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揭曉的真相——代號“埃利”的真實身份

1987年，彼得?賴特在其回憶錄《抓間諜的人》中，公然指控曾執掌英國軍情五處的羅杰?霍利斯為蘇聯間諜，代號“埃利”。這本書如一塊巨石，在英國政壇和情報界掀起滔天駭浪。那么，軍情五處的原負責人霍利斯是不是蘇聯間諜？歷史學者沙青青新作《敵友難辨：冷戰諜海逸史》一書從這個疑問開始，并用這個疑團將讀者引入主題場景， 最后帶出另一個新的疑團——那個未知的、代號“埃利”（ELLI）的蘇聯間諜又是誰？

下文選自《敵友難辨：冷戰諜海逸史》章節內容

1966年9月的某天，軍情五處來了一位稀客：時任日本警察廳次 長、警視監后藤田正晴。在經歷戰敗投降以及由美國主導的政治社會 改造后，日本國內的政治保衛、反顛覆以及反間諜等工作一般由警 察廳、警視廳及各地警察總部的“公安課”、公安部來負責，也往往 被外界認為是戰前“特高課”事實上的繼承者。后藤田正晴之所以 去軍情五處拜訪，主要是為了業務交流，希望在冷戰背景下學習英 國人的先進經驗。而軍情五處方面之所以答應接待，則是看中后藤田 正晴從日本帶來的見面禮。

對此，后藤田正晴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

在我們去之前，英國方面曾提出過要求，要我們提供 日本方面有關佐爾格事件的資料。戰爭結束之后，這種資料 曾在神田的舊書鋪出現過，不知是被誰賣出來的。因為既然 有這方面的資料，那么我們就答應可以提供，并問日文版 的可否，對方回答說可以，于是我們就把資料帶去了。看來 英方還在專門調查那件事情。

軍情五處負責與日方交接資料的是一位40歲出頭、腿腳有毛病 行走不便的男子。資料交接后，后藤田正晴按捺不住好奇心詢問對方：“為什么到現在還要了解這件事呢？那不是發生在二戰當中的 事嗎？”

對方則回答道：“不，涉及的人員還在，可以追溯到上海?！?/p>

之后，這位負責人就再未向后藤田正晴透露更多內容，但此事 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幾十年后寫回憶錄時仍念念不忘。實 際上，這個詭異的插曲或許與查普曼·平徹以及彼得·賴特在《抓間諜的人》中對羅杰·霍利斯的指控有關。而那位腿腳有毛病的男子應該就是當時正負責內部調查的彼得·賴特本人。

不同于“劍橋五人組”來自英國上流社會的權貴背景，霍利斯的父親終其一生只是圣公會一個普通教區的地區主教。1924—1926年，霍利斯曾在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就讀。1926年春，在沒有畢業 的情況下，霍利斯就選擇去渣打銀行就職，1927年遠赴中國香港。 次年，他又跳槽去了英美煙草公司，在北平、上海工作生活到1937 年才返回英國。1938年，霍利斯加入軍情五處，長期負責對蘇聯和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監視偵察工作。1953年他升任軍情五處副局長， 3年后接任局長。在1956—1965年他的局長任期內，除了發生金·菲 爾比叛逃蘇聯的事件，還發生了涉及內閣大臣，且直接導致保守黨 政府下臺的間諜丑聞，即“普羅富莫事件”。

1961年，陸軍大臣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因為某次看 似偶然的機會，結識了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基勒（Christine Keeler） 的應召女郎，并與其發生短暫的婚外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勒同時也與當時蘇聯駐英國大使館高級武官葉夫根尼·伊萬諾夫 （Yevgeny Ivanov）有染。而伊萬諾夫之所以能認識基勒，則是通過 一位名叫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的整骨師、肖像畫家。當時 倫敦的高級社交圈里有不少達官顯貴都是沃德的客戶。盡管軍情五處 方面曾注意到伊萬諾夫與沃德有關，但在報告中指出他們的關系是 純粹的友誼；霍利斯則認為無論是基勒與伊萬諾夫，還是伊萬諾夫 與沃德的關系，都沒有安全上的重要性。

