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秋雨 編輯：向現(xiàn)

本文經(jīng)授權轉載自南風窗

“先換工作還是先領證？”

“結婚了但是沒有領證，找工作可以說自己未婚嗎？”

“失業(yè)了我還要領結婚證嗎？”

在社交媒體上，許多帖子發(fā)起看來有些隱私又“怪異”的提問。我們找到了這些發(fā)帖者，發(fā)現(xiàn)她們絕大多數(shù)是處于25-32歲的年輕人，女性。在大學畢業(yè)僅幾年后，她們逐漸面臨社會時鐘壓力，急切地想在工作與婚育問題中尋找平衡的支點。

社會壓力迫使年輕女性在工作與婚育問題中尋找平衡點 /《82年的金智英》劇照

但她們中的很多人發(fā)現(xiàn)，所謂的平衡并不存在。于是，在工作、結婚等人生大事交織的階段，她們的精力卻花在了適應職場對“已婚未育”群體的隱秘歧視上。

為了得到一份工作，想結婚的她們有的在求職中撒謊，有的選擇只辦婚禮不領證——“已婚”仿佛是一個污點，唯恐為外人所知。

更多的人還在迷茫。

無一例外，她們都在為一個理應有肯定答案的問題而焦慮：如果一位女性選擇了結婚，未來不排除要生育，她能獲得一份不錯的工作嗎？

2024年初，28歲的迪迪夢想的婚禮，在一個普通的周末舉辦。

婚禮結束后，她第二天照常上班，唯一發(fā)的那條慶祝朋友圈，她細心地屏蔽了所有同事。

這就是她定義的結婚，與對象不領結婚證，但是在雙方父母、好友的見證下，兩人在婚宴中許下誓言。

唯一特殊的地方在于，相比于丈夫，她只邀請了少數(shù)朋友，更不敢告知同事。但男方這邊，項目組所有同事幾乎都受邀出席。

《請和我的老公結婚》劇照

對結婚，她更希冀是一件低調的事。她用邏輯說服了丈夫——自己才剛跳槽進安徽合肥的新公司半年，不想讓領導同事們對她留下“已婚”的印象。

更深入一點說，“已婚”身份的暴露多少讓她感到“不放心”。“不想給他們留下我入職沒多久就來結婚、蹭婚假的印象。”迪迪說。

身為財務——文職崗的一種，她擔心自己因為已婚被列入被裁的人選。再加上她在半年前從原先的國企來到現(xiàn)在的私企，按照她了解的職場“潛規(guī)則”，私企對女性的婚育狀況可能更在意。

從某種程度而言，她也可以理解企業(yè)的邏輯。“如果你是一位小老板，你愿意招年輕有活力工資低的大學生，還是招已婚未育或者適齡未婚未育的女性呢？”按照效率優(yōu)先的原則，迪迪表示，雇傭一位面臨生育的女性，意味著企業(yè)要支付更高的用人成本，還要在她休產(chǎn)假期間找到替代人手。

即便是雇傭一位已生育的女性，公司也擔心員工隨時因為家庭放棄工作 /《小夫妻》劇照

但明明一切什么都還沒發(fā)生——新公司還沒有裁員打算，公司的領導和同事看上去也面目和善。迪迪還是擔心，遲遲不敢與丈夫領證。

26歲的盧陽也在2024年末，選擇與對象結婚辦酒席，但不領結婚證。婚禮是由雙方父母推動操辦的，五金、彩禮等全套流程也準備齊全。長輩的意思是，兩人戀愛了兩年，“辦婚宴就是一種正式的（儀式），不是不明不白地兩個人混在一起”。

但盧陽也在對工作的焦慮下，選擇了不領結婚證。她所在的藥企，近年來隨著行業(yè)越加“內卷”，業(yè)績下滑，員工從70多人縮減至50余人，工作量把盧陽等留下的實驗員壓得喘不過氣。

“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遇到工作量最大的周期，她在雙休時的周日下午就開始焦慮。晚上入睡后，她會不間斷地醒很多遍。驚醒后，她不停地看鬧鐘，就怕周一上班時間即將來臨。

過載的工作讓盧陽總想跳槽，這樣的狀態(tài)加劇了她對“已婚”的擔憂。“很多企業(yè)很害怕適齡已婚未育的。”她與迪迪給出了相同的結論。她擔心自己已婚狀態(tài)，影響她換工作。

