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本文為北大國發院盧鋒教授參加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5年第一季度論壇作的主題發言整理而成，文章首發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微信公眾號。

美方關稅戰背景分析

關于一季度的經濟形勢，形成了兩點共識：一是開局良好；二是后續變化存在較大不確定性。4月的政治局會議也提到外部沖擊影響加大，貿易摩擦影響后續增長形勢。共識隱含的問題是：如何評估特朗普關稅戰后續進展及其影響？該問題直接關系到對今年以至跨年度經濟形勢的判斷。盡管特朗普的關稅戰打法難以精準預測，但其影響仍需研究，尤其是對外需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我國雖未經歷過如此大規模關稅戰，但改革開放以來至少經歷過兩次較大外部危機沖擊，伴隨外需顯著收縮。為此，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政策，構成改革開放歷史上的兩個特殊階段，無論是在短期增長還是制度建設、宏觀調控體系構建方面，都取得重要而積極的成果。下面以1998年和2008年兩次危機帶來的外需沖擊以及我國應對為背景，著重梳理此次應對外部沖擊在四個方面與歷史時期不同的特點，進而討論相應的應對政策選擇。

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和影響各異，前者主要發生在我國周邊經濟體，屬于區域性金融危機；后者則由美國經濟中心的沖擊引發，進而波及全球。這兩次危機對我國以至全球經濟都產生了顯著影響。就外需沖擊對我國經濟具體影響而言，可采用GDP負拉動效應和負貢獻率指標進行分析。1998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疊加新世紀初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和經濟衰退影響，三年（1999-2001）平均GDP負拉動效應約為0.63個百分點；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由于美國金融海嘯直接導致全球經濟收縮，三年（2009-2011）平均GDP負拉動效應達到1.87個百分點，總計5.6個百分點。從外需增長貢獻率角度看，1998年危機期間三年平均負貢獻率為7.77%，2008年危機期間為19.5%。

目前情勢不同于當年，然而應對兩次外部沖擊經驗，或可對推測關稅戰影響提供某種參考。利用上述定量觀察結果并結合特朗普首任期間對我關稅措施和影響信息，假設特朗普關稅沖擊最終回到50%的水平（當前關稅率已超過140%），同時考慮其它國家因為美方關稅措施對華經貿關系的現實變化，初步推測此次關稅沖擊對出口與外需影響可能接近或達到1998年危機時的水平，但或許不及2008年危機時的影響程度。當然，這是基于相關假設所做的粗略估計，基礎性假設是美方關稅率會回落至50%，另外一個關鍵問題是，特朗普關稅政策是否會引發美國經濟衰退或重大危機，甚至引發新的更大范圍動蕩和危機？這種風險如發生，對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經濟會額外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我們需對比較可能沖擊嚴陣以待沉穩應對同時，對額外風險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經濟形勢與歷史對比

本次應對與前兩次既有相似之處，也有重要差異。當前我國面臨的內外經濟形勢與早年情況至少存在四方面不同。

1、經濟發展階段不同

發展階段變化軌跡比較清晰。1998年時我國人均美元GDP不到1000美元，大體屬于低收入或低中收入水平；2008年時，人均GDP接近達到3600美元，成長到中等收入水平；2024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3451萬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國家1.4005萬美元門檻。另外需要看到，近年人民幣實際匯率實際貶值與對外“相對價格”下降是不正常的，依據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伴隨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持續追趕，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實際匯率應該呈現升值趨勢。近年出現“逆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與相對價格回落，是由于內外部特殊原因導致的短期現象，同時也折射我國經濟蓄積后續較大幅躍遷潛能。隨著我國經濟成長接近或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產業發展格局與要素稟賦條件與早先發展階段會發生顯著變化。與之相關聯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所處的階段也不再相同，總體上呈現出前期、中期和后期的關系。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在前年已達到三分之二，雖與發達經濟體比較仍有顯著上升空間，然而大體上可說城市化高潮已過。發展階段不同意味著應對外部沖擊政策選擇會顯著不同。

2、內外宏觀經濟形勢不同

歷史上兩次外需沖擊之前，國內經濟都經過投資驅動內需擴張偏快、宏觀總量增長偏熱與不同程度通貨膨脹，因而通過擴大內需抵消外需收縮反危機，大體可看作需實施更大力度逆周期調控應對周期階段切換超調的情景。近年經濟增長總量關系呈現“供強需弱”格局，與早先幾次總需求不足情況顯著不同的是，近年我國生產端產業技術升級取得階段性進展，供給能力增長較為活躍強勁并且彈性很大，然而國內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增長偏弱，并且以“供強需弱”為特征的供需不平衡從2018年以來已延續多年，遠超早先幾次總需求不足平均不到3年時長。2022-24年我國經濟簡單平均增速為4.4%，顯著低于經濟潛在增速。過去七年我國CPI通脹增速簡單平均值為1.54%低位，2023和2024年進一步回落到0.23%與0.22%的準通縮水平。這一背景下外需收縮會加大近年需求不足困難，提示短期宏調刺激需與體制性結構性改革相結合才能有效應對外部沖擊。