最終，這樁原本純屬私德的花邊新聞變成了一樁有可能涉及國 家安全的重大丑聞，并在1963年年初遭媒體曝光。同年3月，在議 會作證時，普羅富莫宣稱自己與基勒沒有任何不當關系。但在媒體 鋪天蓋地的報道壓力下，僅僅3個月后，他又被迫承認自己作了偽證，為此辭去了包括陸軍大臣在內的一切公職。在古巴導彈危機剛 剛平息、冷戰熱斗正酣之際，陸軍大臣被曝與蘇聯武官擁有同一個 情人，且不惜為此撒謊掩蓋，這自然引發輿論嘩然。這一丑聞重創 了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的保守黨政府的威信，甚 至加劇了麥克米倫當時已經非常糟糕的健康情況，最終迫使其在 1963年10月辭職下臺。而在隨后的大選中，保守黨被哈羅德·威爾 遜（Harold Wilson）領導的工黨擊敗，保守黨長達13年的執政地位 就此被終結。

在此事件后，軍情五處被認為明明早已掌握了伊萬諾夫長期從 事刺探英國方面情報的線索，卻沒能在第一時間向麥克米倫通報該 情況，幾乎是坐視事發。再加上之前坐視金·菲爾比成功叛逃一事， 霍利斯被冠上無能之名也就絲毫不令人奇怪了。而霍利斯對“普羅 富莫事件”的辯護則是：“我不希望軍情五處卷入一場聳人聽聞的丑 聞，其中的起訴必然要涉及某些臭名昭著且不可靠的證人。安全機構 的工作不是調查部長們是否在說真話，也不是提供材料來進行對比、 評 估 。” 在面對剛上臺的新首相威爾遜時，霍利斯還是向其強調， 此事件中的政黨因素才是軍情五處未能及時采取措施的根本原因。不 過，無論這個辯解是否成立，霍利斯的無能抑或是無所作為的形象 已經深入人心。

除了無能，霍利斯似乎對被挖出的臥底都非常仁慈。最典型的例子是當1964年安東尼·布倫特被發現是“劍橋五人組”的第四名成員時，霍利斯同意給予他豁免以換取他坦白認罪。此外，英國政府在 軍情五處的建議下，甚至將布倫特背叛的事實列為機密，并未對外公開。此事在1979年遭意外曝光，而在這之前，布倫特的生活幾乎未受任何影響，甚至繼續保有他的爵位。當時一本名為《叛國風云》 （The Climate of Treason）的紀實作品首次向公眾揭露了布倫特的間諜 行為。

實際上，霍利斯對布倫特近乎特赦的安排，軍情五處內部不乏 批評與反對者，阿瑟·馬丁與彼得·賴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兩位。 由于分別親自負責和參與對布倫特的調查，他們始終對霍利斯的縱 容態度大感不滿。美國中情局駐倫敦情報站原副站長、情報史專家 克利夫蘭·克拉姆亦曾如此評價：“即使你不相信霍利斯受制于蘇 聯情報部門……那他肯定是多年來最不稱職的管理者……他治下的 軍情五處管理不善，充斥著無法做對事而又缺乏想象力的木偶?！?彼得·賴特與查普曼·平徹則都認為霍利斯刻意進行了隱瞞。15而 霍斯利當時給出的理由是“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要對布倫特提起 公訴，那一定會導致風雨飄搖中的政府倒臺”。