《氣象廳的人們：社內戀愛殘酷史篇》劇照

在她過去半年多海投、找工作的過程中，她只獲得了兩三次招聘方的“橄欖枝”。為數(shù)不多的幾次互動里，無一例外，招聘公司的人力資源（HR）都向她問起了婚育狀況。

“我說我未婚未育，近幾年沒有生小孩計劃。”盧陽說——從法律角度而言，她的確是未婚狀態(tài)。

但HR的這道必問題，也讓她更不敢領證了。

“到底應該什么時候備孕要孩子呢？”她沒有答案。一切還是得取決于她的工作。如果成功跳槽了，“那我生孩子可能在兩三年后”。她與迪迪一樣，認為企業(yè)不喜歡新入職的職工很快懷孕。“但是如果我今年仍然沒有換到心儀的工作，那大概率我明年會考慮在這家公司備孕。”

備孕時間也取決于工作狀態(tài) /《月水金火木土》劇照

在文化行業(yè)的米萊，也在30歲的節(jié)點，被這樣的選擇焦慮纏繞。她在入職現(xiàn)在這家單位時結了婚，但此后的人生也并未一帆風順。工作到了第四五年時，處于隨時想離職的狀態(tài)。而在求職網(wǎng)站投簡歷時，她愈加發(fā)現(xiàn)，自己深受“已婚未孕”的身份困擾。

面試時，她會被面試官問到是否有懷孕打算，甚至還詳細問到了家庭資產(chǎn)等等。她猜想，這些問題都是為了考察她未來是否會穩(wěn)定工作，以及能否勝任強度很高的工作。

數(shù)據(jù)顯示，婚育問題愈加成為招聘方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智聯(lián)招聘近日發(fā)布了《2025中國女性職場現(xiàn)狀調查報告》稱，在女性遭遇職場不公現(xiàn)象中，“求職被問婚育”居于首位，該現(xiàn)象占比為62.5%，高于去年的48.8%。

不同性別職場人遭遇職場性別不公情況/圖源：《2025中國女性職場現(xiàn)狀調查報告》

但事實上，米萊對于懷孕計劃等人生進程，也經(jīng)常感到迷茫。朋友勸她，趁著年輕，在原單位趕緊生下小孩，抓緊享受產(chǎn)假等福利，以后再想著換工作。

這看上去像是一個最佳的方案，但米萊仍感到其中的荒謬。“現(xiàn)在我們家還沒有攢夠錢，還不想有孩子。但當我想換工作提升收入時，人們又覺得已婚未孕的女性容易懷孕，不給機會。”

來自社會的焦慮普遍作用于適齡婚育女性的身上。但包括迪迪、盧陽和米萊都承認，她們也還沒親歷因為婚育問題被職場歧視。她們說不清楚，這到底是真實存在的一種職場潛規(guī)則，還是一種性別視角下隱匿于女性之間的焦慮。

談及女性的婚育問題，浙江某大型民營企業(yè)HR胡楊說道：“我們不對已婚未婚做要求，我就是在公司結婚懷孕生子的。”

她直接表示，成立家庭的女性意味著工作更穩(wěn)定。“有了孩子的確會影響（女性）加班，但是這個也看女性自己選擇。”

在她的視角里，求職女性對已婚身份的擔憂是毫無必要的。“一般大公司都不會看性別。”她說，“除非有些特殊崗位產(chǎn)線要上夜班的，才優(yōu)先男生。”

《人到30又如何》劇照

碩士畢業(yè)后入職了一家上海外資企業(yè)的詹妮此前也是這么想的。四年前，她在上海這家年輕的醫(yī)藥公司入職，薪資在業(yè)內不算高，年薪30萬左右，工作24小時待命。但她還是熬了下去，為的是在這家公司所獲得的巨量成長。她自以為，自己個性好強，工作上進，和部門領導關系也相當融洽，雙方信任程度很高。

一切的轉折發(fā)生在三年多前——和她是研究生同學的對象向她求了婚。備婚拍婚紗照期間，同事把她要結婚一事告訴了部門老板。很快，她第二天即收到了對方的詢問，“你什么時候結婚，什么時候要孩子？”再過了幾個月，她還收到了對方的“囑咐”：“你備孕的時候要記得和我說下。”

但詹妮自己也沒想到，半年后，她意外懷孕，成為整個部門唯一一位已婚，且面臨生育的“90后”。擔心老板介意，第一時間，她跑去找他，承諾自己不會因為懷孕影響工作。沒想到，這成為了她職場滑墜的開始。

