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駐華大使伯恩斯離任后，就中美關系說出真話，在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專訪時，他直截了當地指出：“特朗普總統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他低估了中國，更用關稅大棒錯打了人。”

從2022年到2025年，伯恩斯作為美國駐華大使，正好經歷了中美關系最敏感、最復雜的階段。他見證了兩國在貿易、科技、軍事、安全等多個領域的對抗升級，也親身參與了一些緊張時期的外交調解。從最初的高壓政策到后來的無奈收場，美國政界內部的分裂、搖擺與誤判，在他眼里看得一清二楚。

這場專訪說得不多，但句句扎實。尤其是他對特朗普“戰略誤判”的批評，幾乎是對過去幾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全盤否定。

伯恩斯在采訪中透露，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末期啟動了對華“極限施壓”戰略，企圖用關稅、制裁和技術封鎖來迫使中國讓步。他透露，在特朗普執政后期，美國政府內部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對華戰略，各種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像是倉促應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特別是在貿易戰方面，特朗普堅持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達25%甚至更高的關稅，宣稱要“讓中國付出代價”，結果反而導致美國國內消費者和制造業企業負擔加重。據伯恩斯介紹，他在北京工作時收到大量來自美國企業的反饋，表示大量中小企業已經無法承受供應鏈壓力，轉而尋找“非美解決方案”。

伯恩斯指出，特朗普政府搞錯了對象。中國不是那種會在短期壓力下妥協的國家，相反，中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往往展現出驚人的凝聚力和戰略耐力。美國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低估了中國的韌性。

在技術限制方面，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切斷對中國的高端芯片、制造設備、AI算法出口來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伯恩斯承認，這些措施在初期對中國產業鏈確實造成了一定沖擊，但中國很快就走上了“自研+替代”的轉型之路。

他舉了一個例子：2023年，中國某家人工智能芯片企業在不到三年時間里，完成了從設計、流片到量產的全流程國產替代，甚至開始向東南亞、拉美出口。美國本想卡住中國的脖子，反而逼出了中國的獨立創新能力。

伯恩斯在專訪中坦言，美國不少政客對中國依舊停留在“山寨制造”的刻板印象中。他說：“我們認為中國只會模仿，不懂創新。這種想法，早就是過去時了。”

他指出，中國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領域的投入和成果已經遠遠超出了西方的預期。尤其是在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一大市場，更是技術輸出國。這不是簡單的“規模紅利”，而是真正的技術反超。

伯恩斯提到，他曾在深圳參觀過一家電池材料企業，該企業的研發團隊平均年齡不到35歲，卻已經掌握多項國際領先的電解質配方。企業負責人當時告訴他：“我們不再追趕誰，而是在定義下一個標準。”

正是這類經歷，讓伯恩斯徹底改變了對中國科技力的看法。他說，過去美國總以為掌控了技術高地就能永遠領先，但現在的現實是，中國用更快的效率、更高的執行力，正在縮小差距。

伯恩斯在訪談中還提到一個被忽視的問題——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缺乏“戰略耐心”。他指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結構性的，不可能通過一兩次施壓就改變局勢。如果總是用零和思維來看待中國，只會讓合作空間越來越小。他坦言，任期內他多次嘗試推動中美在氣候、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恢復對話，但每一次都會因為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而擱淺。“只要一提到中國，國會就自動進入‘敵對模式’。”

其中最典型的是2024年初原計劃舉行的“中美氣候部長級對話”，中方已經確認出席，美方卻因“國內政治壓力”臨時退出。伯恩斯說，這種反復只會讓中方對美國的誠意產生質疑，久而久之，信任會徹底崩塌。他還透露，自己離任前曾向白宮提交了一份關于中美戰略關系的內部備忘錄，核心觀點是：與中國競爭應當建立在規則與尊重之上，而不是靠壓制和打擊。

伯恩斯認為，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經濟層面的考量，而是出于國內選舉的政治算計。他說，特朗普希望通過制造“中國威脅論”來刺激選民情緒，把“中國制造”當成轉移失業矛盾的替罪羊。

這套策略在短期內的確奏效，贏得了一部分鐵桿支持者，但從長期來看，卻導致美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尤其是在東南亞、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中國的影響力正在快速擴張，而美國卻因為政策不確定性頻頻“缺席”。

伯恩斯指出，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外戰略極度短視，外交團隊更像是“應急小組”，而非有戰略規劃的協調者。“中國在布局二十年，而我們只看下一個選舉。”

伯恩斯已經回到美國本土，重回學術界擔任哈佛大學公共政策講席教授。他用三年的一線外交經驗，留下了一份值得華盛頓深思的“戰略鏡鑒”。中國不是塑料對手，更不是可以隨意左右的棋子。它是一個有戰略、有耐力、有創新能力的全球力量。低估中國，是特朗普犯下的最大錯誤，而試圖用蠻力壓制中國，更是錯上加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