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的天空》

非洲，一片長久以來被客體化的土地。說起歐洲，人們會興致勃勃地談起每個國家的特色，歷史與當下，優點與缺點，但是說起非洲，似乎只是“非洲”——沒有具體的國家，沒有鮮明的文化面貌——一個模糊的、總括性的概念，一個遙遠的、與現實脫節的標簽，并且往往被貧窮、饑餓、暴力、疾病等負面詞語所裹挾。我們是否也能像分辨德國與法國一樣，分辨坦桑尼亞與埃塞俄比亞？

這些問題的浮現，令我們恍然發現，我們所擁有的對世界的認知，其實是如此不平衡。

自1958年起，“世紀記者”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用了三十余年，深入這片“大到難以描述的”大陸，試圖為世界呈現一個真實的非洲——

他往返于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親赴流血沖突、軍事政變的現場，也前往掙扎在生存線上的叢林村落。他像“游牧”一般深入到各階層的人群中間：出入將軍和部長們的宅邸，也造訪叛軍首領的指揮部；和牧民搭便車穿越撒哈拉，與尼日利亞流民在棚戶區比鄰而居……

最終，種種見聞，集結成《太陽的陰影》一書，其呈現的，是獨一無二的非洲圖景：那里有仿佛世界誕生之初的極致美景，也是無數部落、民族、文化和勢力交織的洶涌之海。

《太陽的陰影》是卡普希欽斯基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本次系中文版首度引進，波蘭語直譯。有深入了解非洲的讀者說：“非洲就是卡普希欽斯基在《太陽的陰影》中所描繪的樣子。”

今天，我們將通過英國著名作家杰夫·戴爾的后記，了解《太陽的陰影》的獨特與迷人。

深入內陸的旅程

文/杰夫 · 戴爾

假設我們要發射一艘宇宙飛船，目的是與銀河系某個遙遠角落的居民建立文學聯系。如果我們只能帶上一位當代作家，你會選誰？我會投票給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因為他為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活提供了最真實、最不帶偏見、最全面且最生動的記錄。

在三十年的時間里，卡普希欽斯基一直是波蘭通訊社的巡回外派記者。在此期間，他親歷了二十七次革命和政變。盡管他盡職盡責地完成任務，但他也像個不嗑藥就嗨的“瘋記者”，時常突然與華沙失去聯系，消失得無影無蹤，投身于“叢林，乘獨木舟順尼日爾河漂流，與游牧民穿越撒哈拉”。1966年在尼日利亞，他“行駛在一條據說沒有白人能活著回來的路上。我開車去看看白人能不能活著回來，因為我必須親自體驗一切”（《足球戰爭》）。這種沖動招致了上級的責備，命令他“停止這些可能以悲劇收場的冒險”。

《羊羔》

想都別想。《太陽的陰影》是一部非洲冒險故事的合集，開篇幾頁就帶我們回到1962年的達累斯薩拉姆（坦桑尼亞首都），當時他聽說烏干達即將獨立。他和朋友里奧立刻動身前往坎帕拉（烏干達首都），途經塞倫蓋蒂草原，那里野生動物成群。

這一切“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仿佛看到了世界的誕生，那一刻天地已經形成，水、植物和野生動物也已存在，但亞當和夏娃還未出現”。他們沒有地圖，迷了路，迎面撞上一個龐大的水牛群——“似乎延伸到了地平線”。他們不顧一切繼續前行。氣溫越來越高。“灼人的熱浪開始顫抖，波動。”卡普希欽斯基開始出現幻覺。

當他們來到一間偏僻茅屋時，卡普希欽斯基已經“半死不活”。他癱倒在床鋪上，卻發現自己的手懸在一條眼鏡王蛇上方幾英寸處。他僵住了。里奧小心靠近，用一個巨大的金屬汽油桶猛砸那條蛇。卡普希欽斯基也撲向汽油桶，隨即“小屋變成了地獄。我從未想過一個生物體內能蘊藏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此可怕的、滔天的、宇宙般的力量”。最終蛇死了，他們成功抵達了坎帕拉。卡普希欽斯基仍然神志不清，不僅因為中暑，還因為——后來發現——他患上了瘧疾。腦型瘧疾。他剛從瘧疾中恢復過來，又染上了肺結核……這一切都在短短二十頁中發生！

必須承認，卡普希欽斯基很懂得如何渲染。每隔幾頁，他就被“汗水浸透”。在撒哈拉沙漠，太陽“像尖刀一樣扎下來”。走出陰涼地，你“會被燒成灰燼”。在蒙羅維亞，蟑螂大得“像小烏龜”。這些是否有所夸張？卡普希欽斯基自己提醒我們，存在這種可能性，他說自己“可以添油加醋”描述蟑螂的故事，但決定不這樣做，因為“這些都不是事實”。