她能感受到了其中的微妙變化。曾經(jīng)，上下級融洽的關系消失了，她感受到，部門領導此后的很多行為都像在針對她。比如，一次團建飯桌上，領導給她敬酒，她明確表示自己不能喝酒，得到的卻是他當眾地抱怨：“你為什么不能喝？”

《北轍南轅》劇照

到孕晚期38周時（妊娠一般滿37周意味著小孩足月，隨時可能出生），她實在無法堅持工作了。終于，領導決定為她的工作尋找外包，但前提是，他對外稱，找外包是因為她的工作不努力。6個月后，她休產(chǎn)假歸來，他仍對同事們表示，少給她工作。

“她生孩子身體不方便，工作上的事不用找她，人家也不方便。”他囑咐其他同事。

種種安排將她區(qū)別對待，都對詹妮造成了很大打擊。她的工作提倡“多勞多得”，沒有被安排工作的她，產(chǎn)后工作的月薪也大幅降低。

最終，等哺乳期結束，孩子剛滿1歲時，2024年10月，她收到了人力部門的通知，因條件不匹配，公司單方面與她解除勞動關系。

《凡人歌》劇照

她只獲得了公司N的賠償，即3個月的月薪。

“我今年31歲，感覺我的職場生涯因為婚育即將畫上句號，已經(jīng)過去快半年，這種感覺和狀態(tài)至今無法治愈。”詹妮仍到痛苦。

這種被邊緣化，被突然失業(yè)襲來的無助，27歲的張含也曾深有體會。那是2021年的事了，她24歲，正在一家房地產(chǎn)企業(yè)工作了9個月，做產(chǎn)品經(jīng)理。她在春節(jié)前夕與現(xiàn)任丈夫相遇。相處與相愛只用了兩周，兩人決定廝守終身。在那年的大年初八，民政局剛開門的日子，他們火速領了證。

領了證，張含理所當然地認為，那就應該把婚假休了。10天的婚假申請，很快，領導與HR部門都批準了。

圖源：unsplash

令張含和比她大9歲的丈夫都沒預料的是，休婚假期間，她收到了HR的通知，告知她因能力不足，她被解雇了。

這是她從未在領導處獲得的評價，而且，公司此前并未透露出打算裁員的信號。后來，是丈夫搶過電話，與HR對質時才得知，公司對她結婚以及休婚假的決定很不滿。對方傳遞出來的意思便是，“就你個新人還休婚假，還一下子休那么多天？”

這次失業(yè)后，張含在此后的找工作階段，才逐漸知道結婚對工作的影響之大。在面試時，她經(jīng)常會感到被質疑，“結婚了嗎？你們要不要孩子，為什么不要？”

有時，哪怕她對HR表達了打算丁克的想法，“HR也只會認為這是托辭”。總之，話里話外，張含都覺得，“HR就是害怕女性會去生產(chǎn)或者婚嫁。”

《勝券在握》劇照

在上海某大型集團負責校招、目前已離職的前HR芋子也同意張含的說法。她介紹，自己是做應屆生校招，在面試時一般不會涉及婚育問題。但是，在面向社會人員的社會招聘時，“一般都會問”。

“雖然不想承認，”芋子說，“但是一位女性如果已婚未孕還是會受到歧視。”企業(yè)在選人時，盡管要看能力以及領導取向，“但（婚育問題）還是會成為衡量標準之一”。

據(jù)她觀察，如果一個女性是已婚未育，這意味著她“在公司很容易被領導拿捏”。這是因為，已婚未育“女性很難在外面找到新的工作，就得聽領導的任何安排”。

“已婚已育是最好的狀態(tài)，”芋子認為。“未婚的情況，如果在校招，比較有優(yōu)勢，如果年齡大了，也不是市場最歡迎的，（因為）會存在未來結婚以及生育的風險。”

部分企業(yè)為何如此在意女性的婚育問題？從我國生育保險設計上看，生育保險屬于社會保險的一種，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企業(yè)都需要為職工按比例繳納生育保險費用。而繳納了生育保險以后，孕婦在產(chǎn)檢、分娩、生育手術等費用，都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企業(yè)也無需直接承擔。