外部形勢方面，2024年我國貿易順差規模再創新高，以順差占出口比例衡量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去年我國出口總額已達3.6萬億美元，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占全球順差總額的比例約為36%至37%，制成品貿易順差占全球制成品貿易順差的比例高達65%至66%。上述比例相當高，后續除非進一步擴大全球整體貿易規模，否則我國順差難以繼續增長。美國在過去十多年中實施超級刺激政策維持增長，但現已面臨瓶頸。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從貨幣刺激到財政刺激的轉變，尤其在2018年和2019年前后，其學界包括在民主黨內有影響的研究者過于簡單片面地總結了此前20年的宏觀政策經驗，甚至輕率地提出應忘掉政府負債率概念。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間實施了大規模刺激政策，疊加疫情沖擊影響導致嚴重通脹。美國新任財長貝森特近期言論包括日前在IMF春會期間長篇演講表明，美國的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紀律思維正在轉變，開始重視過度刺激和過度赤字問題，準備下力氣整頓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顯示向傳統保守主義財政政策思維回歸的動向。這意味著借助原有全球增長環境擴大出口與順差的難度會顯著增加。

另外也需關注的是，我國的貿易順差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特點，近年高科技產品順差迅猛增長同時，傳統中低端產品順差也在快速增加。這種“廣譜式”順差增長顯示我國產業結構某些優勢，也意味著我國不僅由于經濟追趕出口結構提升與發達國家客觀存在競爭關系，同時還由于在中低端也保留維持較強競爭力與大規模順差與部分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存在利益矛盾，這一背景下去年發展中國家在WTO內對我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數達到創紀錄水平，甚至像巴基斯坦這樣經濟相對落后國家也多次對我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我國產業技術結構快速提升甚至某些領域領跑全球背景下，在哪些產業仍與巴基斯坦這樣相對窮國形成直接競爭關系，以至于對方去年對我發起五次貿易救濟調查，這一現象背后的經濟內涵值得我們思考研究。總之，近年外部結構性不平衡格局，伴隨我國與部分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趨于緊張，疊加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空前加碼使得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

3、國際經濟整體環境不同

國際經貿及整體外部環境的特點與前兩次危機期間比較發生重要變化。前兩次危機階段，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調整對國際規則的認識并推進大國關系發展，當時盡管對外經貿關系領域也存在諸多矛盾、分歧與斗爭，然而總體趨勢是合作性因素不斷增加。對此比較有說服力的簡單經驗證據是，第一次危機后我國加入新創建的G20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對話合作機制，第二次危機期間接受邀請加入美國主導新創建的G20峰會，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參與國際經濟與金融治理的層級與水平前所未有提升。目前情況顯著變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提升，美國和歐盟將我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歐盟甚至將我視為制度性競爭對手，在某種意義上美方關稅戰正是這種政策方針的現實展開。當然，我國與國際社會包括與歐美仍存在不少現實合作議程，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矛盾激化也蘊含了倒逼未來更高水平合作的潛在可能，然而就現實而言目前確實面臨比早先兩次外部沖擊時更為不利和嚴峻的外部環境。

外部經貿環境還包括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系，我國與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與發展目標具有廣泛一致性，這意味著雙方合作存在巨大潛力和空間，十多年前我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成就彰顯說明上述南南合作的現實意義與潛力。不過國際形勢變化也對持續和提升“一帶一路”合作提出新矛盾新困難。例如大規模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對外經濟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近年來相關經濟活動呈現相對回調的趨勢。原因之一在于“一帶一路”項目合作在相當程度上要借助債務融資，即我國通過借款支持共建國實施合作項目并購買我國產品與承包工程勞務等，這構成“一帶一路”的“四輪驅動”機制的關鍵驅動輪之一。然而近年新一波以發展中國家為對象的全球主權債務風險上升，伴隨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負債規模縮減，凈債呈現負增長態勢，我國相關對外工程承包合作規模也有所調減。由于統計樣本未加說明調整，從有關部門公布的有關數據可能難以直接觀察上述變化；然而如控制統計樣本就能看出對“一帶一路”共建國的承包工程以及直接投資都出現階段性調整動向。未來擴大與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具有特殊意義并蘊含很大潛力，然而要發掘和實現潛力需要直面和解決包括主權債務風險在內的多邊治理難題，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目前面臨外部環境的復雜性。

