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反智主義

作者丨吳稼祥

深度文章，耐心閱讀

記得英國一個思想家說過，人類的21世紀是從1978年開始的。那么，1978年發生了什么，能讓一個英國人把那一年作為21世紀元年？

其實，這是一個不用問的問題：那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萬里征程。

從那時到現在，地球環繞太陽將近30圈，中國的改革似乎成了一系列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事件的第一推動力。中國刷新了人類有史以來經濟增長的奇跡，增長率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即便當年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有所不及。考慮到中國規模之大，則更讓人咋舌稱奇。

俗話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不僅指可視事物的巨大變化，也指不可見觀念的深度變遷。30年前，中國恢復了被“四人幫”中斷了10年的高考；30年后，聽到不少人在談論“反智主義”，也就是知識扯淡，知識分子“臭老九”或知識分子狗屁主義。30年前，“四個現代化”讓向往者熱淚盈眶；30年后，“現代性”讓反對者唾沫橫飛。

是當下中國人的知識太多了嗎，是中國的現代化過份了嗎，或者，中國需要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嗎？對這些問題的爭論，并不是“茶杯里的風暴”，或“嘴皮子的肉搏”，而是楊鵬先生所說的“價值戰爭”，它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價值取向，道路選擇、話語強弱、人心向背和國家禍福。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著重談談中國是否需要“反智主義”。

01.

薛涌、芙蓉姐姐和《盲山》

最先讓我接觸到“反智主義”的，是薛涌。

經一位網友的提示，我去瀏覽薛涌的新浪博客，一進入他的頁面，我的眼睛就像被扎進了兩根刺：一根刺是他的博客招牌：“薛涌：反智的書生”；另一根刺是他的一本書的廣告：《中國民間意見領袖薛涌：草根才是主流》。

對于他自己的招牌，薛涌自己是這樣解釋的：

“當初我在網上開博客，是由編輯代勞。他們給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啟蒙主義’。背后的基本理念，還是士大夫的傳統：知識分子是來教育老百姓的。后來我堅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書生’，承認自己是讀書人，但不承認知識分子的道德優勢，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識分子的文化壟斷。”

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在美國讀博士，又執教于美國的大學，不知道他要加入哪一國的“反智的潮流”，要推倒何方“知識分子的文化壟斷”？

關于“草根才是主流”，他的描述是：

“如今，‘網絡暴民’的語匯又出籠了。在我看來，‘網絡暴民’固然不是沒有，但‘知識暴君’卻可怕得多。網絡民主，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喪失了文化權利幾千年，剛剛開始為自己說話當然缺乏經驗。但是，隨著他們越來越成熟，網絡文化也將變得越來越豐富，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動力。”

我們知道他所謂的“網絡暴民”指的是什么，不知道他所謂的“知識暴君”究有何指？指美國總統布什？不像。他對布什的看法是，“在美國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一個比布什講話更粗野、更強硬的總統了”，換句話說，很難找到比布什更反智的人了。至于說“老百姓喪失了文化權利幾千年，剛剛開始為自己說話當然缺乏經驗”，這如果不是在否定毛澤東他人家讓老“草根”（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說話的歷史貢獻，就是在和他爭奪“中國民間意見領袖”的歷史地位。

由于眼睛被扎，我作出了負痛反應：2007年3月18日，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發表了題為“薛涌，你為什么不去上山下鄉”的短評，那只是一聲叫喊，沒有講理。結果，我的博客成了戰場，贊成他和贊成我的雙方博友大動干戈。我承諾認真研究“反智主義”后，再作回復。

于是上百度搜尋，結果嚇了我一跳。在中文“反智主義”條目下，“百度知道”告訴我：

“在大眾文化領域，似乎多年來鮮有反智主義的代表人物能夠在博得眾人喝彩之余，又能惡狠狠地惡心‘知道分子’們一把。除了‘芙蓉姐姐’。”

可以打得開的，自稱是“源自維基百科”的“維庫”網說，“反智主義”有許多具體體現，作為“文化表現”，“‘芙蓉姐姐’現象被認為是一種反智的體現”。原來，真正的“反智主義”英雄，不是薛涌哥哥，而是芙蓉姐姐。

一是由于生理上的反感，二是由于忙于別的事情，我暫時中斷了對“反智主義”的研究。后來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名叫《盲山》的電影，盡管這部電影是根據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的真實故事改編的，盡管我曾經看過關于那個事件的詳細報道，我還是被再現的視覺效果震驚了。