除此之外，生育保險制度還保障了女性的生育津貼，也就是休產(chǎn)假工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guī)定，生育津貼對職業(yè)女性休產(chǎn)假離開工作崗位期間給予經(jīng)濟支持，按照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向女性計發(fā)。同樣地，這一部分也由社會保險機構頒發(fā)。

單從用人成本而言，生育的支出本不對企業(yè)構成太大的壓力。

但從用人單位的角度來看，芋子告訴南風窗，算上懷孕期間可能產(chǎn)生的人力成本等等，女性職工始終要（比男性）更高。再加上，“一般男性可能身體素質高于女性”，于是，在招聘時，她也遇到一些部門領導，在招聘需求里明確和人力部門提出，他們不要女性。

“綜合考慮成本，找男性最省事。”芋子總結說。

一個普遍的心態(tài)，上述受訪者都指出，女性懷孕，讓企業(yè)更在意的不是用工成本，而是在女性懷孕期間產(chǎn)生的微妙需求與變化。其中，最難的便是為她的崗位尋找替代人力。

《愛很美味》劇照

找到一個替代的人手對于部分公司而言是件麻煩事。張含以她過去所在房地產(chǎn)行業(yè)為例，他們做項目時通常需要熬夜，有時甚至需要通宵。如果有人因懷孕、身體不適或者休假，HR以及用人部門會感到非常不方便。

“HR只負責用最小的代價，找到永不休息的‘牛馬’。”張含總結說。

許多調研結果也證實了企業(yè)真正的顧慮。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曹薇薇在一篇論文里寫道，目前，勞動市場針對女性生育歧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按照生育保險法律政策，企業(yè)雇傭育齡女性用工成本相較男性更大。“主要（成本）并非繳納生育保險和生育津貼支出，而是員工因孕產(chǎn)育休假時的人手短缺。”

她在研究中指出，我國實施的產(chǎn)假、哺乳假、育兒假等假期措施主要針對女性展開。隨著我國近些年開放三胎政策，許多省市在《女職工特別保護條例》規(guī)定的98天產(chǎn)假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女性生育獎勵假或延長女性產(chǎn)假。多數(shù)省份規(guī)定的女性產(chǎn)假為128～158天，產(chǎn)假最長的甚至可達1年，同時還鼓勵企業(yè)為生育期女性提供靈活的哺乳假期。

宜昌市鼓勵支持城區(qū)用人單位將在宜合法生育婦女產(chǎn)假延長至1年

她因此認為，過多的職業(yè)禁忌和休假要求同時提升了女性勞動者的成本，加劇用人單位對婚齡育齡女性的排斥。

曹薇薇對南風窗表示，鼓勵生育政策期間，針對女職工的生育特殊保護措施，有可能會對女性在職場造成“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因為，“只有女性才需要休產(chǎn)假，盡管有的省市鼓勵男性休育兒假，但天數(shù)少、且也不是必須的”。

以上種種，都強化了用人單位的性別分工思維模式，認為女性生育后將會成為照料孩子和家庭義務的主要承擔者，進而怠慢工作。因此，同等條件下，它們不愿意雇傭女性求職者。

而且，曹薇薇也表示，在女性遭遇了就業(yè)歧視后，我國對就業(yè)歧視受害者的司法救濟機制還在完善進程中。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新設置平等就業(yè)權案由，明確了司法機關對于勞動性別歧視的起訴應依法受理。但曹薇薇也發(fā)現(xiàn)，“即便有了法律保障，育齡女性遭受就業(yè)歧視后的舉證仍是一個難題”。

《女士的品格》劇照

這是因為，許多歧視，發(fā)生在非常微妙的角落、細節(jié)處，甚至都不會直接地表現(xiàn)出來。

曹薇薇舉例，有的涉事用人單位會以保護懷孕為由將女性調至低薪崗位，或故意給女職工安排無法完成的任務。這些打壓、排擠、找碴兒行為，通常很難形成證據(jù)，“舉證難，又妨礙了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

于是，曹薇薇說，對于當下女性面臨的隱形職場歧視，我國缺乏有效的實施監(jiān)管機制和可行的救濟機制。而認定標準不明、法律責任規(guī)定不清等等漏洞，都可能導致上述法律法規(guī)中的反就業(yè)歧視變成“僵尸條款”。

懷孕后感到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詹妮，也沒有走向維權仲裁，“因為我很難證明他（指領導）犯法”。況且，勞動仲裁時間太長，流程很繁瑣，她對南風窗說，“受傷的還是自己”。

