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 / 楊阿敏，韓星校點．

沈陽：遼海出版社，2025.1
（新時代萬有文庫 / 劉躍進主編）

內容簡介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是何休公羊學的代表作，流傳至今。何休解《公羊》，形式是典型的章句訓詁，內容可分兩方面：一是對文字、器用、草木蟲魚、禮樂制度等的訓釋；一是對《公羊》義例、大義的總結與發揮。在總匯前輩公羊學成果的基礎上，何休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為公羊《春秋》制定“條例”，把《公羊》的義例、大義概括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等，其中以“三科九旨”最為重要，可視為整套《公羊》學說的基礎。所謂“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條例”大約有三類：一是承襲先師的條例，二是串解暢通經文之后提出的條例，三是何休自設的條例。他在《文謚例》中說：“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公羊家以為，“三科”是孔子作《春秋》遵循的“存三統”“張三世”“異內外”的三個原則；而“九旨”三個原則所包含的九個要旨。其中“二科六旨”“三科九旨”出自“公羊傳”，“一科三旨”則是何休根據董仲舒“通三統”說提煉出來的。“三科九旨”是何休思想體系的基本構架，也是其歷史哲學的核心內容。此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依據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為嚴整縝密，系統性強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休企圖重振公羊學昔日盛況的努力。何休《解詁》重視《春秋》行文遣辭用句“文字凡例”的歸納，這種經文文字條例之整理，隨著“注經體”的版本體式而流傳，被視為《春秋》書法之研究，而成為后世春秋學者研治《公羊春秋》的主要途徑和方法。

作者簡介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今山東曲阜，有說是山東兗州）人。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儒學大師。其父何豹，曾任少府。何休可謂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為人質樸，訥言聰慧，“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后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從小博覽群書，對“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晉王嘉《拾遺記?后漢》）。因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輒以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自己志向，以病辭去。太傅陳蕃召請，參與政事。后黨錮事起，陳蕃被殺害，何休也受牽連廢官，“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后漢書·儒林傳下·何休》）。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掾屬，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廢官期間，他閉門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12卷。又注《孝經》《論語》等。還著有《春秋公羊文謚例》《春秋公羊墨守》《春秋左氏膏肓》《春秋谷梁廢疾》《春秋漢議》等，見于《隋書·經籍志》。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后漢書·儒林傳下·何休》）。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學者，又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

整理者簡介

楊阿敏，男，1993年生，江西永豐人。《南方學刊》主編，出版著作《三通序箋注》《胡銓年譜》《學海滄桑：古典文學名家訪談錄》，點校整理《公羊傳》。

韓星，字建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聯理事、世界儒教（孔教）聯合會副主席、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兼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中國文化通論》《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儒學新詮》《走進孔子——孔子的思想體系、價值和命運》《<大學><中庸>讀本》《<孝經> 曾子論孝 讀本》《<大學><中庸> 解讀》《仁》《仁愛：中華文化的核心力量》《孝經全解》、選編《段正元文集》等。

公羊傳：白文本/楊阿敏, 韓星校點.

沈陽： 遼海出版社, 2025.1.

(新時代萬有文庫 / 劉躍進主編)

版本簡介

何氏《解詁》，釋傳而不釋經，且多引緯說。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雖不詳所據，然其詮釋條例，亦時有妙義，為治公羊者所不廢。何休注《公羊》，《隋書?經籍志》著錄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何休注《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何休《公羊解詁》十三卷。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現存宋本兩種，一為淳熙撫州公使庫刊本，現藏國圖；一為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本，此本今存兩部，一存國家圖書館，一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在兩宋之后，傳本漸希。除注疏刊本外，行世絕少。主要依靠《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公羊傳注疏》而流傳于世。