《走出非洲》

不過，這種可能性始終存在。經歷只是起點——有些作家比其他人需要更多體驗。加繆曾指出，不必離開書桌也能過上充滿冒險的生活。而在另一個極端，登山家喬·辛普森（Joe Simpson）只有在攀附于個人經驗的懸崖時才能寫作。但偶爾，你會遇到尼采所說的“非常罕見但令人愉悅的情況：一個才智卓越的人，同時具備與這種才智相稱的性格、愛好和經歷”。卡普希欽斯基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常常不清楚他是在回顧四十年前發出的報道，還是剛剛才寫下這堆驚人的經歷。時間線被故意模糊，敘事被打散。在同一頁內，不同的時態爭奪著主導地位；他的文字既有動蕩的即時感，又帶有歷史的反思。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非洲一隅發生的事，仿佛是多年后利比里亞或盧旺達命運的縮影。

《盧旺達飯店》

有人將《紐約客》作家、“《衛報》首作獎”得主菲利普·古雷維奇（Philip Gourevitch）與卡普希欽斯基相提并論。古雷維奇的《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是出色的報告文學，但卡普希欽斯基的成就屬于另一個高度。

作為一位擁有偉大創造力的作家，他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理的素材。他的書或許根植于個人經歷，但也充滿了驚人的離題旁述和插敘文章——關于如何釀造白蘭地，關于亞美尼亞書籍的歷史，關于一切的一切。這些旁述始終與作品的構思緊密相連。

在他游牧般的生活中，他描述了真實的遠方——如《生命的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開篇著名的安哥拉“板條箱之城”——這些地方像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一樣奇幻。在埃塞俄比亞，他遇到了一個人，“他正往南走。這是關于他能說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從北向南走。”仿佛J.M.庫切小說里的角色邁克爾·K闖入了《太陽的陰影》。成群的迷你小說中的角色短暫出現又離去：“整個非洲都在移動，在去往某個地方的路上，流浪。”

他的文字在簡練之中有詩意——正午的昏睡中，一個村莊“就像海底的潛艇：它就在那里，但不發出任何信號，無聲無息，一動不動”——而且常常滑稽得令人捧腹。恐怖與荒誕的鬧劇交替上演，而無論哪種情緒，一種無限的驚奇感始終主導著一切。他是無畏的見證者，也是充滿活力的文體家。

《殺戮禁區》

《太陽的陰影》與布魯斯·查特文的《歌之版圖》（The Songlines）或許有表面相似之處，但對比之下，它也揭示了布魯斯·查特文的本質：富人版的卡普希欽斯基。卡普希欽斯基深諳他所見一切的政治內涵。他的勇氣——無論是實際行動還是文學創作——建立在他對“同情”與“政治”復雜關系的深刻認識之上：政治如何使同情變得復雜，而同情反過來又如何影響政治。

他，一個白人，在非洲國家擺脫殖民枷鎖的時刻出現在那里。但他也來自一個屢遭鄰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蹂躪的國家。他懂得“一無所有，徘徊在未知中，等待歷史說一句公正的話”（《足球戰爭》）是什么滋味。這也正是他在非洲、在地球上最底層的人群中間感到自在的原因之一。

盡管與當地的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仍是外來者，這使得他“尋找共同語言”的努力更為迫切。對卡普希欽斯基來說，代表人類想象力最高成就的不是曼哈頓或巴黎的拉德芳斯，而是一個“怪異的”非洲棚戶區——“沒用一塊磚、一根鋼筋或一平方米玻璃，就建造了一整個城市！”在這些貧苦民眾的慵懶之中，誕生了一種極其驚人的創作力。同樣，他從未淡化自己目睹的腐敗或暴力——相反，這些現象的普遍性使得善良的存續更加珍貴。作為回報，他總是給出他從歷史中渴望的東西：“一句公正的話。”

“人類值得欽佩之處多于可鄙之處”——這是加繆在《鼠疫》中演繹的偉大真理。從《足球戰爭》（The Soccer War）那段經歷死里逃生后，卡普希欽斯基更為簡潔地表達了這一點：“這個世界充滿垃圾，但突然間，誠實和人性又出現了。”

《何處是我家》

在《太陽的陰影》中，他表達得更簡單、更微妙。總結他與一位司機的交往時，卡普希欽斯基最終實現了他渴望的人際關系——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關系，而是充滿“溫柔、溫暖和善意”的關系。

他并非天真或多愁善感：那份善意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但也只能用金錢換來。這種經歷會阻礙他看到非洲的精神嗎？本書的最后一頁給出了答案，以一種震撼人心的方式。

“新聞報道之王”，獲得諾獎提名的“世紀記者”

融合歷史·旅行·人文觀察的非洲行紀

入選企鵝經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旅行”書系

親歷革命浪潮最前線，第一現場直擊報道

在恐怖與驚奇、希望與荒誕之間，

揭示一個被層層遮蔽的非洲

中文版首次引進，波蘭語直譯

特別收錄卡普希欽斯基女兒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