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這座城市，沉淀了太多電影的印跡和故事值得追溯。正值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我們不妨從建筑的角度切入，作一次City Walk。

為敘述方便，紙上行程既非順時針，也非逆時針，而是穿插著進行，類似“交叉蒙太奇”。

影院星羅棋布

上海自開埠后形成的開放性與商業化環境，為電影提供了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19世紀末以來，“西洋影戲”在這個娛樂需求極為旺盛的大都市營造出得天獨厚的市場空間。就建筑物來看，電影院無疑最具電影史鑒證意義。

電影在世界上問世后，最早是租借場地放映的，而后再建電影院。在“電影故鄉”法國，首次商業放映的地點選擇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地下室印度沙龍。

巧的是，上海早期放映電影的場所也是在茶館里，即位于四馬路（今福州路）的青蓮閣茶樓。

1908年，西班牙片商雷瑪斯在乍浦路搭建250座的“虹口大戲院”，挖到在上海經營正規電影院的第一桶金。

虹口大戲院

上海英文版《字林西報》從1896年5月15日起，連續刊登“理查飯店”放映電影的廣告，較同年8月10日《申報》刊登“徐園”影戲廣告早了三個月。

理查飯店即浦江飯店前身，始建于1846年，后遷址外白渡橋東側，擴建成新古典主義巴洛克式建筑，內部設施豪華，入住旅客以洋人為主，率先提供觀影娛樂。

該飯店與電影淵源頗深，電影巨匠卓別林兩度來滬就下榻于此。1936年春，卓別林攜妻寶蓮·高黛來遠東度蜜月，途經上海的“閃電之旅”僅一晝夜，由梅蘭芳全程陪同，當晚趕往新光大戲院觀看馬連良演出京劇《法門寺》，并登臺合影留念。

新光大戲院位于寧波路，建筑設計參照歐洲哥特式，1930年11月投入營業，作為首輪影院，專映從歐美引進的影片。

上海曾是中國電影市場半壁江山，上世紀30年代國內共有233家影院14萬個座位，上海一地便擁有53家影院3.7萬個座位，約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電影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上海近年來多批次公布“優秀歷史建筑名錄”，數家老字號影院榜上有名。

首屈一指的是大光明影院，1928年12月開幕，梅蘭芳親臨剪彩儀式；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憤起阻止好萊塢辱華片《不怕死》放映，釀成轟動一時的社會事件；

到了1933年，大光明聘請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擔綱重建，設計風格飽含現代主義元素，外立面猶如遠洋航行的風帆，享有“遠東第一影院”美譽。

大光明影院外立面

另一家勝利電影院1929年建成，居處不遠的魯迅先生是一位常客。這家影院的名稱屢作更改，歷經好萊塢、國民、威利、昭南（日商）、民光等，解放后又曾冠名“新聞科教”及“藝術探索”，折射出上海電影業歷史滄桑。

2023年勝利電影院煥新亮相，露天平臺上飛檐翹角的中式塔樓分外奪目，運營方聯手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共同打造電影文化綠洲。

勝利電影院（視覺中國）

影企有跡可尋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現今還能尋訪到若干與中國電影制片相關的舊址，物理空間的背后潛藏著不少軼聞，彰顯上海所擁有的深厚電影歷史積淀。

曾有人提出“一城電影”的說法，1949年之前攝制的三千多部國產片，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電影業重鎮。

夏衍先生回顧民族電影篳路藍縷創業之艱辛，直言不諱“先天不足”。有一張早期拍電影的工作照流傳至今，紀錄上海電影起步于弄堂里搭置的露天片場。

弄堂里搭置的露天片場

從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到背景中的民宅，以及陽臺上晾曬的衣巾。當時拍影戲完全依賴自然光，因而早期影評作者慣用“光線清晰”的贊語。