4、政策選擇空間不同

從歷史經驗和現實看，我國提振需求的政策空間概念具有更為廣泛內涵，至少可從三方面分析：一是常規宏調政策空間，二是針對投資與消費不同選擇及政策空間比較，三是超越短期宏調手段采用體制性結構性舉措提振需求與穩增長的可能選擇。

從常規貨幣財政政策工具看，我國仍有不小政策選擇空間。與一些曾實施超常貨幣財政政策國家比較，我國具有明顯優勢。但是與前兩次應對外部危機情況比較，短期宏調政策空間已顯著收窄。觀察相關數據，無論是從利率、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從廣義與狹義的負債率、赤字率來看，都大體支持上述觀察和判斷。這意味著隨著形勢演變，我國必要時可適時降準降息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與負債支持經濟增長，然而采用“大水漫灌”方式刺激經濟已是既不可取也不現實。

數據顯示我國工業利潤增速與工業資本回報率過去十多年持續趨勢性回落，提示與歷史時期比較大規模工業化與基礎設施投資空間顯著縮小，這與上述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入到后期階段觀察含義也具有一致性。不過我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在科技創新產業轉型、基礎設施配套升級以及民生建設領域仍有大量投資機遇，投資仍是我國擴內需穩增長的重要選項。

與此同時，在“供強需弱”環境下，我國消費存在更為明顯短板并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投資于人”自然包含了擴大消費的內涵。發展經濟學通常強調投資的優先意義，這在一般經濟發展原理的分析場合是正確的，但是政策空間討論需要結合具體發展背景與現實情境，基于我國近年實際經濟增長表現觀察，內需不足和消費偏弱確實存在結構性原因，而不僅僅是周期性問題，前面演講嘉賓提出把消費作為穩增長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不無道理。

最后，前兩次應對外部危機，都實施了體制性結構性改革促內需措施穩增長，其中通過構建和加強社保體制支持民生是重要內容。我國創建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社保體制始于1998年應對國企脫困伴隨大規模員工下崗與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當時應急提出的“兩個確保”方針以及“三條保障線”政策，成為我國當代社保體制建立的奠基石。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國在G20相關討論中否決了將經常賬戶占比4%作為“參考性指南”的動議，但是在國內大規模增加社保支出，推動消費增長貢獻提升與順差失衡程度大幅下降。數據顯示，我國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從2007年7888億元占當年GDP比例2.9%，提升到十年后2017年57145億元占GDP比例7.0%；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006-2008三年平均43.8%，提升到2015-2017三年平均61.0%；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例從2007和2008年的9.9%和9.1%，快速下降到2013年1.5%和2017年的1.4%；應對外部危機成為結構調整的積極契機。

針對現實形勢，近年學界對提升公共財政職能加大向低收入群體轉移支付呼聲增高，決策層對消費重視程度也前所未有提升，相關體制和政策調整迎來新的機遇窗口期。此外，我國公共部門使用資源（不僅限于財政口徑）占 GDP比例可能達 45%上下，其中較多部分用于各類投資項目提升供給能力，對此應審時度勢適度逐步調整，在不增加財政負擔的前提下推進經濟再平衡。

應對策略與建議

在應對關稅戰的對策上，首先應采取直接應對措施，該硬碰硬時不退縮，敢于抗衡對方極限施壓，同時聯合國際社會共同抵制美方不合理政策。我國始終秉持開放態度，平等對話的大門從未關閉。回顧中美經貿關系歷史，我國在必要時堅決原則敢于斗爭，同時也在形勢變化、對方立場軟化時，不放棄通過平等對話解決爭議的機會。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遭遇過很多外部風險沖擊，最終都能化險為夷，靠的就是辦好自己的事、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1]基于目前國內經濟“供強需弱”供大于求特點，在經濟領域“辦好自己的事”的關鍵在于再平衡，即擴大內需、提高收入和促進消費。近年來的刺激政策已取得一定效果，4月25日政治局會議的新部署具有重要性和針對性。從個人研究角度看，后續政策力度和靈活性還可以進一步加強，特別是在低收入人口的財政轉移支付方面，可進一步分層分類施策，以更精準地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同時，需審時度勢，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將龐大規模的公共資源中一個適度比例，從投資生產供給能力領域逐步轉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方面，從而在根本上提振內需。

[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四個五年規劃和?〇三五年遠景?標的建議》的說明，新華社，20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