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與“入世”，乃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前者竭其心力，勞其一生，努力為社會做貢獻，讓歷史所銘記；后者則一身高潔，超然物外，追求淡泊寧靜的人生境界，亦如唐代鳥窠道林禪師所言，“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但縱觀歷史，真正的“出世者”卻寥寥無幾，因為普通人很難與社會完全隔離。其實，“出世”與“入世”并非絕對分割，而是密切關聯，兩者皆為人生所需。人生的智慧，正體現在對“出世”與“入世”這一對矛盾的把握和平衡上。王一亭先生即是這樣一位游走于“出世”和“入世”之間的杰出藝術家，在其身上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以出世態度做人，以入世態度做事”的精神境界和行為準則。

王一亭(1867－1938 年)，名震，字一亭，成年后多以字行，出生于上海周浦，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40 歲時曾返吳興北郊白龍山麓居住，遂以“白龍山人”為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加入同盟會并任上海分會財務科長，集書畫家、實業家、銀行家、慈善家、佛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故為研究民國時期上海乃至中國經濟、藝術、佛教發展史不能繞過的一位重要人物。

王一亭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在外祖母家長大。13歲時，進入上海“慎馀錢莊”當學徒，后當“跑街”（類似今天銀行的客戶經理），其主要職責是收存與放貸，建立與客戶的借貸關系等，對于錢莊十分重要。難怪，舊時錢莊有一句行話，叫“看錢莊興不興旺，就看跑街靈不靈光”。20歲時，王一亭進入李平書經營的“天馀號”工作，由于業務能力出色很快升任經理。光緒三十三年( 1909年)，日本的“日清汽船株式會社”在上海設分社，因李平書的推薦及作保，其擔任分社總代理，后來又兼任“日本大阪商船會社”上海分社總代理。隨著兩家分社經營業績的不斷攀升，王一亭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聲譽日漸提高。在此過程中，王一亭將豐富的傭金收入和平時的積蓄，都投資到興辦民族工商業和金融企業上。他提出“立國之本，基于富強；富強之本，基于工農商”的主張。當時，中國的民族保險業在上海開設不多。1905年4月，福建籍巨商曾少卿就聯合上海的紳商朱葆三、王一亭、李平書、嚴筱舫等發起籌建了華興保險公司。此后，朱葆三創設華安水火保險公司、華成經保火險公司以及華安人壽保險公司時，王一亭均為主要投資人，此外他還投資了華通水火保險公司等。1906年，周廷弼、沈縵云等人集資15萬元，創辦中國第一家民辦商業儲蓄銀行——信成商業儲蓄銀行，王被推舉為董事。同年，上海成立滬南商務分會，其又被推舉為總理，并在歷屆上海商務總會中擔任會董。1908年被推選為滬南商務公會首任會長；1912年當選為上海總商會協理。1913年，他又與郭竹樵、朱子奎等人集資25萬元，改官辦的中華商業儲蓄銀行為商辦，并任董事。自1934年起，他就一直任中華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直至去世。

王一亭自幼酷好丹青。其10歲那年，外祖母授以《孝經》，這是一種內有插圖的小冊子，他見圖而喜之，以手指摹仿。在慎余錢莊站柜時，又利用余暇揮毫作畫，由于天資聰穎，居然無師自通，逐漸入門。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得列海派耆宿任伯年門下蒙任親炙，復又結識大師吳昌碩，相友莫逆，朝夕切磋，由此繪事日進。即使在擔任日清總代理之后盡管商事繁劇，仍堅持每天作畫，寒暑無間，繪技由是日臻化境。王一亭畫作題材廣泛，所作構圖奇崛，落墨蒼渾雄渾，放恣不羈中透溢著一股濃郁的以行楷書法入畫的獨異風格，被滬上藝壇贊為“天驚地怪而鮮有其匹”。其繪畫藝術不僅獨樹一幟，還深深地影響了一大批書畫家，門下弟子眾多。因此，就其繪畫藝術及成就與地位而言，如果說吳昌碩是海派藝術的軸線，那么王一亭就是海派藝術逐漸聚攏的坐標。

王一亭的繪畫，早年師從任伯年，畫風清秀俊逸。任伯年過世后的十幾年里，王在獨自探索中轉益多師。民初期間（約1911-1913年間），其與吳昌碩相識后，畫風逐漸向大寫意靠攏，變得拙重雄強。雖深受任、吳之影響，但其并未泥師不化，而是在綜合任、吳所長基礎上找到了自己的藝術定位，獨出新意。就畫題之廣博而論，王近任遠吳，諸如駱駝、飛燕、麻雀、公雞、烏雞、烏鴉、馬、鴨、桃花、鶴、柳樹、白兔、白鵝、茶花、虎、鸚鵡、木芙蓉等吳昌碩很少涉獵的題材，皆見于王氏筆下。就筆墨之風格而言，則又近吳而遠任，其用筆酣暢淋漓，剛健凝重，氣勢磅礴，設色濃艷，深得吳昌碩筆意。

