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蔣雨融小姑娘其實挺可憐的。她被擺在了一個她不能理解、無法駕馭的舞臺。

這個舞臺不是一個年輕畢業生上臺講兩句勵志言語的舞臺，而是一個政治舞臺。美國共和與民主黨兩黨的撕裂；美國精英與平民大眾的撕裂。中美地緣政治，有美方的反華視角，也有崛起中國的民間視角。可以說，這個舞臺是時下美國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風口浪尖，這個小姑娘顯然是完全無法駕馭的。

她的講話內容，基本是十幾年前的模板和套路，可謂一板一眼，完全符合美國主流自由派精英的意識形態。本人離開哈佛是2008年，正是奧巴馬上臺，呼吁“轉變”的時代，也就是白左運動的開端。當時哈佛的學生像瘋了一樣，都喊著口號，要“改變”（change）世界。每個人都充滿著理想和愿景，校園不是單純的校園，而是武裝頭腦、培育行動主義的基地。這就是白左運動的開端。在之后的十多年，哈佛這樣的名校為美國的金融機構、咨詢公司、工業企業、政府、國際組織、民間組織輸送了大量（來自富家子弟的）左翼知識青年，深入前線，改造美國社會。即便進入了華爾街投行工作，他們身上也依舊帶著左翼理想主義，和上一代打工人有著鮮明區別。

蔣雨融所講的內容，基本就是這套價值觀的忠實呈現。如果被邀請到這樣的場合，發表這樣的講話，考慮到場合、聽眾，要按照“不出錯”、“符合主旋律”方式，按過去的規則，中規中矩來，就要說出她的這番話來。首先，如果擺在十年前，她說同樣一席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放在今天，她的講話也完全符合了人們對精英大學自由派的想象（或“刻板印象”）。

但這些年，美國已經變了天。很多人說，2016年之后和之前，完全是兩個世界。與此同時，中美關系也變了天。可以說，2018年之后和之前的中美關系也是兩個世界。

就是蔣雨融的這套話語體系，蔣雨融同學的特殊存在（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讓哈佛大學自己在美國遭到了大麻煩。

這個時候，作為中國學生上臺講話，就很不容易駕馭了。絕對不能“刻舟求劍”——不能從過去的學生畢業禮講話里找靈感，也不能把自己陷在哈佛名校的“小泡泡”和信息繭房里，而要與時俱進，考慮到美國社會的變化，中國社會的變化，世界的變化。坦白說，這個命題很難，考慮到當今世界的撕裂現狀，想要找到好的切入點實際上并不容易。

所以，哈佛選這個姑娘出來講話，是有特別用意的。

這要從她的身份說起。

首先，她是一個女性，一個非白人的國際留學生。這就刺痛美國老百姓，認為這屬于哈佛學生招生的“DEI”（平等多元包容）——他們認為，這些精英學校刻意在校園里增加這樣學生的比重，推動白左意識形態，最后損害了美國白人的利益。

其次，她看上去來自優越的家庭，從高中、本科到研究生以來都在名校，有條件支付高昂的學費。這對美國老百姓也是巨大的刺痛，認為名校都在服務外國富家子弟。JD·萬斯明確說過，哈佛這樣的大學招收來自中國的富家子弟，從他們身上收取高額學費，擠掉了美國人的名額，犧牲了美國人的利益，完全有悖于“美國優先”。因此，“大學就是敵人”。

第三，她是中國人。眾所周知，美國華盛頓兩黨和朝野都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對手，最大挑戰，最大威脅，甚至是敵對國家（foreign adversary）。中美正在打貿易戰。美國國務院正準備撤銷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這個時候，哈佛可以請各種留學生上臺，可它偏偏要請一個中國學生上臺。你這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和現在的政府叫板么？

第四，她就讀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哈佛大學是民主黨/自由派左翼重鎮，肯尼迪學院則是民主黨/自由派/左翼在政治和公共政策上的思想庫。這是一個國際學生比例最高（超過五成）的學院，最主要的功能其實不是培養美國本土政治家（美國政客基本都來自法學院，極少部分來自商學院），而是培養兩類人，一是美國政府體系的技術官僚（按今天理解，基本等于“深層國家”），二是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客和公務員。肯尼迪政府學院里有許多民主黨政府退下來的官員。每每進入政黨更迭期，他們就會從華盛頓退回到學校。學校是他們的庇護所）。對于今天整體右傾、反精英反建制、追求“美國優先”的美國人來說，位于這樣一所大學的這樣一個機構好比是“來自內部的敵人”（enemy from within）。

