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庫帛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到目前為止出土最早，唯一的戰國楚帛書。它對于中國人來說也非常重要，因為它牽涉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中國的選擇術。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研究《子彈庫帛書》40多年，并多次輾轉赴美參加帛書殘片揭剝工作，不僅完整復原了楚帛書流散海外的故事，還復原著破碎的文物蘊含的那個豐富的思想世界。

《子彈庫帛書·攻守占》殘片

李零：第一次接觸是1979年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就是在考古所，我一開始就是想解決認楚文字的問題。楚文字材料青銅器上當然有，也有一些竹簡，但是當時的竹簡比現在少得多。這樣我就想帛書是其中字數比較多，比較大的材料，特別是1949年以后，絕對就是《子彈庫帛書》這件東西了。所以我就想從它入手來學楚文字，這無形之中帶動了我后來的很多研究方向。

1980年我就寫了《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這本書，是當時學習楚文字的副產品，因為這不是我研究生的題目要做的，純粹是自己想去做，后來就造成了一種機緣，就是1990年我在美國的時候和張光直先生通信說想去拜訪他，他特別熱情給我回信，說1990年在華盛頓有一個關于楚文化的討論會，在這次會上會展出楚帛書。因為楚帛書實際上到美國以后從來沒有露面過，1990年是第一次在華盛頓露面，這個會是為了辛格醫生開的。

賽克勒醫生當然是賽克勒美術館的一個大金主，另外就是他的好朋友辛格醫生。他們也知道辛格醫生的年事已高，所以準備給他辦一個活動，其實目的是想把辛格醫生的東西都捐給賽克勒美術館。

辛格醫生

那一次很多人都去了，比如像貝格立（Bagley），還有在博物館工作的蘇芳淑教授，他們都在場，然后李學勤先生在會上發言的時候，正好有人向他提問楚帛書圖像的一些含義是什么？李先生是一個特別客氣的人，他就說這個問題我們在場有這方面的專家，饒宗頤教授和李零教授，因為饒宗頤是前輩，我就讓他發言去了。后來博物館編輯論文集的時候，要求我做一個書面的發言，之后就印在他們的論文集里了。

我對張光直的印象特別好，特別謙和。現代人都很難理解那時候的氣氛了，他一直有一種抱愧的感覺，覺得他生活在美國，而不是在中國。在他的文學作品里就說他沒能為中國做什么事。他跟我說，你是不是能辦一個能夠經常往返于美國的簽證，其實他也不太知道，我并不是那么熱衷要到美國去，所以后來才見到他。

但這就是機緣，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1992年，柯強（John Cox）把那些子彈庫的殘片匿名捐獻。因為大的帛書已經落入賽克勒醫生的手里，借存在賽克勒美術館。然后他又捐獻了其他的子彈庫的文物給了賽克勒美術館。

柯強

當時他們交接儀式還很隆重，因為當時蘇芳淑教授提議說，我們可以明年請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到美國來研究這個帛書。起初他們說這是不是很敏感，因為有所有權問題。但是他們后來還是決定了在1993年請我去研究帛書，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因為長期以來，國內學界關于這個帛書是怎么到美國的、在美國什么地方等等全都不知道，包括這里頭年月日時、人物、有關的事件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當然我也非常投入這個研究。

當時我住得也很遠，就在馬里蘭，差不多就有點像現在在北大，每天進城都很遠，我得每天坐地鐵去賽克勒美術館，所以路上也非常辛苦。他們有食堂，但我吃不太慣，我每天帶著飯到那兒去，我在那兒還是很用功的，天天搜集各種各樣的材料。

其實最初像李學勤寫《戰國題銘概述》的時候，他并沒有見過楚帛書，他是看日本的《書道全集》上面的一些材料，中國學者都是通過間接的材料來看的。

其實帛書一到美國，各個博物館反復地研究，拍攝照片，所以有好幾套照片，我都放在《子彈庫帛書》這本書里面了。這套照片是稍微晚一點的，像這前面的照片就是比較早的。你看最晚的照片主要的就是有這一大塊白。因為柯強把這些賣給大都會博物館以后，他們有一位負責保管的女士，辛格醫生就說是一個“蠢女人”，因為這位女士缺乏文物保護的知識，認為他們買了柯強的那批漆器以后，要保護這些漆器，就要有濕度，她就拼命地在這放濕氣，帛書就發霉了。發霉以后，又去請專家，專家說想辦法把霉給去掉，結果一去，這塊脫色，就是說它底色本來是咖啡色的，要比這個還深，所以字不是特別清楚。把霉去掉，就等于把它底色去掉了，原來它可能也是有一種類似于染黃工藝之類的，去掉之后所以露出來的字比原來更加清晰。

李零在弗利爾美術實驗室

當我們1990年看楚帛書的時候，那時候饒宗頤還拉著我說，咱們去看看帛書，我們倆就一塊到那看帛書。然后他就關心那個字，能夠多認得一點，既然看得更清楚了，是不是別的地方也給它噴點濕氣讓它發霉，然后再給它去掉。他還開玩笑說這叫“霉開二度”。

最開始的時候，這個書叫《晚周繒書考證》，所以一開始叫繒書，后來都叫它帛書了，但是一般過去大家只說楚帛書，沒有這個地點。我記得我調到北京大學的時候，朱德熙校長就跟我說，說你這個書名《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太長了，就叫《子彈庫帛書研究》多好。所以后來我這個書就變成《子彈庫帛書》了，因為我們中國的考古學命名的習慣是這樣，以出土地點來命名。但是過去命名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楚帛書只是經過蔡季襄裝裱的那一件，它叫《子彈庫帛書》。

《子彈庫帛書》，李零 著，文物出版社出版

后來，我去美國才調查，我才發現它有第二、第三帛書，包括李學勤原來寫過第二帛書。而且他當時看了巴納的書，書里畫了一個圖，就是楚帛書的折疊示意圖。結果李學勤就根據插圖，開始寫里面的釋文。其實插圖是巴納自己畫的，后來我因為在美國整理資料，回來就告訴李學勤那個不是真的，是巴納畫的一個圖。他一開始很生氣，說怎么能這樣騙我呢，后來他就把那個內容刪掉了。所以可想而知，那時候大家對楚帛書的很多事情都云里霧里的，搞不清楚。

子彈庫竹笈（巴納重繪）

當時為了盡可能地知道各種各樣的情況，我也非常感謝這幾位美國學者，比如Paul Jett先生。我翻他們檔案的時候，就突然翻到了柯強跟他們簽訂協約和登記手續。我看見以后非常振奮，就跟Paul Jett說這個是不是你們的秘密？他很慷慨，說不是什么秘密，你去復印。所以很多材料也是到美國才得到的，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來，我們做調查越做越細，特別感謝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還跟我一起到長沙調查，而且他還寫了很多信，幫助了解楚帛書進入美國以后的前后流轉過程。所以最后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它從進入美國海關以后，在各個博物館里面之間的流轉過程完全搞清楚了。

（本文摘自生活書店微信公眾號，原題“李零：我讀子彈庫帛書四十多年，更深層次的東西越讀才越能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