畫面里引人注目的是身穿長袍馬褂的攝影師和身著西裝的導演，這位導演很可能就是“半道出家”的張石川。

二十年代中期上海電影業畸形繁榮，涌現出120多家影片公司。市場大浪淘沙，逐漸呈現三足鼎立態勢，即明星、天一、聯華三家大公司。

明星影片公司由張石川、鄭正秋等發起，成立于1922年,其廠標以啟明星寓意電影啟蒙，體現鄭正秋的教化理念：“假若舉世渾渾噩噩而無明燈之高燭,豈不人生有目等于無目？必有明星點點,大放光芒,撥開云霧,啟發群盲。”

隨著制片規模擴大，明星公司不斷搬遷，1936年斥巨資在滬西楓林橋購地22畝，新建一座總廠，包括有聲攝影棚，可以滿足四部影片同時拍攝。

不料1937年“8·13”事變后，楓林橋被日寇占領。1939年11月15日，日本兵竟然在廠區內縱火，膠片爆燃迅速蔓延，所有建筑化為灰燼。明星公司成立十五年來累計拍攝默片、有聲片、動畫短片、新聞片二百余部，就此遭到毀滅性重創，這段痛史不容湮沒。

在楊浦區荊州路上，2009年“國歌展示館”和國歌紀念廣場隆重揭幕。追溯歷史，原址是1934年成立的電通影片公司，三位創辦人是國產“三友式”錄音機發明者，思想傾向進步，主要投拍左翼電影。

電通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有聲電影；出品的第二部影片《風云兒女》是抗戰題材故事片，片中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日后成為新中國的國歌。

上海大學一名來自土庫曼斯坦的留學生克麗絲深受觸動，2021年制作短視頻《新中國之歌》，迅速成為網絡爆款，獲得7000萬點擊量。

百代公司小紅樓（視覺中國）

掩映在徐匯區衡山路綠地中的“百代公司小紅樓”，始建于1921年，是一幢三層法式建筑，精致的平瓦陡坡屋面，四側開“老虎窗”，擁有國內第一座現代錄音棚。

1935年5月，《義勇軍進行曲》在這里灌制黑膠唱片。

與此同時，《風云兒女》在金城大戲院公映，這家戲院位于貴州路口，向以放映國產片著稱，在中國電影史上相繼創下票房紀錄的《漁光曲》（連映84天）和《一江春水向東流》（連映三個月），都是在金城獻映的。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提議更名為“黃浦劇場”，并親筆題字。2016年，黃浦劇場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門廳的宣傳語異常醒目——“《國歌》在此唱響！”

由此看來，《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的紅色敘事鏈是完整的，即楊浦攝制、徐匯錄音、黃浦傳播，這里就是響徹云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誕生地。

目光轉向徐家匯，這里有一處昔日稱為“三角地”的區域，原名“殷家角”，上世紀四十年代聯華、昆侖、文華等多家影業公司在此建立片場。

桑弧導演在《拍戲隨筆》中有一段描繪：“徐家匯攝影場共有三只棚，最大的二號棚用鋼骨水泥建造，算上海最優良的一只棚。其余兩只用木材和磚瓦搭建，隔音設施非常簡陋，每年夏天須雇臨時工，阻遏蟬鳴和蛙叫的侵擾。下雨天兩只棚的屋頂漏雨，有時恰處于攝影機和演員中間，鏡頭前就像掛了一串珍珠。”

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電影制片廠也在此扎根。

目前這里矗立著上海電影集團樓群和上海電影博物館，保留了1960年代建造的“海上五號棚”，經常舉辦各類影事活動，傳承上海電影的文脈。

《風云兒女》工作照（電通公司攝影棚）

影人的生活場

聯華公司創辦人羅明佑寫過一篇《中國電影的廣東精神》，文中羅列廣東籍“銀色戰士”，如鄭正秋、黎民偉、蔡楚生、胡蝶、阮玲玉、黃紹芬、鄭君里等。

其實，寧波藉影人更多，有張石川、邵氏兄弟、袁牧之、應云衛、林杉、桑弧、徐桑楚、舒適、韓非、王丹鳳等，浙江電影史收集達90多位。

那么，為何廣東、寧波這兩個地方并未成為中國電影人的集結地？原因在于上海具備了最適合電影業發展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誠如鄭正秋所言：“中國之上海，猶美國之好萊塢。影片公司，星羅棋布；電影明星，薈萃于此。”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體匯聚上海，珠聯璧合，創作出《漁光曲》《大路》《神女》《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等經典名作。

