面本土化，意圖將印度打造成全球新的手機制造中心。

但十年后的今天，印度不僅未達成這些宏偉目標，反而遭遇工業增長乏力、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制造業就業崗位大量減少，以及對華依賴提高等一系列困境。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0月，參與該計劃的企業共實現產值1519.3億美元，僅為設定目標的37%；與此同時，印度政府給付的激勵資金僅為17.3億美元，尚不到承諾款項的8%。印度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已從當年的15.4%降至14.3%。

印度PLI計劃的失敗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印度工業化道路的結構性困境縮影。主要體現在官僚體系低效、政府政策搖擺、土地私有制、地方保護主義等社會文化阻力方面。

具體來看，PLI計劃覆蓋14個領域，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暴露出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企業即使達成生產目標，也最終因政府補貼發放緩慢而陷入資金困境。而當初加入PLI計劃的750家簽約企業，實際投產率尚不足50%。文化背景方面，印度種姓制度對車間管理的隱形損耗，員工管理成本增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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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國替代”幻想破滅

中企遭遇打壓

雖然西方國家將印度視為“中國替代”的角色，然而印度并未完美承接到此次產業鏈轉移浪潮，也并未吸引到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

2024 財年，流入印度的FDI總額從2022財年的848億美元（72萬億盧比）降至 709 億美元（60萬億盧比），降幅超過 16%。從增速來看，印度FDI的增長率從2021年的22%降至2024年的8%。資本呈現加速逃 離態勢。

根本原因在于，莫迪政府強調的“印度式自力更生”戰略與全球供應鏈整合的目標存在矛盾。印度產業仍高度依賴中國進口。

隨著中國手機品牌的崛起，印度開始對中國企業進行“掠奪式”壓榨。然而，印度并無法通過掠奪中企完成自我供應鏈完善。

近年來，印度提高整機進口關稅，對小米、OPPO等公司追繳稅款。2023年6月，印度以小米“向外國實體非法轉移資金”為由，扣押了小米超過555億盧比的資金，折合人民幣約48.2億——這是印度歷史上資金規模最大的一次扣押。打壓并未停止，印度隨后發布了新的供應鏈管理規定，直接要求小米、OPPO、realme、vivo等手機制造商的高管員必須由印度人擔任，供應商也必須是印度當地公司。

盡管如此，并沒有手機廠商敢直接放棄印度市場。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中國、美國和歐洲市場逐漸接近飽和，印度憑借其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潛在的消費能力，已然晉升為全球智能手機的第二大市場。

印度宏觀經濟發展狀況與制約

從印度宏觀經濟狀況來看，2022年，印度超過英國、法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自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經濟總量增長約1.45萬億美元。在中美競爭與全球產業鏈轉移背景下，“印度崛起論”一時風靡美國西方媒體和智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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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及家族財富方面，2025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印度富豪家族在前百中占據七席，主要集中在能源、軟件與服務、醫療健康、建筑工程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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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印度經濟總量與全球富豪排名方面均有不俗表現。

印度的確用了同樣長的時間從世界前十的經濟體進入前五，看似是復刻了中國的成就。然而，從國家財富占世界總量（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標準）的比重變動情況來看，印度綜合實力的增長遠遠不及中國。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從1991年的1.13%上升至2023年的3.41%，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則從1991年的1.73%上升至2023年的17.20%。

此外，印度經濟世界排名升高的另一個原因是近年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下滑。英法兩國長期的經濟增長低迷，為印度的排名上升創造了機會。

因此，盡管印度經濟總量在全球位次的變化引人矚目，卻并未給印度帶來國民財富的巨大增加。甚至從國內生產總值凈增長情況來看，印度與中國、美國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持續加大。

究其根本原因，印度經濟發展存在難以跨越的三大硬性約束：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財閥頑疾。財閥攫利的本性使得他們更加關心的是家族財富的無限擴大以及對國民經濟的掌控，并不會真正致力于解決印度社會的貧困與不平等問題，其經濟特權對政治生活的侵蝕反而加劇了貧富差距。第二，在AI等無人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人口數量優勢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將被大大削弱。印度的數字基建存在斷層，目前僅有37%的工廠接入工業互聯網。第三，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瞬息萬變，雖然西方國家將印度視為“中國替代”的角色，然而由于印度供應鏈存在的根本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印度制造”取代“中國制造”在可預見的時間周期內終究是一個偽命題。

在美國“對等關稅”政策下，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在進一步加劇。而印度自身的制造業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缺乏自主研發能力，工業體系長期受制于外部供應鏈。

未來，各國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中找到平衡，如何實現共同發展，這場多方的大國博弈從未止息。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第一財經、觀察者網、東南亞研究通訊、云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快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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