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任銳 孫維世 任鈞

孫維世是我二姐任銳的女兒，我的外甥女。她父親是孫炳文。從幼年時候第一次見面，到“文革”開始后最后一次見面，我叫過她的小名“小蘭”，也叫過她的學名“維世”——這都是她的名字，她卻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雖然我長她一輩，卻只比她大一歲，我們倆是從小一起玩兒的最要好的朋友。

01

維世小時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還是在我父親外出做事的住宅，維世都來住過。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們都大我許多。她們跟我玩兒都是哄著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兒一塊兒好玩兒。而且姐姐們常不在家，我覺得悶。維世生性活潑好動，她一來，我就特別高興。兩個小女孩兒，一會兒悄悄地商量這商量那，一會兒就撒了歡兒地瘋跑瘋玩兒。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時候，我也隨父親住在那里。我雖然是維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維世的哥哥寧世（孫泱）、濟世還小幾歲。因為寧世最調皮搗蛋，自然就成了這群小孩子的頭兒。于是，我、維世、濟世，就都跟著寧世跑這兒跑那兒地玩兒。那時我五姐在北京上學，也住在那兒，她身體不好，喜歡安靜，最受不了寧世的淘氣。二姐后來告訴我，那會兒，我五姐有病時，只要一聽到寧世的腳步聲，心里就難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寧世有多淘了。誰也沒想到，寧世后來能變得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做過朱德同志的秘書，當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一次，孩子頭兒寧世帶領我們偷偷溜出去，到街上買東西吃，被我父親發現了。我父親——維世他們的外公——生氣了，厲聲說：“你們在街上亂花錢亂吃東西，一點兒規矩都沒有！這還了得！都給我跪下！”于是，我這個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寧世、濟世、維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親罵孩子最愛說“狗東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們一起成為跪在那里的“狗東西”，聽我父親教訓，誰也不敢動。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在陜西做事，帶我在西安住過。姐姐們都不在，也沒有別的小孩兒，我只好自己想辦法玩兒。大人們都睡午覺了，我就拿根棍兒挑著個什么東西，前院后院地跑來跑去，玩兒出一身汗。但還是悶得慌，就老想維世，想讓她來跟我一起玩兒。我整天跟母親喊：“沒人跟我玩兒！沒人跟我玩兒！”母親只能笑，拿我沒辦法。想著想著，有一天，維世真來了。那天，我看見從門里走進來的人群中，有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蘭！我太高興了——又有人跟我玩兒了！

在西安的時候，有段時間，父親請了位教師，來家里教我和維世讀書。開始，我們還覺得新鮮，沒兩天，就坐不住了。我們倆不想念書，想出去玩兒，就悄悄商量逃學的辦法，怎么能不讓大人們找到——那時我們常悄悄商量事情。我們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來找去，找到一處席棚，下邊有個破洞，里面可能是個臨時廚房。我們倆特高興，就往那洞里鉆。鉆進去，倆人并排，頭朝里呆著不動。聽見大人使勁兒喊我們，我們就捂著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這下兒誰都找不到我們了。可是沒一會兒，就聽見跟了我父親一輩子的隨從田興仁喊起來：“看見了，看見了，在這兒呢！”原來，我們倆的四條小腿、四只小腳，都在席洞子外面露著呢。田興仁哈哈笑著，抓著我們倆的腳，把我們拽了出來。父親的這位隨從田興仁，一直跟隨父親。我母親在新蔡縣給他娶了媳婦，我管他媳婦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來田興仁死了，田嫂改嫁給我大表兄的兒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興仁把我和維世拽出來后，送到老師那兒。沒辦法，我倆只好坐下，接著念書。

02

維世的父親孫炳文犧牲后，我和維世都在開封上了小學。我父親那時在開封萬壽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遠一拐彎就是龍亭、潘楊湖，我們常去。我在開封省立第二小學時，維世在另一個學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們倆睡在一張床上。維世從小就喜歡學藝術明星的動作，一高興，就叫我說：“六姨，你看。”然后對著鏡子擺姿勢，比劃來比劃去的，學得可好了。兩個小女孩兒，一個管另一個叫“六姨”，想來有趣。從小我就管維世叫“小蘭”，可是維世只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們倆學人家明星，把圍巾圍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來蹦去地玩兒。每天晚上都特別開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來，覺得冷，發現身上沒蓋著被子。扭頭一看，維世沒了。床上只剩了我一個人，被子也沒了。我就喊：“小蘭，小蘭，你在哪兒呢？”喊了半天沒應答。我爬起來找，才發現，原來她睡在地上了。她裹著被子，從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沒摔醒，還睡得很香。長大以后，我每說起小時候這件事情，維世都哈哈大笑，說：“六姨你再給我講講。”