不難聯想，這么多電影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至今留下哪些空間值得追尋呢？

以影人寓所來說，當年上海灘風行的電影期刊，時不時披露《明星住址錄》《上海的幾條明星弄堂》，以此滿足影迷的好奇心。居住過著名影人的弄堂有：進賢坊（鄭正秋）、日暉里（田漢）、業廣里（夏衍）、花園坊（史東山）、明德里（王獻齋）、延平邨（王人美）、元吉里（周璇）等等。

兩位有冕、“無冕”影后的住址始終被跟蹤，阮玲玉生前最后居住在新閘路沁園邨，關錦鵬導演的《阮玲玉》在此借景拍攝。胡蝶住地有四川北路余慶坊、巨鹿路四明邨等處，她和潘有聲結婚后住在永嘉路。這些舊址目前有的已掛牌，成為獨特的電影人文景觀。

內山書店（視覺中國）

然而，尚有藏在深處鮮為人知的。虹口區山陰路口坐落著魯迅生前常來常往的“內山書店”。這家書店的后門直通“千愛里”，由日商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建于上世紀20年代，主要供日僑居住。書店老板內山完造居住過的3號，門前現已掛牌“內山丸造舊居”，標注他居住到1946年4月為止。

這里亟需補充一筆：當內山完造離去后，接著入住的正是著名導演蔡楚生和夫人陳曼云。

蔡楚生的作品“左翼”傾向明顯，而陳曼云是負責中共地下黨情報工作的，當年“白色恐怖”籠罩全城，夫婦倆深居簡出，很少公開露面。此時《一江春水向東流》已經開拍，副導演鄭君里每天早晨趕到千愛里，聽取蔡楚生面授機宜，商定拍攝方案，隨后趕回片場執導。

1948年年底，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滬破獲“李白電臺”，潘漢年立即下令，陳曼云偕蔡楚生火速離滬撤往香港。其后的事態十分驚險，夫婦倆幾乎前腳剛走，后門便闖進一幫特務，但已人去樓空，整個過程猶如驚險片。

千愛里3號后門（李亦中攝）

在鬧中取靜的徐匯衡復街區，文化名人寓所相當集中，目前建成“故居”對外開放的有三家。一處是著名編劇柯靈故居，位于復興西路，1933年由中國建筑師奚福泉主持建造，建筑風格西班牙式。柯靈一生著述等身，1998年他為《上海電影志》撰序，以千字文敘百年影史，非大手筆不能為。

另外兩處分別是巴金故居、張樂平故居，均為獨立式花園住宅。巴金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有《家》《春》《秋》《寒夜》和《英雄兒女》等；“三毛之父”張樂平的漫畫更是熱門IP，《三毛流浪記》《三毛學生意》《三毛從軍記》相繼被搬上銀幕。

在影人社交層面，上海有不少咖啡館、酒館、飯店都留下電影人的傳說。

在 1930年代，袁牧之、聶耳、趙丹、魏鶴齡等常到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一家酒館小酌，觀察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醞釀創作出《馬路天使》。評論家舒湮回憶說，明星公司編導夏衍、洪深、阿英、程步高等，習慣午夜相約四川北路“湯白林”咖啡館，“往往談笑之間，電影劇本的場景和鏡頭就商定了。”

位于南京西路一條弄堂里的“梅龍鎮酒家”也值得一提，這家揚幫餐館1938年開業，不久瀕臨倒閉，在文藝界進步人士資助下，由吳湄接盤經營。吳湄是電通公司、上海救亡演劇隊的成員，梅龍鎮酒家由此成為影劇界進步人士公開或秘密交往的首選之地。