關于撫州公使庫刊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云：“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刊本，十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方陽記大字數，陰記小字數，書名下間記‘癸丑重刊’，蓋紹熙四年重修本也。版心下記刊工姓名，有陳忻、陳英、吳生、余元、余丁、鄭才、沈于、李大亨、范從、高定、劉彥明、安國、吳茂、陳浩、黎友直、虞大全、江坦、李果、余安、高文顯諸人。（只記首冊。）前有何休序，序后接連本文。各卷后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中宋諱完、桓讓、皆缺末筆。”此書為《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現存最早的本子。此本有《古逸叢書三編》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關于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云：“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雙魚尾，記大小字數。首何休序，序后有紹熙辛亥建安余仁仲題記六行。卷一后有余仁仲刊于家塾一行。鈐有季振宜、徐乾學、汪喜孫各印。按：此建本之至精者，袁寒云以三千金得之李新吾。”此本卷首有何休序，序末有余仁仲刊書識語：“《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紹熙辛亥即南宋光宗紹熙二年。各卷末鐫經傳、注、音義字數，及“余氏刊于萬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訖”等刊記。張壽林認為余仁仲刊本誠不愧何氏之功臣：“余氏據家藏監本及江浙官本，參校付梓，頗多厘正。以校注疏本，異同甚多，而往往以此本為優。”（《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余仁仲萬卷堂刊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今存世兩部。國圖藏本為紹熙二年的初印本，此本在清代先后為季振宜、徐乾學、汪喜孫收藏，道光四年汪氏問禮堂，據此本影摹付刊，行款悉依原本，纖毫畢肖，宛然宋槧。后歸李新吾，入民國，此本為袁克文所得。1915年十月二十四日，袁克文以三千金購自李新吾。袁克文手書跋文云：“余仁仲所刻經傳于世者，曰《周禮》，盧雅雨、陳仲魚皆有之；曰《禮記》，曾見于天祿目；曰《公羊》，惟此及鐵琴銅劍樓所藏；曰《穀梁》，瞿氏有殘本，完者在日本阿波侯家。此《公羊》即汪刻祖本、阮元所見缺兩葉者。慕邢為予購致，爰據瞿氏校勘記校定此本補葉之脫誤。十月二十四日，文記。”半年之后，袁克文又題一跋：“此葉所據決非出自余氏原本，又不若卷六補葉之舊。因依瞿氏校勘記為改定之。茲取瞿校與此本細參，而瞿本頗多增改，且尾有‘重校訖’一行，是必為重修本，此則初印本也。故此尾葉之異同，則兩存之。丙辰四月十五日，寒云又記于瓶盦。”袁克文后轉讓此書給潘宗周寶禮堂，潘氏后人潘世茲將寶禮堂藏書捐獻，入藏今國家圖書館，今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臺北故宮藏本為重修本。卷十二末鐫有“余仁仲刊于家塾”“癸丑仲秋重校”二行，癸丑即紹熙四年（1193）。此本有清代黃丕烈跋：“《九經三傳沿革例》載有建余氏本，余所見殘本《穀梁》，在周香嚴家，即萬卷堂余仁仲校刻者也。此外有《周禮》，亦缺《秋官》，藏顧抱沖所。今秋得此《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完善無缺，實為至寶，得之價白金一百二十兩，不特書估居奇，亦余之愛書有以致此。初，是書出鎮江蔣春農家，書估以賤直購之，攜至吾郡，疊為有識者稱贊，故索價竟至不減。余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書魔故智有如是者。《春秋》五傳，鄒、夾已亡。左、穀二家，僅存晉人之注，惟《公羊》注猶漢人，安得不以至寶視之？倘有馀力，尚當付諸剞劂，以廣其傳焉。嘉慶戊辰（1808）秋七月，黃丕烈識。”此后輾轉歸汪士鐘藝蕓書舍、文登于氏小謨觴館及鐵琴銅劍樓收藏。《四部叢刊初編》即據此本影印，其《春秋公羊解詁》卷首云：“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景印。”瞿氏書散，此書為沈仲濤研易樓所收。1980年底，沈氏將此書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

張麗娟研究了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今存的兩個傳本，指出兩本之間的文字差異，源自初印本與修訂后印本的差別。后印本修訂了初印本中的訛誤之處，文字反勝于初印本。因此，本次整理選擇《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紹熙四年后印本為底本，整理過程中，也參考了國圖藏初印本。限于學識，標點校勘工作肯定存在不足之處，還望讀者予以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