讓我震驚的是，真正的兇手，也許并不是那個把22歲女大學生白雪梅賣了7000塊錢的人販子，也不是強奸了她的那個所謂“丈夫”、40歲的農民黃德貴，甚至也不是幫助自己兒子實施了強奸行為的黃老漢夫婦，而是盲山那個小社會的愚昧和封閉。

正是愚昧和封閉，構筑了白雪梅們永遠也逃不出去的監獄。白雪梅所能接觸到的所有人，從村委會主任，到小賣店主，從郵遞員，到最基層的執法人員，從小鎮長途汽車司機，到拖拉機手……都是黃家的打手、白雪梅的看守。不能說這些人都是壞人，都沒有道德。他們所能理解的道德，就是花錢買來的“東西”，不能讓它自己跑了；還有就是，“拳頭往外打，胳膊肘向里彎”：白雪梅是“外”，要施以拳頭，黃德貴是“里”，要抱在懷里。那里只有“親人”和“熟人”道德，沒有“人”的道德。

那個村莊最后一點亮色，是文化。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黃德貴的堂弟黃德誠，雖然沒有救她，但阻止過他堂哥打她；失學的小學生李青山，渴望上學而不能，白雪梅義務教他，結果，還是他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

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什么？很多，其中一點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不一定不犯罪；沒有文化，就可能無意識地集體犯罪。

不能不想到一個問題：“反智主義”對于盲山意味著什么？如果反的是知識，則意味著盲山永遠是盲山；如果反的是知識分子，則意味著全國人向盲山人看齊。于是我有了一種沖動，要把評反智主義的文章盡快寫出來。

02.

讓阿Q主宰中國社會？

不過，對在中國首舉“反智主義”義旗的薛涌來說，“盲山人”和阿Q一樣，他們自身的素質并沒有什么問題，有問題的是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他們存有偏見。在《網絡文化的反智主義精神》一文里，他說自己之所以要把“‘反智主義’變成一個中性詞，并強調其正面意義”，就是要恢復阿Q的正面形象：

“魯迅的‘阿Ｑ正傳’就是一個例子。魯迅對中國農民并沒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輕輕就進了洋學堂讀書，甲午戰爭后不久留日，正好趕上戰后日本狂熱的戰爭宣傳的余波。甲午一戰，突然使日本人覺得經過了西化的日本比作為亞洲傳統文化中心的中國要優越。于是媒體上把中國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體。

比如當時表現甲午戰爭的木版畫，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學院網站上作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說明的條件下展示出來，該校的中國學生還無理去（取）鬧地抗議。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正是讀‘阿Ｑ正傳’長大的一代。阿Ｑ的形象，和這些版畫中一些中國人的形象并無太大區別。這種對農民的蔑視，被完全沒有作農民的經驗的知識分子如此強烈地表達出來，成為現代中國意識的一部分。農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無知’，也成了中國種種問題的根源。我們長期以來對農民的歧視，與這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意識當然也有深刻的聯系。”

在薛涌看來，被知識分子捏造出來的“愚昧無知的”阿Q的形象，之所以沒有得到糾正，“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沒有任何文化資源和權力對之反擊”。現在好了，為阿Q平反的時機到了，首先，網絡時代到來了，阿Q們成了網民；其次，他們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現在的名詞叫“中國民間意見領袖”，這個人自然是薛涌。在他的領導下，網絡阿Q們可以利用網絡文化資源，并且獲取某種權力，對“知識暴君”們進行反擊了。

不過，讓這位領袖不爽的是，似乎創造了阿Q形象的魯迅非但沒有死，現在還變成了復數：“主流經濟學家們”。這些復數的“魯迅”，把上網的阿Q們稱為“網絡暴民”。他說：

“‘網絡暴民’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流行語，關鍵詞。不久前主流經濟學家還攻擊網絡意見是‘非理性’。”

薛涌并不這樣看，他認為網絡民意是“群體智慧”， “從人類民主的歷史來看，群體智慧高于精英的個體智慧”。

需要簡單指出的是，薛涌在這里偷換了一個概念，他把知識性、真理性問題，偷換成了政治性問題。他可能不清楚的是，民主政治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并不是知識的正確性問題，而是權利和利益分配的正義性問題。