影片的取景框

在上海市區版圖上，龍華塔是最古老的建筑，相傳三國時期（238-250年），孫權為其母所建；又于北宋太平年間重建（977年），塔身的宋磚保存至今。

龍華塔高40.4米，共七級八角，每一層上有檐，下有廊，檐角高翹，掛有風鈴，塔頂塔剎高達8米，成為遐邇聞名的地標。

龍華塔（視覺中國）

這座千年古塔同現代電影藝術結緣始于1959年，上影廠開拍一部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的故事片《聶耳》，導演鄭君里要求影片造型基調“突出聶耳的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

片中有一段重場戲在龍華塔頂樓拍攝，規定情景是聶耳（趙丹飾）和革命引路人鄭雷電（張瑞芳飾）兩人之間的離別，這兩位演員激情表演的火候，達到了那個年代塑造異性戰友情誼的上限。

《聶耳》劇照

龍華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構成典型環境，尤其鄭雷電身穿紅色服飾赴約，攝影機從高處俯拍，只見龍華塔下情景交融，“萬綠叢中一點紅”，渲染了主人公不懼反動派白色統治，向往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

就世界電影審美潮流來看，銀幕空間和現實空間相互交融，相輔相成。

美國好萊塢電影注重“造夢”，從早期“黑瑪麗”簡陋攝影棚，到1930年代八大公司營建巨大的“夢工場”，偏好在攝影棚里搭置內景和外景（甚至海灘、沙漠）。而歐洲電影人更偏好實景拍攝，上世紀40年代，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崛起，紛紛“把攝影機扛到街頭”。

實際上，上海電影人在1930年代攝制的《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一批現實主義影片已開風氣之先。乃至1982年在意大利都靈舉行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意大利影評家卡拉西奇鄭重提出：“新現實主義的故鄉在上海。”

德國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認為：“電影按其本質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和我們的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近親性，可以說是一種特別擅長復原物質現實原貌的手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跟著電影游上海”，從相關影片中關注上海留下的都市景觀。

科學會堂（視覺中國）

舉例來說，上影出品的中國第一部立體故事片《魔術師的奇遇》（1962），其中有場戲表現男主角到雜技團排練場尋親，取景地是位于南昌路的“科學會堂”。

這幢建筑建于1913年，呈現法國文藝復興風格，南向有一塊大草坪。劇組正是在大草坪上開拍雜技演員練功的一組鏡頭，渲染趣味十足的“立體效果”。

1981年，桑弧導演率《子夜》劇組來到位于瑞金二路的“瑞金賓館”拍戲。這是一座1926年落成的花園別墅，最初系英國探險家私人豪宅。新中國成立后曾作為國賓館，于1956年接待來上海訪問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子夜》中的“吳公館”在這里取景，看中的就是這棟建筑的質地與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身份氣派相匹配。

《子夜》工作照

上海享有“萬國建筑博覽會”美譽，而外來客往往對本地的石庫門建筑更感興趣。位于陜西南路的“步高里”建于1930年，是目前保留較完整的石庫門弄堂，共有79幢磚木結構民居，融合西洋聯排房屋的布局，每幢有一方小天井，溢出濃濃的市井風情，先后吸引兩位香港導演取景拍戲，即許鞍華的《上海假期》（1991）和李國立《股瘋》（1994）。

步高里（視覺中國）

三月份召開的上海市旅游發展大會，公布了基于大數據的“上海全域文旅圖譜”，擁有國家級和市區兩級文旅資源數十項，包括各類休閑特色街區，但遺憾的是電影主題尚付闕如。

“影旅聯動”的資源尚待挖掘，缺的不是景點，而是故事，亟需通盤規劃City Walk打卡路線，“跟著電影游上海”，以此滿足海內外游客的需求。上海作為“電影之城”，承載著電影故事、電影遺跡、電影史影像，值得溫故知新，增強文化自信和傳承，讓這座“電影之城”煥發出持久的璀璨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