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1年1月至5月，被告人羅某某通過某網絡科技公司開發的APP參與虛擬貨幣承兌業務，以“繳納100元激活賬戶”為門檻吸收會員，并按照推薦關系形成上下線層級。平臺根據發展下線數量和投資金額，以虛擬幣形式返利。羅某某為提升會員等級、獲取更多利益，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超30人，形成3級以上層級，團隊投資總額80余萬元，造成損失至少30萬元，其個人亦虧損10余萬元。

江西省宜豐縣人民法院一審認定，羅某某的行為符合《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羅某某上訴后，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法院指出，羅某某對傳銷模式知情且積極發展下線，其通過發展人員數量獲取虛擬幣獎勵及晉升資格，已構成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盡管傳銷組織資金鏈斷裂導致其自身虧損，但該情節不影響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羅某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入庫編號：2024-03-1-168-001）

二、法理分析

（一）傳銷活動的本質特征與法律界定

根據《刑法》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核心在于“騙取財物”和“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行為模式通常表現為：以推銷商品、服務等為名，要求參加者繳納費用或購買商品獲得加入資格，并通過發展人員形成層級，以直接或間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依據。

本案中，羅某某參與的虛擬貨幣承兌業務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其一，平臺以“繳納100元激活賬戶”作為加入門檻，本質是變相收取“入門費”；其二，會員層級分明，返利機制與下線數量直接掛鉤，形成典型的“金字塔”結構；其三，平臺無真實商品或服務支撐，收益完全依賴新會員的加入資金，具有明顯的“龐氏騙局”屬性。

值得注意的是，羅某某本人雖因資金鏈斷裂遭受損失，但法律評價的焦點在于行為模式的社會危害性，而非行為人是否實際獲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規定，“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實際獲利，不影響犯罪的認定”。因此，羅某某的虧損僅屬量刑酌定情節，與其行為定性無關。

（二）層級與人數的法定標準解析

《意見》對傳銷組織的層級和人數設定了明確的入罪標準：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須達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本案中，羅某某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超30人，層級達3級以上，完全符合該標準。

需進一步說明的是，傳銷活動的“層級”不要求嚴格的三級行政隸屬關系，只要人員之間存在推薦關系并形成上下線利益鏈，即可認定層級存在。例如，羅某某發展的下線繼續發展新會員，即便其未直接管理下級團隊，仍因利益關聯被計入層級總數。這種“裂變式”發展模式正是傳銷活動迅速擴張的關鍵，也是法律嚴厲打擊的重點。

（三）虛擬貨幣與網絡傳銷的隱蔽性挑戰

與傳統傳銷相比，本案借助虛擬貨幣和網絡平臺實施犯罪，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一方面，虛擬幣的“去中心化”特征容易被包裝為“金融創新”，掩蓋非法傳銷的本質；另一方面，網絡授課、線上返利等方式降低了犯罪成本，擴大了輻射范圍。

對此，司法機關在認定時緊扣傳銷的本質特征，未受形式表象干擾。例如，平臺以“虛擬幣返利”替代現金，但因其可兌換為現實利益，如提現或兌換商品，仍被認定為“財物”；網絡授課內容若包含發展下線的激勵機制，則構成“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的直接證據。這一裁判思路為同類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無論傳銷活動披著何種“外衣”，只要符合“入門費”“層級計酬”“騙取財物”三要件，即應依法定罪。

羅某某案的裁判彰顯了司法機關對傳銷犯罪“零容忍”的態度，尤其對利用新型技術手段實施的網絡傳銷，實現了精準打擊。公眾需警惕以“虛擬貨幣”“區塊鏈”為噱頭的投資陷阱，認清傳銷“拉人頭”“收門檻費”的本質特征，避免因輕信高額回報陷入法律與財產的雙重風險。

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