經過這樣的偷換，他就把要不要反智的問題，變成了要不要民主的問題，所謂“網絡暴民”，也就變成了“主流草根”，并進而得出結論說，“現代社會是一個草根式的平民主義社會”，“只要（有）扎根于草根社會，才能領導社會”。

在經過我拼湊的薛涌式發散性論證結構（要捋出他的連貫性思路，需要剪輯他若干篇文章）里，我們終于看出，他進行了一次從反智主義者到民粹主義者的驚險一跳，他跳躍的線路如下：

阿Q → 老百姓（或平民） → 網民 → 草根

他先把阿Q論證成被歪曲的“農民”形象，接著，把“農民”偷換成“老百姓”或“平民”；接下來，“老百姓”或“平民”就變成了他的“網民”，“網民”又變成了他的“草根”。經過他的魔術表演，阿Q主義就變成了反智主義；反智主義，就變成了草根主義；草根主義就變成了民主主義。如果倒過來推，他的“草根才是主流”的社會，自然就成了“阿Q才是主流”的社會，當然是經過他平反的“阿Q”。

這樣的阿Q主宰的社會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它剛剛過去30年。薛涌自己沒有弄懂的是：

第一，反智主義并不必然導致平民主義，更不必然趨向民主主義，它更可能是獨裁主義的侍婢。說到反智主義，居然想不到秦始皇，并不說明他不懂中國歷史，只說明他眼中沒有中國歷史；

第二，中國歷史的主流確實是主智主義，但并非沒有反智主義傳統。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主智主義占主導地位時，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義成為主流時，不是天下大亂，就是暴政虐制。

03.

中國沒有反智主義傳統嗎？

說到反智主義，不能不提到美國。不是說只有美國才有反智主義傳統，也不是說美國創造了“反智主義”思想，而是說它創造了“反智主義”名稱。美國人不一定是創造思想的大師，但肯定是包裝思想的大師。

許多人（包括薛涌在內）認為，即使不是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創造了“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這個詞，也是他讓這個詞開始流行。

↑霍夫斯塔

1950年代，代表大企業利益的艾森豪威爾的粗魯統治，以及麥卡錫主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使得霍夫斯塔特試圖從美國歷史傳統來反省這種政治現象的淵源。他寫于1962年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直把這種傳統追溯到19世紀，美國的19世紀被認為是一個手工勞動、自力更生占主導地位，以及輕書本而重經驗的世紀。該書于1964年獲得普利策獎。

孩子像母親。“母親”是歷史學家，“孩子”自然是歷史感多于理論化。權威的英文版在線大英百科全書給“反智主義”下的定義是：

“反智主義描繪的是一種態度，它敵視，或者說不信任知識分子和對知識的追求。它可以通過許多種途經表達，比如攻擊科學、教育和文學的價值。”

在大陸可以打得開的中文版在線維基百科更直接認為，“反智主義是一種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態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論。”

這就是反智主義的美國色彩，也是反智主義思潮表里一致的表現：既然對知識都反感，更不用說把自己的態度表達為系統化的知識——理論了。不過，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反智主義包裝里面的東西，并不陌生，它不過是一些新名詞帽子底下的老思想罷了。

最接近于當代反智主義的中國思想，是老子表達的道家思想。他的“反智主義”警句，可以在81章《道德經》里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這些：

——知識就是偽裝：“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18章）

——無知就是幸福：“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19章）

——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65章）

——不識字才是盛世：“小國寡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80章）

我不認為當代任何一個反智主義者對智慧和知識的否定比老子更徹底。霍夫斯塔特說：“反智主義作為一種態度，不是單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們對理智和知識分子的絕對排斥是罕見的。”老子就是這樣一個罕見的老反智主義者。

中國另一個反智派別是禪宗。根據禪宗經典《壇經》記載，被日本禪學界公認為中國禪的創始人六祖慧能，不會讀寫，有一天，五祖弘忍讓眾弟子作偈語，說誰做得好，悟得透，就把衣缽傳給誰。知識淵博的神秀上座做了一偈，貼了出來，人人傳誦，慧能聽了，覺得不夠意思，就請一個童子帶他去看看：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即識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于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壇經》第八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才識俱佳的神秀教授寫的偈語沒有被五祖看上，大字不識的慧能伙夫請人代寫的偈語卻受到弘忍激賞，結果，慧能得到了衣缽。不識字的人做了祖師，在這樣的祖師看來，文字自然不僅是多余的，而且還可能是直見本性、成佛悟道的障礙。如果要用最少的話說出慧能禪的精髓，大概就是下面這16個字了：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日本當代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對此的解釋是，“禪是訴諸個人經驗事實，而非訴諸書本知識來提出解決辦法的”。

