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新人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漸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學人共同體，對于加強社科理論隊伍建設和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上海東方青年學社組織評選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報將陸續予以推介，聚焦其傳承學術、創造思想、影響社會的使命擔當。

本期推介的第十二屆“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是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李騰教授。他主要從事歐洲中世紀史、中古盛期思想文化史研究，試圖揭示拉丁西方文明在中世紀盛期的發展軌跡及其內外動因，由此獲得有關文明互鑒的啟發，文明交流并不是簡單的接受與給予，而是復雜的理解、詮釋、融合與創新過程，在沖突與融合的張力中，文明通過交流互鑒獲得新生與活力。

原文 ：《中世紀盛期歐洲文明再造與互鑒》

作者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 李騰

圖片 |網絡

“12世紀文藝復興”的演變

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中世紀”一詞雖早在14世紀初已見端倪，其作為歷史分期的觀念也可追溯到17世紀，但中世紀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是在19世紀，更與“12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密切相關。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后的歐洲政治版圖變動劇烈，更促進了各個國家的史學發展。民族主義、浪漫主義以及教派主義相互交織，催生了“重新發現中世紀”的新熱潮。當時尚未統一的德國以及法國和英國等國，皆試圖通過追溯、重述中世紀歷史以建構新的民族認同。各種以中世紀為背景的騎士傳奇、英雄史詩成為青年人競相追捧的讀物，各類大型中世紀文獻史料的整理編纂工作亦如火如荼。諸多國家的政治體制變化乃至新國家的建立、重組、擴張等，也多以中世紀的歷史敘述作為確立當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原先被視為野蠻象征的哥特式建筑也被賦予了帶著圣光的神秘主義，中世紀的“恬淡、穩定和田園牧歌生活”也成為人們普遍追求的理想。

在學術研究方面，法國學者安托萬· 安培最先提出“12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認為法國是中世紀歐洲文化的引領者。到19世紀中葉，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則高舉“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確立了意大利文藝復興在現代歐洲文明中的奠基地位。然而，以埃米爾·格巴爾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及英國學者哈斯廷斯·拉什道爾等則指出，理性精神的興起、古典文本的傳播、對人與世界及其關系的新理解等，早在中世紀時期就業已出現。他們強調，經院主義的興起本身就是理性主義挑戰權威的體現，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引介與融合更重塑了天主教神學體系，古典拉丁文獻的重新發現與系統整理更是對古典傳統的繼承與升華。因此，中世紀盛期不僅不是一個“萬馬齊喑”的黑暗時代，反而是一個充滿著思想活力和知識更新的偉大時期。

到20世紀，“12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在美國著名中世紀史學者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的推廣下，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廣泛認同，并借助英語學界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優勢地位，深刻影響到了國際學界對中世紀盛期的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相關討論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對中世紀盛期宗教維度的忽視等問題得到了極大的糾正，尤其對宗教維度的關注得以加強，學界對“12世紀文藝復興”的理解日趨全面與多元。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在博士畢業后的早期研究中，我即從“12世紀文藝復興”的演變入手，一方面梳理中世紀研究在歐美學界的建立，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獨具特色的學術傳統及其形成機制，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中世紀盛期思想文化演進的主流趨勢和內在邏輯。

中古德意志文化的角色

在上述探討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德語學界對“12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一直較為冷淡，而西方學界的主流研究常將德意志地區視為“文化落后”的典型。在哈斯金斯的論述中，中古德意志地區在中世紀盛期的思想文化發展歷程中只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身影。英國學者理查德·薩瑟恩更將德意志文化在11—12世紀的“啞火”視為一個難以解釋的重大謎題。

然而，從經濟活躍程度、人口數量、隱修院與主教座堂學校的分布等各個方面來看，德意志地區理應在這場西方文明更新重塑運動中扮演更為突出的角色。作為神圣羅馬帝國的核心腹地，這里既是政教之爭的主戰場，又是宗教思想與政治理論發展的沃土。關于教權與皇權之間的爭議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小冊子論戰”，其間的論辯方法與思想內核深刻影響了歐洲后來的法學、文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發展。與此同時，德意志地區遍布的隱修院也在神秘主義和冥想神學的發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然而，緣何這一切都未被納入“12世紀文藝復興”的主流敘述之中？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在完成“12世紀文藝復興”學術發展史研究的課題后，又申請了一個“主教城市與神圣羅馬帝國統治秩序建構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