除了擔任軍情五處局長期間的“無能表現”，霍利斯的另一樁 可疑行為則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戰剛落幕的時候。這一年的9月， 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館的密碼員伊戈爾·古琴科（Igor Gouzenko）突 然叛逃，而其真實身份是格魯烏的工作人員。叛逃的古琴科不僅帶 走了大量蘇聯機密文件，還向西方各國指認了大量潛伏在美國、加 拿大以及英國的臥底人員。當時在軍情五處負責監視共產主義活動 的霍利斯領命前往加拿大，負責偵訊古琴科。事后，古琴科曾向查 普曼·平徹披露，他曾明確告訴霍利斯軍情五處內部已被蘇聯方面 滲透，格魯烏有一個代號“埃利”的超級“鼴鼠”從軍情五處內部 長期向莫斯科遞送情報：

（霍利斯）當時只有40歲左右，但他彎腰駝背地向我 走來，好像很害怕別人看到他的臉。我被這個人嚇了一跳。 當我告訴他格魯烏在英國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代號為“埃 利”的間諜時，他好像幾乎不敢和我說話，對我提的問題 很少。我們用英語交談，但時間很短，甚至都沒坐下。他 只做了很少的記錄（如果有的話），而且表現得似乎想盡快 離開我……

之后，霍利斯雖然在給軍情五處的報告中提及了“埃利”一 事，但他認為古琴科只是道聽途說，并不了解詳情：“我曾試圖進 一步了解‘埃利’傳遞情報的性質和范圍，例如是否提供過關于對 德作戰的與政治事務相關的情報。但他拒絕回答這些問題。我認 為，顯而易見，除了前文提及的有限信息，他其實對‘埃利’一無 所知。”

20年后，霍利斯在報告中的這段話引起了不少人的懷疑，被認 為可能是在通過詆毀古琴科證詞的可信度來掩護“埃利”的真實身 份，而“埃利”可能正是霍利斯自己。

實際上，早在二戰期間，軍情五處內部就有人擔心自己的機構 已遭到蘇聯方面的滲透。1964年羅杰·霍利斯退休前不久，在英國 政府的授意下，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建立了一個進行內部調查的秘 密委員會，代號“FLUENCY”，由彼得·賴特擔任主席，阿瑟·馬 丁是成員之一。

在檢視霍利斯的履歷時，最容易讓人心生疑竇的一段經歷便是 1927—1937年他在中國的10年。彼得·賴特、阿瑟·馬丁都懷疑霍利斯可能就是在此期間與在華活動的格魯烏情報人員理查德·佐爾格 （Richard Sorge）建立了聯系，進而被蘇聯方面招募。

這似乎能解釋當年后藤田正晴的困惑：為什么在1966年軍情五 處還有人對幾十年前佐爾格的資料感興趣，甚至要求日方協助？

這項圍繞霍利斯的調查持續進行了很多年，甚至在1970年曾傳 召過霍利斯本人來接受面對面的質詢調查。不過，隨著1973年霍利 斯因病去世，這個調查委員會在還沒得出最終結論的情況下就被解散了。對此耿耿于懷且不依不饒想繼續追查的彼得·賴特成了當時軍 情五處負責人眼中的麻煩人物，以致他退休時因“技術原因”而拿 不到足額的退休金。

直到查普曼·平徹先后出版的兩本書《他們的工作即背叛》《秘而不宣》大賣，才第一次向公眾披露了羅杰·霍利斯可能是臥底的傳 聞，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波迫使英國政府必須公開應對。1981年4月， 撒切爾夫人曾在議會發表了一段極為含糊的回應：

霍利斯不是內奸。盡管很難證明他的清白，但政府的 調查也沒能證明他有罪。為安全起見，我將要求審查所有 的相關安全流程，并對平徹書中提到的情況進行另一次新的調查。

不出意料，之后所謂的重新調查同樣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 果。而在司法訴訟中屢戰屢敗的撒切爾夫人則等來了彼得·賴特回憶 錄的正式出版。在《抓間諜的人》一書中，彼得·賴特試圖從內部人 的角度來講述霍利斯一案，以及冷戰期間英國情報系統的種種失敗與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