中國古代不僅有哲學上的反智主義者（老子），也有宗教上的反智主義者（慧能），還有政治上的反智主義者，他們是秦始皇和漢高祖。

中文維基百科說：“反智主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對于智性、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或知識對于人生有害而無益。另一種則是對于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秦始皇這兩類都占了，他討厭知識，特別是書本知識，所以“焚書”；也討厭知識分子，特別是儒生，所以“坑儒”。

劉邦沒有秦始皇那么極端，他只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讀書人，看見戴儒生帽子的就心煩。有些儒生求見他，他摘下來客的儒冠，往里面撒尿。還經常破口大罵：“臭書呆子，和你沒有什么可說的！”但沒有文獻記載他砍過什么人的腦袋，是因為那腦袋裝的書太多。如果說秦始皇反智，是獨裁需要的話；劉邦反智，則有點民粹主義情緒。他從小游手好閑，不種地，也不讀書，為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鄉親們所不齒。他后來蔑視讀書人，既覺得讀書于打天下無用，也覺得踐踏那些他以前要仰視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報復的快感。

中國的反智主義到了20世紀50年代進入了全盛時期。50萬戴帽子的人，其學歷很少低于大學本科畢業。從60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四人幫”把中國的反智主義發展到了顛峰狀態。在極端的幾年里，全國的大、中、小學校停課，學生毆打老師，打死了，也不被追究法律責任。初中以上的畢業生都要到農村去繼續上課，課堂是“廣闊天地”，老師是“貧下中農”。除了語錄之類，裝訂成冊的東西一般都要銷毀，因為很少有一本書樣的東西可以逃脫“封、資、修”這三大類別中的某一類。國家工作人員要進田間地頭的“繼續教育學院”——“五七干校”。“臭老九”，“讀書無用”，“不學ABC，也能當好革命接班人”，“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等，就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用語。

按照霍夫斯塔特關于“反智主義是正反情感并存”的說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流行的思潮，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反智主義”，而是一種極端的反智主義，可以稱之為“滅智主義”。

04.

警惕思想上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果把薛涌的“反智主義”，歸結為“四人幫”式的滅智主義，那是不公平的。我們已經看到，反智主義是各種各樣的，有哲學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還有文化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從某種程度上看，法國大思想家盧梭，和美國偉大文學家梭羅，中國晉代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都是生活方式上的反智主義者。

因此，關于反智主義，至少有以下幾點可說：

第一，個人智性生活上的反智主義，可能讓你生活得更有價值；

知識可以被理解為用文字等形式“拍攝”下來的“照片”，這些“照片”包羅萬象，有自然，有社會，有人生，還有心理……不過，“照片”畢竟不是事物本身，它的影象質量受“拍攝”者的觀點、情緒、狀態影響，還受“照相機”質量和“氣候條件”的影響，有的模糊，有的歪曲，還有的是偽造的。另外，這些影象片段能否“合成”或再現真實世界的全景視野，也很難說。

我們的祖先對此早有警惕，“刻舟求劍”，“按圖索驥”，“削足適履”這三個寓言故事，都在警告我們不可把死的知識作為活的生活的唯一指南，舟上的記號，圖上的良馬，腳上的鞋，都曾經是真實的“照片”——知識，但是，許多知識，特別是經驗知識，都只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是正確的，如果人生受那些錯誤的知識指導，幸福就像圖上的“驥”一樣，很難找到。

禪宗正是從個意義上，不信任任何過去時的東西，無論它是記憶、文字、話語，還是圖畫。有個禪宗故事說，有人請善畫竹子的禪師為他畫一副竹子，禪師盡力畫好了一幅，可是，整個竹林都是紅色的。求畫人看到畫幅后，跑到禪師那里說：

“大師，您的竹子畫得好極了，不過，您把竹林畫成了紅色了……”

大師笑了：“那么，你想把竹子畫成什么顏色呢？”