到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倆不在一地兒念書了。我還在開封，在明倫女中念初中。維世卻由我三姐夫馮友蘭資助，進了北京的貝滿女中。我也有一段時間就讀北京的志誠中學，和維世一塊兒在北京。那時我三姐家有塊紅地毯，維世特別喜歡，一去就讓我跟她一塊兒，光著腳在上面跳舞。她還學著指揮唱歌，我們一起唱：“云兒飄，星兒耀耀，海早息了風潮……”維世那時看電影看得多，喜歡表演。我其實也挺喜歡文藝的，但接觸多的只是戲曲。后來我又回到開封明倫女中念完初中，進了開封的一所教會學校靜宜女中讀高中。二姐再回開封住時，就沒帶維世回來了。

1935年，二姐任銳帶著我和維世一起去了上海，我們倆住在一個亭子間里。本來，二姐是想把我們送進學校繼續讀書，可是我們倆想學表演藝術，二姐就找地下黨的人幫忙，帶我們見了一個人，把我們倆介紹到天一影片公司東方話劇社學習。天一公司在徐家匯，二姐帶我們找到那兒，我倆的吃、住、學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頓好后，我們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來看我們一趟。后來才知道，她那時做著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正趕上有一個人叛變，二姐就搬家了，搬來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兒，我們不知道，只能等她來找我們，不能我們去找她。

在東方話劇社，我和維世假裝是姐妹倆，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維世叫李琳。那時天一公司有個吳麗珠，她的小女兒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個小小的銅制圓墨盒。那墨盒我有兩個，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著我的名字。我和維世來學習的這個班，由吳麗珠負責，一共就十幾個學生。但是請來了當時的著名導演萬籟天給我們上課，講表演等。那時，不少新文藝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維世見到好多人，有崔嵬、王瑩、左明等。江青那時候叫藍萍，也來給我們講過課。她來時，手里拿著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著下巴照的，送給我們每人一張，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簽名“藍萍”。左明也給我和維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寫著送給李露、李琳。學習期間，天一公司還組織我們觀看了王瑩、顧而已、葉露茜、藍萍等演的話劇《欽差大臣》，藍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兩三個月，課程完了。因為天一公司的電影在南洋有些影響，吳麗珠就想帶我們去南洋發展。但二姐不同意，我們就沒去。那之后，我回了開封，繼續在靜宜女中上學，維世也回北京上學去了。后來，我又去北京上學，同時學點兒鋼琴和京劇。維世則又去了上海，演了電影，成了初露頭角的明星。

03

再見維世，就是在延安了。父親送我剛到延安時，我們住在統戰部招待所。二姐和維世都在馬列學院。記得有人領著父親和我去馬列學院找她們，半路上，老遠見到了正要來看我們的二姐和維世。我們高興極了，擁抱在一起，一塊兒回到我和父親住的地方。當時我剛到延安，需要趕快安排。那時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軍政大學。大家接受了維世的建議，讓我不進抗大，而是直接考魯迅藝術學院。我便去了。魯藝考試的老師是姚士曉，他讓我讀了一段兒丁玲的詞，還讀了一段《順民》的臺詞，并且帶表演，就錄取我進了戲劇系。父親離開延安后，我就住到魯藝去了。

維世和我二姐當時在延安的馬列學院母女同學。那段時間，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維世就見面。平時，我沒事兒的話，一有空兒也去她們那里。就像小時候一樣，我跟維世什么都聊。她常給我說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種各樣的。她不喜歡江青，也跟我聊。那會兒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對她挺客氣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約她，她都不去。因為來延安前在上海時，她知道江青的事兒太多了……

我最早接觸江青，就是跟維世一起在上海學習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們的戲。不過跟她也只是認識而已，沒什么來往。她那時挺熱情，有時在路上碰見，就招呼說：“任均，有時間到楊家嶺來玩兒嘛！”因為平時沒什么接觸，心里也并不喜歡她，所以我也就沒去過。

維世在馬列學院也演戲，我還去看過。我到后臺去找她，看見在劇中演丈夫的同志開玩笑說維世：“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兒！”我那時雖然喜歡演戲，但我知道我的個頭、形象等等條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適合演戲。可那時沒人，只要你一哼哼調子，人家就覺得你會。后來我就服從組織分配，畢業后到了魯藝平劇團演戲。其實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戲劇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過一出半戲，學過點兒。以前家里有留聲機，有些京劇唱片，我手搖著給留聲機上弦，聽過一些，唱腔都是從那里學的。在延安時，觀眾真給鼓掌歡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維世不一樣，她不光是條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經演過電影了。在延安，維世演過一個戲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來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04