王一亭擅畫歷史人物、神話人物、古代名士如老子、孔子、蘇武、陶潛、鐘馗、二十四孝人物等，尤勤于以畫禮佛，自言50歲后每日畫一佛像。其畫佛，在技法上更多借鑒吳昌碩，而題材上則又學習任伯年。他的佛畫對象十分豐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無量壽佛和觀音。如1927年所作《無量壽佛》，虬髯亂發，眼神炯炯，干濕用筆相互摻和，更顯佛的精神。衣紋線條渾圓有力，多而不亂，書法用筆，質感強烈。王一亭一心歸佛，茹素持齋，這在其繪畫之中有重要體現。在江蘇、浙江、上海的較大寺廟中幾乎都藏有王一亭所繪的佛像。這些佛像有如來、觀音、達摩、羅漢等，姿態各異，神情生動逼肖。一根根急速而下的線條，密而不亂，疏而不弱，金石氣依然隱約可感。筆者甚至可以體會到作者當時創作的心態和激情。其佛像乍看粗簡，卻內涵曠達，磅礴的氣勢躍然紙上，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吳昌碩曾在《白龍山人題畫詩?序》中指出：“王君之畫因綿邈高渾，直逼元宋；而其詩又溫婉排奡。悉稱其畫所謂體差裒等。詩與畫互為裒益者歟。”王一亭獨特的佛畫藝術成為他區別于其他畫家的典型特征。

常言道：“畫得好不好看畫面，學問好不好看題款。”眾所周知，吳昌碩作為海派巨擘，功夫最深的是書法，印是書畫的發展，影響最深遠的是畫，詩和畫跋則生動地體現了他的藝術思想。詩書畫印渾然一體，彰顯了吳氏藝術之獨特魅力。縱觀王一亭各個時期繪畫作品亦是如此。其早期繪畫作品多為窮款（僅落姓名或字號）或短跋，而中、晚期尤其是晚期，其題跋大多是長款甚至長跋，占據了畫面中極大的位置，有時畫只寥寥數筆，而落款卻洋洋灑灑數十字甚至上百字。這種詩文題跋增強了王一亭繪畫的文學性與大眾性，使其繪畫藝術的文化含量和人文精神更為拓展，這正是海派書畫的時代特征，既可為受眾所欣賞又不失人文精神。如他畫的《接福圖》，圖中人物僅占畫面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的畫面是巨跋。詩、文、畫、印并茂的藝術形式，顯示了其對文化境界的強烈追求。

“心正則筆正”。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在尚未攻占上海時，就已經指定由王來做上海維持會會長，也即臨時“上海市市長”。但王氣節高貴，果斷拒絕日本人的邀請，不顧年邁體弱，毅然攜家眷避地香港。日本人在氣急敗壞之下，炮轟了王在上海的洋樓。張大千曾高度評價王一亭的藝品及人品，“先生民胞物與，復耽禪悅，胸襟闊達而志節高邁，落筆放達不羈，始能縱送由心，全其氣勢也。”蘇局仙先生也曾作一聯：“拼一死不辱斯文；留片紙還看真性”，以緬懷王一亭先生。聯語簡明扼要，然寫出了公允的評論，盛贊其藝術成就，欽佩其“卒不污節”之難能可貴。1938年病逝后，遠在重慶的蔣介石亦提送挽聯“當飄搖風雨之中，彌征勁節；待整頓乾坤而后，重吊斯人”，足見其貢獻之大，影響之巨，地位之高。同時，王一亭一生虔信佛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佛家思想影響使之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慈善家。在商界獲得成功后，其積極投身于海內外的慈善事業，并取得了驚人成績，從而成為上海界慈善事業的領袖人物。其曾集資救助日本關東大地震，被日本群眾稱為“王菩薩”，并以求得其畫作為榮。尤其是他經營的上海慈善聯合會，發起組織的為民請命呼吁和平、救濟婦孺、臨時救濟難民等善舉，對穩定當時社會秩序和活躍民間慈善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突破傳統慈善只救人身而不救靈魂的模式，大力資助慈善教育，把傳統的善舉提升到另一個境界，不僅救人之身體更救人的靈魂，具有近代慈善“教”“養”并重的鮮明特征，所以倍受后人推崇。吳昌碩曾這樣形容王一亭：“以慈善事業引為己任，繪圖乞賑，夙夜彷徨，不辭勞苦，于是四方之災黎得以存活者無算。”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到，從中國傳統的意識觀念和藝術史來看，畫家與普通文人一樣，似乎和商人政客有著本質區別，一“出世”一“入世”，涇渭分明，而王一亭的出現卻顛覆了這種傳統，他把這兩種身份集于一身，且相輔相成，其愛國情懷、高尚品德、慈善之心都以不同方式影響著整個海派藝術的發展，可謂在“出世”與“入世”間尋到相得益彰的平衡，值得我們深思、探究和學習借鑒。

來源 l 杭州日報 作者 l 俞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