“當然是黑色了。”那人不假思索地說。

禪師收住笑容：“是嘛，有誰看見過黑葉子的竹子呢？”

有許多知識就像黑葉竹一樣，人人認為正常，但實際上并不存在。因此，禪宗推崇生活在當下，不是通過文字，甚至不是通過自己的感官（感官有時也會欺騙自己），而是通過自己的心，直接去透悟人生。

因此，像禪宗教導的那樣，對一切知識永遠抱著置疑的態度，是一件好事。這是幾乎所有民族歷史上都有的傳統。

第二，對以知識為包裝的專權和不法利益，反智主義是一針解毒劑。

有個名叫毛飛的北京公務員，2005年7月6日在《新京報》上發表來信說：

“安徽泗縣‘6·17’事件中甲肝疫苗的發明者、浙江普康公司董事長、病毒學家、中科院院士毛江森向記者表示，‘普康公司出產的疫苗絕對沒有問題，(6·17事件)絕對跟疫苗沒關系！絕對是別的病！’我對病毒學一無所知，因此不知道毛院士是否真的站到了‘科學’一邊。然而，從‘絕對沒關系’、‘絕對是別的病’等話語中，我體驗到了一陣強烈的憂慮：精英日漸增長的自負感會刺激公眾反智傾向的膨脹。”

說毛院士是“自負感”，已經是委婉的說法了，一個責任事故的最大利益相關者，以科學的名義為自己和本公司開脫責任，敗壞的只能是科學與知識的名譽。

權力一旦與知識合謀，站在特殊利益集團一邊，反智就能起到反對濫用權力和特殊利益的作用。

第三，反智主義不是守成與改革的意識形態；

中國歷史上有個可以觀察到的不斷重復的現象：天下大亂，改朝換代時基本上都反智；天下大治，安居樂業時一般都愛智。這與知識的特殊作用有關：知識短于開創事業，但長于內部治理。中國打天下的皇帝，幾乎沒有中過進士的，劉邦和朱元璋都是半文盲，即使是那些雄主，墨水也不多，所以毛澤東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才；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罕，只識彎弓射大雕”。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羞辱的并不是人，而是知識。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包括美國，想創業的人，惟恐天下不亂的人，想改朝換代的人，以及想進行思想革命的人，最欣賞的就是反智主義。因此，反智主義是革命與創業的意識形態，不是改革與守成的意識形態。所以，“繼續革命”的“四人幫”反智，想戡亂和改革的鄧小平崇智，把恢復高考當作他恢復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來抓。

第四，開放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社會，反智主義越容易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一般來講，我們不能反沒有的東西，而是反那些過分的東西。因此，越是知識分子，越需要反智，反智反而會讓他迷失在知識里的人性復歸。如果讓沒有知識的“草根”反智，他如果反的是知識，他將永遠做“草根”；他如果反的是知識分子，他必須投入一場政治運動，否則，他的反智毫無意義。

因此，美國社會可以反智，因為它是一個高度開放、高度教育化的社會，反智第一不會形成固定的官方意識形態，或暴烈的革命意識形態，第二不會妨礙人們受教育。

當前的中國，則要警惕反智主義。我們的基礎教育還沒有完全普及，像盲山那樣的遠離現代生活的村莊還在愚昧中掙扎，許多失學兒童還在渴望回到課堂，我們的政治體制還沒有開放到可以隨機吸納各種社會思潮……這種情況下的反智主義，無異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把更多的人滯留在初級勞動水平上，會誘發社會對立，激化社會矛盾，會把個別事件和零散的不滿情緒匯聚為社會群體意識，這對于處于脆弱平衡狀態中的改革社會來說，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

知識，雖然不必然是通往天堂的階梯，但對于8億受教育水平還很低的中國農民來說，依然是過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我相信，薛涌在上大學之前，也是滿懷對知識的渴望的，至少我至今不能忘懷在30年前拿到大學通知書時的那種激動，那永遠是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農村孩子能嘗到這種幸福。

雖然薛涌的對他的反智主義有嚴格限定，并不反對大學教育，但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思想一旦被傳播，它就由它自身的邏輯支配。畢竟，反智主義在中國，導致裸體的暴政和“四人幫”統治時期的暴亂，比導致一個文明、民主社會的可能性更大。

寫于2008年1月22日

吳稼祥｜著，原載于2008年1月23《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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