失業(yè)被裁的半年里，她除了要偶爾被迫處理焦慮情緒以外，剩下的時間都分配給了在家投簡歷、帶孩子和做家務，過得并不比從前上班時輕松。

如曹薇薇所說，社會對待已婚已育女性的普遍印象，便是要花大量精力在孩子身上。而在小家庭內部，詹妮也能感受到這樣的期待。公婆對她的態(tài)度便是，如果她失業(yè)在家，那么她最好要包攬所有家務，以及肩負照顧孩子的責任。如果可以，她最好趁這段時間再要個二胎，生個兒子。

《未生》劇照

小孩從出生到現(xiàn)在1歲多，詹妮回憶，“她每晚和我睡，我有了黑眼圈，頭發(fā)掉得快禿頭了。”

至于丈夫，她也不能說他不合格。他肩負養(yǎng)家的重任，偶爾會和她表達自己壓力很大，擔心失業(yè)，擔心無法還上房貸。他只能下班或者周末回家時陪孩子玩或者讀書，但也“基本做不到（陪伴）很長時間”。

總體而言，她的經(jīng)驗是，“男性結婚是加分項”。她的丈夫在結婚生子后，經(jīng)過跳槽，反而獲得了更高的薪資。而詹妮發(fā)現(xiàn)，在她的家庭內部，“工資少的人或者沒有工資的人（通常是女性），要承擔99%家務和教育孩子的責任。男人只用上班，其他什么事也沒有”。

但她也表示，“整體上，我對我老公還是很滿意，這個滿意是和大多數(shù)其他的爸爸比起來。”

男女之間在默認模式下育兒責任的差異，也是被眾多社會學以及法學學者認為改變現(xiàn)狀的關鍵。曹薇薇告訴南風窗，“當前，我們的很多生育保障措施仍然建立女性承擔育兒責任的假設上。這背后思路實際上仍認為，生育背后的養(yǎng)育也理應是女性主導型的責任。”

《82年的金智英》劇照

因此，她認為，當下的生育政策應從“母親主導型”轉變?yōu)椤凹彝ド押眯汀薄６遥驗樯斐傻慕?jīng)濟支出，不應僅由企業(yè)和女性單方承擔，而應由包括國家、社會在內的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擔。

比如，當企業(yè)因客觀條件或成本過大無法為孕產(chǎn)育期員工提供與其孕前相當?shù)男劫Y工作安排時，有關部門應該給予企業(yè)積極支持，以減輕雇傭育齡女員工的負擔。近年來，我國一些學者也曾建議，應給雇傭女職工較多的企業(yè)減稅。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院長楊凡教授近日在受訪時表示，當前學界達成共識的是，女性產(chǎn)假并不是越長越好，產(chǎn)假要綜合考慮休假時長對家庭內部的影響、女性職業(yè)發(fā)展等多重因素。

楊凡因此提倡：“我認為要實行夫妻共同的休假制度。國外的研究和國內的探索，都提倡父親共同參與育兒。首先，這有利于嬰幼兒的發(fā)展；其次，夫妻雙方都休育兒假，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女性的就業(yè)歧視。”

《小夫妻》劇照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部門開始注意到職場針對適齡女性的隱形歧視。

2025年3月，湖南省總工會曾發(fā)布勞動法律監(jiān)督提示函，提醒用人單位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和特殊權益。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單位在招錄（聘）過程中除個人信息外，不得進一步詢問或者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結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

在蘇州的新公司呆了1年半后，辦了婚禮還沒領證的迪迪，終于在2025年與丈夫領了結婚證。原因是，她看到現(xiàn)在公司里的女同事，“該結婚的結婚，該生小孩的生小孩”，總算擁有了點安全感。她終于能證明，此前在她腦子里對已婚身份的擔憂有點過度。她遇到了還不錯的職場，今年順利地懷孕了。

2025年，還在找工作的詹妮，也收到了一些比原先薪資打了七八折的offer。但在入職體檢時，她曾被要求檢查Hcg（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項目。

這是一種由α和β二聚體的糖蛋白，指標大小可以用來檢測她是否懷孕。除此之外，屢次面試之中，31歲的詹妮要對面試官證明，她現(xiàn)在沒有懷孕，未來在入職幾年內，也保證不會懷孕。

（南風窗記者祝越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除曹薇薇以外，其余人物皆為化名）

本文轉載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