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印度米佐拉姆邦和緬甸欽邦的蒂奧河（Tiau River），水邊聚會曾是周末常見的消遣 —— 因米佐拉姆邦禁酒，印度一側民眾會穿過干涸河床，車載音樂聲中前往緬甸購酒。

再往北，在那加蘭邦的隆瓦村，邊境線甚至從村長家穿過。

然而，印度政府正推進一項1600公里沿多山印緬邊境修建千英里圍欄的計劃，成本或達數百億美元。這可能破壞此類周末聚會，以及貿易、移民、歷史和文化聯系，而這一切都被冠以 “安全” 之名。

印度在緬甸中央政府基本未參與的情況下推進該計劃，認為圍欄能遏制走私、叛亂和非法移民問題。

這一舉措反映了從美墨邊境到歐洲、北非及東南亞的全球 “筑墻潮” 趨勢：亞洲目前擁有全球 56 座邊境墻，占比最高。

冷戰結束后，全球邊境墻和圍欄數量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的十幾座激增至至少 74 座，僅歐盟邊境圍欄總長度就從 2014 年的 195 英里增至 2022 年的 1200 多英里，如今全球每 10 人中就有 6 人生活在有邊境墻的國家。

這種趨勢由地緣政治緊張、民族主義抬頭、移民焦慮及邊境安全化共同推動。與此同時，一個全球性產業應運而生，數十億美元流入監控技術、建筑合同和私營保安公司。

2025 年全球邊境安全市場價值達 495.5 億美元，預計 2029 年將增至 636.1 億美元。印度在緬邊境的圍欄計劃是全球基礎設施熱潮的一部分，反映出一種廣泛轉向：將物理威懾和排斥作為邊境治理的主要手段。

但圍欄真的有效嗎？對全球走私與圍欄的研究，以及從走私者、安全部隊和邊境居民處收集的實地陳述表明，事實可能相反：圍欄可能改變犯罪動態、破壞邊境社區穩定，并對區域貿易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印度政府稱，圍欄是東北地區加強安全、遏制非法活動和改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旨在減少印緬間武器、毒品和假冒商品流動。隨著緬甸沖突導致民眾涌入米佐拉姆邦，該邊境的走私經濟確實蓬勃發展。

印度安全部隊數據顯示，僅過去兩年，在單一過境點就繳獲價值超 2.77 億美元的毒品（主要為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但安全部隊承認只能繳獲約 5% 的貨物。

此外，隨著印度曼尼普爾邦陷入種族沖突、緬甸內戰持續，武器販運也在增加。

面對違禁品、毒品和武器激增，許多印度安全人員將圍欄視為解決方案 —— 印緬邊境地區的印度準軍事部隊因平叛任務本已捉襟見肘，遏制走私被視為額外負擔。

但許多人承認，走私難禁不僅因邊境漏洞百出，更因印度各邦腐敗滋生，縱容了非法貿易。

事實上，走私者與邊境地區的國家行為者之間存在復雜的共生關系：合法與非法商品需求催生利益鏈，有人甚至為官職支付巨款以收受賄賂。

圍欄未必能消除腐敗，反而可能改變獲利者結構，并重塑參與走私的門檻。

對全球其他地區走私的研究表明，走私活動常受國家行為者以不同形式默許或監管。例如，東南亞部分走私路線獲地方當局默許，后者依賴非正式安排補充收入或控制動蕩地區；北非國家也常容忍某些活動，利用非正式機制構建符合自身利益的走私經濟。

這些經驗表明，圍欄等邊境工事可能不會消滅走私網絡，而是使其重新配置 —— 可能讓更有組織、資源更雄厚的參與者整合權力，同時邊緣化小規模、低資源的走私者。

采訪中，印緬邊境一名知名走私者似乎并不擔心圍欄會影響其大規模運作；一名負責邊境行動的印度安全部隊成員也表示：“對賺幾千萬美元的大走私者來說，圍欄這樣的威懾措施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對小型非正式貿易商而言，圍欄影響巨大。一位小商人稱：“沒有圍欄對小商販總是更好。” 另一位當地貿易商解釋：“當地人一直以非正式方式做生意…… 圍欄會打破社會紐帶，繼而影響經濟。”

較樂觀的貿易商則預計政府會保留一定靈活性：“他們明白小商販需要生存。” 他認為，盡管有圍欄計劃，某種程度的模糊性、談判和默許可能持續存在。

近年來全球邊境基礎設施激增的研究顯示，圍欄等設施意味著走私成本上升 —— 無論是跨越障礙的技術成本，還是疏通安全部隊的關系成本。

對資本化程度高的武器或毒品網絡而言，這更容易消化，甚至可能成為專業化或合作的動力；但對邊境地區常交易合法商品和食品的生存型走私者來說，圍欄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歷史上，印度與東南亞的商品、人員和思想（如印度教、佛教）流動可追溯至遠古。如今，莫迪政府的 “東向行動”（Act East）政策旨在加強經濟聯系、戰略伙伴關系和文化交流。

在此背景下，物理和象征性割裂社區、破壞區域一體化的圍欄計劃顯得矛盾。支持者認為，圍欄將通過提升邊境安全性促進正規貿易。

部分從事合法商品交易的商人也持類似觀點：“初期可能受影響，但圍欄最終會促進合法貿易。” 他們認為圍欄可遏制邊境毒品問題，同時為合法企業提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