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一）基本案情

2015年起，被告人吳某鳳通過微信平臺組建層級分明的微商團隊，銷售減肥產品。2017年10月起，吳某鳳團隊在明知“贈品”含有西布曲明、酚酞等有毒、有害成分的情況下，將“贈品”與未檢出毒害成分的“主產品”，如糖果、代餐粉按1:1比例捆綁銷售，并通過頻繁更換主產品品牌規避監管。至案發時，該團隊共銷售有毒、有害“贈品”76萬余瓶，銷售金額達5194萬余元。

經檢測，涉案贈品中含有西布曲明等國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物質。法院認定，吳某鳳等人以贈品之名行銷售之實，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吳某鳳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1400萬元；其余被告分別獲刑五年至七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

（二）裁判要旨

法院認為，主產品價格低廉（單價0.07元至0.12元），而贈品單價達0.3元，且消費者購買目的實為獲取具有減肥效果的贈品。主產品僅系規避法律風險的“道具”，贈品實為銷售核心，故整體行為應認定為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案主產品的價值系犯罪成本，贈品雖未單獨標價，但捆綁銷售的整體金額（5194萬元）應全部計入犯罪數額，不予扣除。

二、法理分析一：贈品行為的刑法實質評價

（一）形式與實質的沖突：贈品為何被認定為銷售？

在商品交易中，贈品常被商家包裝為“免費饋贈”，但刑法評價需穿透形式看本質。根據《民法典》第662條，附義務的贈與中，贈品質量瑕疵需由銷售者擔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亦明確，贈品視同銷售商品，商家不得以“免費”為由免除責任。

本案中，吳某鳳團隊以“買一贈一”模式捆綁銷售，消費者需購買主產品才能獲得贈品，本質上是以主產品為“外殼”，將有毒、有害贈品作為實際交易標的。這種模式下，贈品成本已通過主產品價格轉嫁，消費者支付的價款實際包含兩部分對價。因此，贈品雖無獨立標價，但其經濟價值已融入交易整體，刑法需將此類“假贈予、真銷售”行為納入規制范圍。

（二）犯罪數額的計算：為何不扣除主產品價值？

司法實踐中，犯罪數額的認定常引發爭議。若機械區分主產品與贈品價格，可能導致行為人通過虛增主產品價值、壓低贈品標價的方式逃避刑罰。本案裁判明確指出，主產品僅為犯罪工具，其成本系為實施犯罪所支出的必要費用，與犯罪所得無實質關聯。

參考相關司法解釋，當正常商品與有毒、有害贈品形成固定捆綁關系時，二者不可分割。例如，在“買果凍贈減肥藥”類案中，若贈品系實現產品宣稱功能的核心，則整體銷售金額應計入犯罪數額。這一規則既符合實質正義，亦能有效遏制行為人利用“贈品”掩蓋犯罪本質的投機行為。

三、法理分析二：明知的推定與罪責認定

（一）主觀明知的推定規則

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求行為人明知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物質。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常以“不知情”為由抗辯，故需通過客觀證據推定其主觀明知。本案中，法院結合以下事實認定吳某鳳等人存在明知：異常銷售模式：頻繁更換主產品品牌，刻意規避監管；內部交流證據：吳某鳳在聊天群中明確提及“有效成分在贈品中”；消費者反饋：大量消費者反映服用后出現心慌、失眠等副作用，但團隊仍繼續銷售。

上述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明知”推定的司法解釋，即行為人若對食品來源、質量存在明顯異常認知，或對消費者投訴置之不理，可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存在“概括性明知”。

（二）罪數爭議：為何不構成詐騙罪或偽劣產品罪？

有觀點認為，吳某鳳團隊虛構主產品功效，可能構成詐騙罪；同時，主產品本身未達宣稱效果，亦涉嫌銷售偽劣產品罪。但法院最終僅認定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理由如下：

1.法益保護側重不同。詐騙罪保護財產權，偽劣產品罪側重市場秩序，而本案核心危害在于贈品對人體健康的現實威脅，故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能全面評價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2.法條競合的處理。根據刑法第149條，若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罪名，應擇一重罪處罰。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刑最高可判死刑，顯著重于偽劣產品罪，最高無期徒刑，故本案無需數罪并罰。

吳某鳳案的裁判彰顯了刑法對食品安全領域新型犯罪的精準打擊。通過實質解釋“銷售”含義、嚴格推定主觀明知、科學計算犯罪數額，司法機關既堅守了罪刑法定原則，又回應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高度關切。對于消費者而言，此案亦是一記警鐘：切勿輕信“免費贈品”噱頭，理性看待商家促銷套路，方能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線。

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