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和楊虎城從受命“剿共”到聯共、反蔣抗日的思想演變，又是如何從量變走向質變的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促成“捉蔣”還是蔣介石本人。當然，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和他的周圍一批進步的謀略之士的影響，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35年夏，當紅軍長征北上陜、甘時，蔣介石居心叵測地命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地區，并組成“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蔣介石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并將楊虎城的第17路軍隸屬于“西北剿共總司令部”的建制之下。蔣介石之所以任用張學良，就是為了利用東北軍，以達到一箭三雕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東北軍的奉命剿共損兵折將，給了張學良當頭一棒，王一哲67軍和紅軍徐海東15軍團遭遇，東北軍雖然使延安失而復得，但110師全師覆滅，師長何立中陣亡。這個師是“九·一八”事變由沈陽北大營撤出，后轉戰于長城及灤縣東，在各抗日戰役中卓有戰功的隊伍。何立中師長是一個戰功卓著的優秀軍人。何立中之死，張學良感到東北軍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剿共實在太可惜了。

　　后來，東北軍又組織了5個師向陜北紅軍進攻，碰到的對手是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親自指揮的中央紅軍第一軍團和15軍團，戰斗的結果又告失敗，109師在直羅鎮被全殲，師長牛元峰拒降自殺。106師的一個團也受到嚴重打擊。這就是張學良剿共的下場。

　　張學良剿共吃了敗仗，損夫慘重，蔣介石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反而取消了兩個師的番號，停發軍餉和補給。更讓張學良意想不到的是，東北軍撤出東北時，有大量的家屬跟隨，所到之處，因剿共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老百姓不歡迎他們，不給他們騰房子，不給飯吃，還跟在后面罵他們。尤其是因剿共死傷者的家屬，生活更加悲慘，這一切在東北軍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綜合上述情況，宋綺云進一步分析，認為張學良盡管家仇國恨積于一身，盡管是愛國的不愿意打內戰，但他受蔣介石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影響，中毒太深。大敵當前，應當教育和啟發東北軍，以促進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團結。宋綺云認為兩個軍的團結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不是剿共而是抗日。

　　宋綺云在此期間，充分利用《西北文化日報》這個輿論陣地，宣傳抗日，反對內戰。他發表了《今年國慶所感》《國民軍的奮斗與今日之國難》《紀念總理與解救國難》《募捐援綏運動》《極需要組織起來作長期抗戰》《德日、意日兩協定宣告成立后我國外交之出路》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宋綺云大聲疾呼：“現在舉國痛恨內戰，內戰成不足取，古人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足見，凡是中國人決不愿做亡國奴的，某方對我們壓迫越甚，我們反抗也越強，這是極自然的??！”

　　東北軍有離家亡鄉之痛，他們被蔣介石欺騙，來西北地區剿共并非所愿，只不過有的人中“攘外必先安內”之毒太深，暫時模糊了敵我界限。為了幫助東北軍認清敵友，宋綺云在紀念“九一八”5周年之際，親自撰寫社論，他在文章中說：“九一八”者，非可只認為是歷史的名詞，實乃民族之血的教訓，國家之巨創深痛。此種教訓，此種傷痛，在今日猶斑爛鮮赤，潰傷未復。如釘在腦，拔之未果，隱痛正劇，如刺在心，按之猶在，酸楚非常。國人如認為“九一八”已成過去，則成為天地間最麻木不仁的動物。如認為無可奈何，而忍受無異，則成為世界上最沒有出息之人類。他在文章中高勉曰：“先賢有云：國立自伐，而后人伐之，國人在此大敵當前，宜有相忍為國之大覺大悟，共同對外。不然，長此以往，未有不中卞莊之計，而同歸于盡也?！?/p>

　　以“九一八”之恥，來教育東北軍，是最好的治軍良方，以抗日與否來分辨敵友，也最能使東北軍接受。

　　為推進抗日救亡事業，宋綺云先后寫了《踏著先烈血跡前進》《堅守西安10周年獻詞》《國民軍之奮斗與今日之國難》等文章，發表于《西北文化日報》上，激勵陜軍將士唯有密切團結共同努力，以救亡圖存。

　　抗日救國是西北軍的鳳愿，責無旁貸，東北易幟，維護國家的統一，東北軍引以自豪，他們有鄉土滄桑之痛，無家可歸之慘，團結抗日，就成為這兩支部隊的共同要求。

，宋綺云在《西安文化日報》又發表了《今年國慶所感》的社論。進一步指出形勢的嚴峻：“寇患深矣，亡無日矣，中國今日確是如斯景象。”這種感嘆，又何止他一人所有。東北軍、西北軍將士再也無心打內戰了。

1936年10月10日

7月，原在北平組織“東北抗日救國會”的高崇民、車向忱、劉瀾波，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等先后來到西安，在東北軍中宣傳抗日救國活動。他們與在“西救會”工作的東北籍人員張兆林取得了聯系，以旅陜東北同鄉及東北軍人為基礎，發起成立“東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東救會）?！皷|救會”和“西救會”，在西北特支的領導下，團結合作，互相呼應，多次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游行，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在這期間，受影響最大的當屬張學良將軍和東北軍，剿共使他損兵折將，更使他名聲掃地，從一個不抵抗將軍進而變成人人唾罵、大打內戰的急先鋒。剿共的結果，深深的教育了包括張學良將軍在內的東北軍，他們在西安地區抗日救亡活動，以及《西北文化日報》的宣傳影響下，深受啟迪，并形成反思，尤其是張學良將軍思想觸動極大，他意識到，只有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一致抗日，中國才有希望。也只有這樣，才能洗刷自己不抵抗的罵名。他通過內部聯系與共產黨接觸，于1936年4月9日夜，秘密前往延安，與周恩來副主席見面。，再次去延安，與共產黨會談，并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合作協議。至此，東北軍、西北軍、中央紅軍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