1939年，是延安很艱苦的時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維世都還年輕，饞得厲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維世費了好大勁兒，求人搞到了一點兒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們倆特別興奮，因為那點兒大米太珍貴了。我們一起給她媽媽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沒見到大米了，聞到大米粥的香味，我們倆都忍不住想嘗一嘗，就一人嘗了一小勺。嘗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嘗。我們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們說“最后一勺”，便細細品嘗，競停不下來。一會兒，我們發現，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們互相看看，笑了起來，趕緊給二姐端過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時間不長，二姐和維世就都離開延安了。二姐從延安去重慶大后方工作時，我和維世一塊兒去送。戰爭年代，每次分別，都不知道何時再見。我們流著淚送二姐上了汽車。二姐說：“別哭了，我不久就會回來的。”目送二姐遠去后，維世跟我約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沒想到，第二天維世也走了。維世走的時候我不知道，她媽媽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個周末我沒出門，只等維世來聚，可是沒有等到。那時也沒電話什么的，不知道她為什么沒來，只以為她是有事情絆住了。又過幾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從新疆托人帶來的信，非常奇怪。打開一看，才知道她已經離開延安了。

姐離開了，維世突然間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蕩蕩，非常難過。我便把這封信仔細收了起來，就像珍藏友情，珍藏親情。我自己也沒想到，維世匆忙之中寫的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

親愛的六姨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媽媽走的第二天早上就這樣匆促的離開了你，這個原訂的來看你的星期日之約也不能趕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著我！六姨，分別了，工作是由組織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暫時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話，我一定不會忘記給你寫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萬不要難過。送別媽媽時，我們倆的眼淚都是不該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樂又健康。見面并不是困難的事，我們應該努力自已的工作或學習！

還賬零用后，錢還有多，這五塊錢帶給你用！媽媽處我已有信及電報給她，她的通信處：

“重慶，機房街70號，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你有工夫多寫信給她！不盡，匆祝

努力與康健！

友梅

后來維世告訴我，那天，周恩來副主席要去蘇聯治療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臨時她也想去，周說那要請示毛主席批準。維世當時就跑去請示毛主席，主席簽字同意了。維世就上了飛機。飛經新疆落地時，她抓緊時間給我寫了這封信，信里還夾帶了五元錢。

維世的原名就叫“孫維世”，也叫過“任友梅”，在蘇聯時叫“孫克英”。她沒叫過“孫光英”。

維世去蘇聯了，我在延安，一下子遠隔萬里，不通音信，讓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門，在路上遇到原魯藝同學田民他說：“任均，我帶來了周副主席給你的信！”我知道他愛開玩笑，不信，說：“周副主席給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封信遞給我，說：“你不信？拿去看！”我接過來一看，信封是墨筆直寫三行：“煩轉／任均同志啟／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親筆字。我忘了對田民說句“謝謝”，急忙拆信。周恩來副主席的信是：

任鈞同志：

穎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談任銳同志在渝及維世在蘇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戲，贊佩不已！

你有什么東西或信要帶給任銳及維世的，我可給你轉去。維世在蘇常談到你。星期日有暇，請來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禮！

周恩來

四月廿二

從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來，二姐和維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興。但沒聽鄧大姐談情況，錯過一個能知道二姐和維世詳細情形的機會，我又很惋惜。記得我第一次見鄧大姐，是去馬列學院看二姐的時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著，遇見一個和藹的女同志，比二姐矮點兒。二姐站下，跟她有說有笑，然后給我介紹說，這是周副主席的愛人鄧穎超同志。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后，我曾叫我的魯藝同班同學王思真陪我去趙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兒，她不去。沒人陪我，我也就沒去。但我常想，維世在異國他鄉，現在什么樣子了呢？

二姐調回延安工作后，我常去楊家嶺找她。一次去楊家嶺，我路過任弼時同志的窯洞時，正碰見任弼時同志走出來。他問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兒呀？”我站下，說：“我去我姐姐那兒。”任弼時同志也站住，熱情地跟我說起話來，很關心地問長問短。說話間聊到維世，他問我：“維世在蘇聯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嗎？”我說：“我沒有。”他說：“我給你！我有好幾張呢。你等等。”他轉身回窯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過一會兒，他拿了一張維世的照片出來，說：“這是維世給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張維世在蘇聯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興極了，看來看去，一個勁兒地謝謝任弼時同志。

那時候，二姐也給過我一張維世的照片。那是維世在蘇聯時跟林彪夫人張梅的合影，是她從蘇聯寄給母親的。張梅同志是陜北人，很漂亮，人稱“陜北一枝花”。她在陜北嫁了林彪，陪著去蘇聯養傷。維世在照片背面寫：“媽媽：這是林彪同志的老婆。她年紀也不大，會唱陜北歌‘……你媽媽打你對你哥哥說……’哈哈！”看著這照片，讀著維世嘻嘻哈哈寫的字，一個歡蹦亂跳的維世就好像來到了我眼前。