第五，她讀的專業方向是“國際發展”。所謂國際發展，就是幫助其他國家（通常指發展中國家、落后國家）尋求經濟社會發展。他們的典型去向是國際組織、對外支援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政策銀行、基金會和NGO。而這些恰恰是美國目前最敏感的領域，因為這個方向和MAGA的“美國優先”相悖，被認為是美國精英拿著納稅人或者大企業、大資本的錢在海外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自己的商業利益、自己的左翼意識形態。而這正是過去幾個月美國國內政治斗爭聚焦的領域。美國國際開發署、中情局、左翼基金會、精英大學及智庫、NGO……這些都被視為美國“深層國家”用以操控和統治世界（包括美國以外的國家及美國本土）核心基礎設施和工具。（這里可以參考作者這兩天整理的民粹右翼意見領袖及新聞人Tucker Carlson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國際通訊和信息技術副助理國務卿Mike Benz的訪談，揭露美國政府如何將NGO和大學作為“影子工具”和白手套。全文鏈接https://t.zsxq.com/5OVl6）

女性、非白人、中國人、精英、自由派政治、深層政府的培養對象與衍生、左翼意識形態與議程的推動者。以上，就是蔣雨融的身份和標簽。

說實話，能集這么多的標簽于一身也不容易。想找這么一個人還不好找呢。所以，哈佛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之所以選蔣雨融，正是因為她集合的各種身份。這種身份政治是美國人最擅長的。可以說，她就是民粹右翼、MAGA、“美國優先”（自由派、進步派、知識精英、民主黨共同的政治敵人們）的“對立面”和“反題”（antithesis）的化身。哈佛選她，就是讓她在光天化日下扇特朗普政府一巴掌：你越要反對DEI，我越要選DEI；你越是反華，越要打擊中國學生，我越要選個中國學生；你越不喜歡自由派的國際主義，我越要請個人出來倡導自由派的國際主義。總之就是，你越不喜歡哪壺，我就越要提哪壺。“凡是敵人反對的，就是我們始終不渝堅持的”。

當然我也認為，哈佛未必有一群人坐下來，像我們上文這樣地仔細研究，推敲出來一個結果，只不過蔣雨融在“合適”的時候出現了，帶著所有“該有”的標簽，來到了所有人的面前。在今時的政治環境下，她自然就成為大家推舉、無人愿意反對的對象。這一切看似無害，其實背后都是政治。這就是美國社會和校園泛政治化的結果。

因此，你以為是自己爭得的機會，實際上只是一個被利用的棋子。所以，這個姑娘，走到了美國國內文化戰爭和政治斗爭的前線，成了一顆棋子，一個工具，一個象征。

再回到“蠢”還是“壞”的問題。哈佛選她出來講話，引發爭議，到底是“蠢”，還是“壞”？我認為哈佛當然不蠢，它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政治——如前所述，它希望借蔣雨融，打特朗普政府的臉，打MAGA的臉。但把一個年輕姑娘請出來，把她放到一個自己無法駕馭的環境里，讓她個人承擔后果，那就是“壞”了。我反對這種把學生作為政治工具的做法。

哈佛的七千名學生，都是哈佛的政治棋子和炮灰。學校認為自己“大到不能倒”，正在利用國際學生，和政府對抗。

但最后的犧牲品一定是中國學生，因為政治博弈的各方最后會回到最大公約數：打擊美國盟友國家的留學生毫無意義，但打擊中國留學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蔣雨融這番講話，到底是有利于增強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地位，還是不利于增強他們的地位？是能夠增加他們在未來幾年獲得錄取、獲取簽證的概率，還是減少概率？我傾向于認為是減少概率——因為她的出現，會把各種矛盾又再聚焦到中國身上。

這就是我覺得這個姑娘有些“可憐”的原因。說起來是第一位登上哈佛畢業禮講臺的中國女學生，但諷刺的是，她可能代表中國學生在這種舞臺上的最后“高光”，而她實際上只是美國國內政治斗爭里的一顆棋子。

而蔣雨融同學在中國網絡上引發的爭議，恐怕是在美國本土，在哈佛本校意想不到的。他們想不到居然還有另一側的“戰場”，也在發酵——居然中國公眾也和美國老百姓一樣，對精英感到不適。

最后，有人問我，如果由我來提供建議的話，我會建議這個姑娘在臺上講什么內容。這里，我只能“事后諸葛亮”地說說。各方面環境因素太復雜，非一般人能駕馭，而以蔣同學的標簽和身份，基本不可能在這樣一個舞臺上做一個讓各方都滿意的發言。（有些人建議她在臺上高呼“解放巴勒斯坦”，這當然不是有建設性的建議。）而對于一個即將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陷入巨大的爭議并沒有好處：爭議是包袱，是負債，不會讓你走得更快、更好、更穩，而只會成為拖累你的累贅。（從這個角度講，哈佛把這樣一個年輕學生置于這樣一個明顯會引發爭議的境地，也是不地道的。當然相關人士認為學生是成年人，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綜上，謹慎考慮后，我會建議她婉拒這個講話。

遠離爭議。不要卷入美國國內政治斗爭和文化戰爭，更不要成為哪一方的棋子，不要被“當槍使”。這也是我給所有現階段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及其家長）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