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一句日語都不會說,也能在東京街頭當上外賣騎手?這不是段子,而是已真實發生在日本的故事。
在東京,許多居民習慣了打開App點一份拉面或咖喱飯,卻未曾意識到,送來這份熱食的騎手,可能并非他資料上的“山田太郎”或“佐藤健一”,而是一位操著外國口音、甚至不會說日語的年輕人——他可能來自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持的是一張借來的日本人身份證明。
案件之所以被發現,是源自一場撞人逃逸事故。2023年,一位騎著電動助力車的男子在東京街頭肇事后逃離現場。警方追查發現,他所使用的出前館賬號名義上屬于日本人,實際上卻由這名烏茲別克斯坦男子操作。案件的突破口就此打開。
隨著調查深入,警方鎖定了四名主要嫌疑人——50歲的日本公司役員山崎光太郎,以及三名20多歲的烏茲別克斯坦人。
他們被控在明知對方沒有合法工作資格的前提下,仍通過SNS組織他人注冊賬號并“轉租”給外國人使用,從中抽取報酬。流程甚至已經系統化。
山崎等人通過Telegram、X(前Twitter)等平臺發布“副業機會”“出前館案件”等關鍵詞,招募愿意出借名義的日本人,讓他們提供身份證、銀行賬戶,代為注冊騎手賬號。隨后,這些賬號被轉交給外國人使用,賬號名義人與中介則坐等分成。
根據東京警方的調查,目前已確認有大約150名烏茲別克斯坦人非法獲得了賬號,山崎嫌疑人從中獲利約5400萬日元。150名烏茲別克斯坦人中的大多數人持有的是限制性強的短期簽證,或是每周只能打工28小時的留學簽證,而通過這種“假名義”的方式,便可繞過法律,變相實現“全職就業”。
在東京某日語學校任職的烏茲別克斯坦男性透露,他們本國人之間早就習慣通過Telegram組群,彼此交流外賣、建筑等打工機會。
對母語非日語的他們來說,做配送員幾乎沒有語言門檻,靠地圖導航和幾個固定句就能上崗。而對于那些被簽證限制只能每周打工28小時的留學生,或是根本無權打工的短期滯留者而言,這種“假名打工”成了不得不選的灰色路徑。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數據也側面印證了這一趨勢。在過去十年間,在日烏茲別克斯坦人從1184人增長至近7000人,一方面是中亞國家經濟不穩,另一方面,日本在發達國家中簽證相對好辦的印象也逐漸在當地人之間擴散開來。但大量涌入的年輕人并不總能順利找到合規工作,在高房租、高物價的壓力下,許多人被逼進了這條灰色的生存之路。
日本目前主要的外賣平臺有兩家:Uber Eats和出前館(Demaekan),平臺外賣配送人到底能賺多少?根據現有數據,在日本做一單外賣,收入大多在400到600日元之間,折合人民幣約20到30元。
高峰時段或惡劣天氣下可獲得額外補貼,部分單價甚至突破1000日元。一般兼職外賣員每月工作12~16天,每天跑5~10單,月入大約在5到10萬日元之間;而那些“拼命跑”的人——特別是冒用名義、打滿全勤的非法騎手,月收入可能突破30萬甚至接近50萬日元。當然這背后,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隨時可能被查的心理壓力,以及本應屬于他們卻被中介抽成的那一大部分錢。
出前館平臺方面,直到2023年10月仍未設置人臉識別驗證系統。即使在2024年12月上線了相關功能,也僅是“隨機驗證”,無法徹底避免冒名行為發生。出前館在發現問題后發布聲明稱:“對社會造成的困擾深表歉意,今后將進一步強化本人識別與注冊機制,防止不當行為發生?!钡脚_是否真有意愿徹底堵上這個漏洞,外界依然存疑。
一位日本本地的資深配送員透露,他在送餐途中就曾被外國男子搭話,問愿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出前館賬號”?!拔耶敃r真的驚到了,覺得這件事早就不是個別現象?!彼f,身邊的朋友也常常遇到取餐人與App上頭像對不上、語言無法溝通的情況。在社交平臺和同行之間,“賬號出租”已成公開的秘密,甚至被戲稱為“數字副業”。
受訪的消費者中,也開始有人產生警覺。有年輕人表示,過去沒注意過賬號頭像和送餐人是否一致,但現在回想起那些日語說得不流利的“日本人”騎手,越想越后怕。也有人選擇“置き配”配送,不與騎手見面,以回避潛在的不適。
表面上看這像是一種外賣平臺監管不到位導致的漏洞行為。但他們之所以被抓,不只是“違反平臺規則”,而是實實在在觸犯了日本法律。警方指控山崎等人涉嫌“私電磁記錄不正作出罪”,也就是協助他人偽造系統中的身份信息;還涉嫌違反《出入國管理法》,因為被轉讓賬號的外國人本身沒有打工資格,而組織、教唆、協助非法打工本身也是犯罪。
此外,肇事逃逸事件的曝光更是加劇了警方調查的嚴厲程度。而對于那些出借身份信息的日本人來說,即便“沒干壞事”,也可能因為提供虛假賬號而卷入司法程序,承擔刑責。
神戶大學的網絡安全專家森井昌克提醒說,在網絡社會中,一個賬號就是人的數字化身。出租賬號不僅可能導致自身卷入詐騙、盜用、逃逸等刑事風險,也可能讓原本無心參與犯罪的人成為司法調查對象。他認為平臺應承擔起更大的識別責任,避免“為了提升用戶體驗”而對風險視而不見。
在外賣平臺高速擴張的這幾年里,我們習慣了速度與效率,習慣了App一點,食物準時送達。但我們也逐漸忽略了,這條送餐鏈上真正的人。誰在送餐?他有資格嗎?他的名字是真的嗎?當這些問題變得模糊甚至沒人關心時,我們也許早已不自覺地進入一個“只要送到了,誰送的不重要”的社會。
平臺不是唯一該反思的角色。在一個人手不足、少子化加劇的國家,若不為愿意勞動的外國人提供合規路徑,灰色市場自然會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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