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回到了十年前的博士論文的“主戰場”，當時我的主要關注對象是萊茵河畔的道依茨的魯伯特和馬格德堡邊境的哈維堡主教安瑟姆。我逐漸認識到，在學術史中所展現出來的這種“缺席”，事實上反映了19世紀以來研究者們過于強調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研究路徑。只有重新將宗教這一中世紀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結構與思想維度帶回到中世紀研究，才能真正看清那些迷霧背后豐富的歷史圖景。

在研究中，我也想在較為熟悉的思想史進路外，引入制度史的分析。19世紀以來的德國學者對中古時代的神圣羅馬帝國多有指摘，認為這個時期形成的多種政體并存、諸多諸侯林立的局面是導致德國遲遲不能統一的罪魁禍首。其中，以主教為領主的統治結構不僅是神圣羅馬帝國的獨特現象，對這一問題的探究還是分析中世紀政教關系復雜互動的重要切入點，闡述神圣羅馬帝國統治秩序建構的關鍵，更是理解中世紀歐洲統一與分裂的一把鑰匙。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從現代概念中的“城市”或者“領地”的角度加以把握，而我則更希望從“主教區”和“修道院網絡”的角度加以分析。通過這種視角的轉變，原先感到匪夷所思的問題也就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了。不得不承認的是，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獲得了許多新的靈感與突破，但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拉丁文、德文文獻時，仍不免常常喟嘆。最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數據庫建設的突飛猛進，使我不必再每天戴著口罩去“不見天日”的地下書庫翻檢那些19世紀的史料集成，也算是一種時代的饋贈。

中古時代的文明互鑒

“12世紀文藝復興”也常常會涉及文明之間的互動交流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12世紀文藝復興”的發生，本質上就是一個通過“文明互鑒”而實現文化更新與飛躍的典型事例。西歐思想界的巨大變革，離不開阿拉伯世界在哲學、天文學與邏輯學等領域的中介作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文本往往伴隨著阿維森納、阿威羅伊等伊斯蘭學者的注解一同傳入西方，最終成為經院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近年來興起的“全球中世紀”研究雖然仍不免帶有某些“西歐中心論”的痕跡，且在關鍵概念上的解釋尚有待進一步澄清，但其“去中心化”的嘗試無疑拓展了中世紀研究的視野。將“全球史”視野引入中世紀領域，將拉丁西方、拜占庭、阿拉伯-伊斯蘭乃至印度、波斯和中華文明置于并列發展、交相輝映的格局中加以考察，更可以揭示出中世紀世界的多樣性與往來互動。誠如獨立撰述《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所言，反對“歐洲中心論”并不意味著世界歷史發展中沒有重點，更是強調15世紀以前“分區并立、往來交叉”的互動結構無法為單一視角所遮蓋。

延續著從學術史到思想史再到制度史的脈絡，我也嘗試從更宏觀的角度重新審視文明互鑒、知識流轉與“中西交通”等重要議題。盡管限于個人性情和知識水平，我依然更傾向于通過具體扎實的個案研究去搭建理論框架。希望數十年后再回望當下，至少可以欣慰于好歹沒有荒廢太多時光。前不久，上海師范大學與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合作的《東學西傳文獻集成初編》舉辦了新書發布會，百余冊煌煌巨作展現了15世紀以來歐洲人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索精神。而在10—12世紀的中古盛期，以阿拉伯學術為代表的“東學西傳”已然深刻推動了西方的文化復興。

今日重溫這一歷史進程，更應激發我們對文明交流的重新思考。文明交流并不是簡單的接受與給予，而是復雜的理解、詮釋、融合與創新過程。在沖突與融合的張力中，文明通過交流互鑒獲得新生與活力。在當今全球化與地緣沖突并存的時代，我們尤其需要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理念來面對古往今來的不同文明，尊重差異，深化對話，書寫屬于這個時代的智慧篇章。

治學談：少年時代，我曾立志從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后因緣際會轉入歐洲中世紀史的領域。作為一名中國學者，研習這門“既洋且古”的學問，需要面對語言、文化和宗教等諸多層面的挑戰。我的研究重點聚焦于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書寫、政教之爭與天主教世界的思想文化史，中文學界相關積累有限，而歐美學界則有“過于豐富”的多重傳統，使我在過去十余年間多有焦灼挫敗之感。從“12世紀文藝復興”到“主教城市”，再到“環地中海文化圈”的知識流轉，我始終試圖揭示拉丁西方文明在中世紀盛期的發展軌跡及其內外動因。對“文明互鑒”問題的長期關注也讓我愈發意識到，在這個新時代里，應當以更加開放、包容、平等的心態去看待、理解與探索異域文明。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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