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市值觀察

從開年到現在，基金行業的排名戰愈演愈烈，偏股混合型基金收益率的TOP 10門檻已經來到了65%。

但過程中也伴隨著分化，作為管理規模超過6500億的頭部公募基金，中銀基金的權益品種表現并不盡如人意，混基規模自前期高點至今回落超六成，排名不斷被趕超，而且在人才管理、投研體系等多方面也存在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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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大廠，權益占比不足5%

中銀基金作為最早一批成立的銀行系公募之一，不僅有大型國有銀行控股股東的加持，還有外資股東貝萊德的背景。

然而，中銀基金如此強大的股東陣容卻形成了業務蹺蹺板，“固收強、權益弱”的局面多年未改。

近年來，中銀基金的整體規模不斷創出新高，尤其是2020年后股票市場進入調整期規模一路攀升，由當年末的3571.39億增長至2025年一季度的6500.24億，增幅達到了82%。

但中銀基金的規模增長更多是固收在支撐，期間“債基+貨基”規模由2925.62億增長至6200.71億，占全部基金規模達95.4%。

其中又數貨基的增長最猛，從692.16億同比增長了3.83倍到3346.53億，顯著推動了固收規模的增長，并實現了對債基規模的趕超。要知道2020年債基規模為2233.46億，是貨基的4.23倍。貨基規模的大幅攀升或是中國銀行進行了渠道支持。

而中銀基金的權益類品種表現卻相反，以混合型基金為例，在2021年一季度創下621.01億的歷史高峰后便持續下滑，今年一季度下降到206.87億，期間降幅達66.69%。

如果將時間周期拉長，一季度中銀基金混基200億出頭的規模近乎回到了2018年的低谷附近，與其他頭部公募的差距也逐步拉大。

進一步來看，一季度中銀基金包括混基、股基、FOF、QDII等所有主動權益產品規模占比僅4.6%，占大頭的“混基+股基”規模合計所占比重只有4.08%，這一比例顯著低于工銀瑞信、招商基金等頭部銀行系公募，其中股票型基金規模甚至只有58.05億。

此外，中銀基金的權益類產品凈值多數跑輸市場。截至6月4日，近一年內行業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為9.92%，中銀基金在有統計的88只混基產品中跑贏行業的只有24只，尚有64只基金未達標。

中銀基金在規模創新高的同時，排名卻呈現下滑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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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將接連出走

回看過往，早在2013年前后中銀基金整體規模曾位居前十，最高排名第6，但到2021年一度下滑至第22名，到今年一季度又緩慢回升到第16位。

中銀基金排名的較大波動與權益類資產的弱勢表現不無關系。

此前中銀基金的混基規模排名同樣靠前，2013年曾排到第13位，真正拉開差距的是2015年和2020年前后的兩輪牛市。2015年下降至21名，2022年又拉開差距，至今仍在35名開外。

排名下降外加規模回落，也印證了中銀基金權益品類疲弱的事實。基金行業的業績比拼歸根結底是基金經理實力的較量，權益賽道更為如此。而中銀基金權益類基金經理團隊則相對弱勢。

一方面，2020年是各路明星基金經理封神的時代，在明星光環加持下對基金規模的貢獻功不可沒。但中銀基金并沒有走出表現出圈的基金經理。

同時，近年來中銀基金的權益類基金經理接連出走，包括陳鵠飛、王帥、吳印、王偉等資深基金經理，這四位均是從業超十年的行業老將。

就比如前權益投資部副總經理王偉，管理的招牌產品中銀智能制造A在2020年取得109.09%的收益率，在370只同類普通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7，位居前5%。

但近年來王偉的凈值表現不佳。據Wind數據顯示，在2024年初其離任前近一年的綜合收益率下降了31.31%，跑輸了滬深300。

又比如在2025年4月離任的王睿，此前曾擔任交銀基金投資經理，自2018年加入中銀基金出任基金經理已有7年，代表作中銀新經濟A的年化回報率也超過了10%。

據Wind統計，自2021年至2025年5月底中銀基金的離職基金經理人數為17人，排名行業第5，說明在人才激勵、管理機制和投研體系上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在老將出走的同時中銀基金也在增聘新人，期間共增聘了23名基金經理，權益類方向包括楊亦然、李思佳、周斌等，但作為投資經理經驗相對不足，任職年限多在3年左右。

當下中銀基金的權益品類已陷入到“一將難求”的局面，現有基金經理除了黃珺外，其余凈值表現大多平庸。

此外，中銀基金還面臨“迷你基金”的清盤問題。據Wind數據顯示，截至6月4日，在混合型基金中有多達51只規模不足5000萬元，占比超50%。也說明其權益產品的競爭力有待加強。

在基金行業變革加快的當下，中銀基金是時候走出舒適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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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飯碗”不好端了

近期，監管層發布的《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猶如一顆重磅炸彈，行業變革明顯提速。

“行動方案”重點指向基金行業績效考核、薪酬制度和費率改革，直指行業“旱澇保收”“重規模、輕回報”等痛點問題。

就拿浮動費率來說，文件要求對主動權益基金實行與凈值掛鉤的浮動費率模式。比如對持有滿1年且年化收益跑輸基準3%以上的管理費率降檔至0.6%；對持有滿1年、年化收益跑贏基準6%以上且是正收益的，費率將升檔至1.5%。

與此同時，在基金經理的薪酬制度上也強調浮動管理。對凈值明顯低于比較基準的基金經理應降低績效薪酬，反之亦然。

基金行業向來以規模論英雄，新規直接推翻了行業的管理費“鐵飯碗”，在業績為王時代無疑將加快權益賽道洗牌，贏者通吃的格局將更為凸顯。

反觀中銀基金，新時代下面臨的挑戰越發明顯。造成當前“固收強、權益弱”局面或與其管理機制有關。

作為銀行系公募，中銀基金的高管團隊長期通過內部調配，現董事長章硯、總經理張家文、副總經理陳衛星等均出身自中行，市場化選聘的管理人才較少，由此造成了內部晉升空間小、人才激勵措施相對不足的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銀基金的權益投資總監李建是固收出身，即便自2020年上任后依然以管理固收產品為主，當下管理的3只基金均是債券類基金。中銀基金用固收大將管理權益部門的邏輯也引發了市場質疑。

更值得關注的地方在于，中銀基金的固收地位也面臨挑戰，早在2013年前后的債基和貨基曾分別位列行業第1和第2名，妥妥的領頭羊，但到2025年一季度則分別下降到第7和第16名，尤其占據規模半壁江山的貨基下滑明顯。

究其原因，中銀基金并沒有抓住2014年后貨基的崛起機遇，到2020年第三季度末規模一度下降至615.93億，創出了自2015年來的規模低點，此后才逐步發力走高。這也是造成整體規模排名下滑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銀基金無論從固收還是權益角度都需要尋找突破口。當前固收領域份額基本被頭部大廠占據，對權益“補弱項”不失為良策，然而行業新規無疑放大了這一路徑難度。

由于中銀基金沒有抓住近年來快速崛起的指基賽道，在同質化競爭下更多要靠主動權益產品破局，這就需要在人才激勵和管理體制進行大刀闊斧式變革，否則談破局依然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