沒想到的是，維世在蘇聯一呆就是六七年，經歷了蘇德戰爭，也千辛萬苦的。那段時間，她學習戲劇，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系教育，這為她后來從事戲劇導演工作奠定了基礎。后來維世回國，先在東北，國內戰爭爆發后，她沒再回到延安。1946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我到了晉綏邊區。一天碰見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楊之華，她告訴我，前段時間維世和我二姐都在這附近參加搞土改。二姐身體有病，維世就陪著她離開了。真可惜，我到這里晚了，沒見到她們，不知道她們上哪兒去了。

1949年，在天津天和醫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維世了。而這次見面，我們高興不起來了。因為二姐病得很重。維世從來非常孝順母親，現在，她又是跪在母親的面前，喂水喂飯端屎端尿，又是來回找大夫，叫護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維世都哭得死去活來。我們一起陪著二姐的棺材，從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萬安公墓。

我和一達那時帶著孩子住在北京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維世跟組織上說，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組織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莊了，住我們隔壁的房間。大家都知道維世的母親剛剛去世，報紙上也登了，來看她的人特別多，我和一達就幫忙接待。周恩來夫妻倆也來過。一見維世，鄧穎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著女兒喬喬在旁邊，看到周恩來也很難過。大家在維世那房間里坐了很長時間，維世一直哭，他們老兩口就一直勸慰。

一天，王明、孟慶樹夫婦也來看維世，不巧維世不在，就到我們房間里來坐。他們問我二姐去世的情況，和維世的情況，聊了一會兒，留了地址，讓我們有時間去他們家玩兒。王明夫婦在延安時認識我們，也知道我們跟維世是親戚。那時我看，王明是個和善的男人，孟慶樹是個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時曾經流傳王明以前追孟慶樹的故事。

05

后來我和一達到天津工作，維世則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歡的工作——導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鄧穎超媽媽家去。她管鄧大姐叫“媽媽”。我們每次從天津來北京，一定會去跟她聚會。開始在東單三條，后來她和金山住在張自忠路，跟歐陽予倩等人一塊兒住在一個深宅大院里。維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過我們幾次。金山跟著維世叫我“六姨”，六姨長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結束以后，維世已死，金山還是叫我“六姨”。一達好和他開玩笑，老是跟他笑說：“你別忘了我是你的長輩，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開玩笑，兩個人一見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來都成老頭兒了，還總是沒個正形兒。我們在天津時，維世每次去開會或辦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從蘇聯回來，先到了天津，給我帶來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類，可把我高興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兒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來我在保加利亞生的小兒子卡林，會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紅絲絨小大衣，誰都說好看，就是維世從蘇聯買來給我送到天津的，我給帶到保加利亞去了。

每想起維世有一次專程到天津來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難過。那是金山在朝鮮犯錯誤以后。維世跟金山結婚，連周總理都不同意，鄧大姐也不高興。但是維世覺得跟金山說得來，劇本、演員、舞臺、表演，有說不完的話，有共同事業。她還是不愿意嫁給當官兒的。金山是老地下黨員，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藝術上才華橫溢。但他天性風流，去朝鮮慰問志愿軍時，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書搞上了。據說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個女秘書處理了。金山被送回國來，也面臨著嚴重的懲治。維世壓力很大，沒人交流，就自己一個人跑到天津來找我說話。那時我正忙，“左”的路線下，整天得開會，忙著批評和自我批評，弄得人束手束腳的。維世那次來，只住了一個晚上。說話間，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興興的樣子，就問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兒？她就跟我說金山在朝鮮犯錯誤的事，我很吃驚，說那怎么辦？維世說想跟金山離婚，還說總理氣得說應該槍斃金山。我問她你們要是離了婚，金山怎么辦？他愿意嗎？維世說，我要是跟他離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離婚。維世那天情緒很低，告訴我說，人家開會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聽，還叫她表態，弄得她非常難受。從小到大，維世總是那種開朗和倔強的樣子，我沒有見她這樣發過愁。此刻，我面前的維世真可憐

那天我們聊到半夜。我看她難過的樣子，卻無能為力，只能盡量地寬慰她，溫暖她，跟她說別太難過了，金山以后應該再不敢了，還是幫助他改正錯誤吧。第二天早上，維世從我家走，情緒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傷心苦惱的情況下，我竟然沒有請假，沒送她到火車站。我只把她送到了家門口，看著她自己慢慢地步行遠去了。這么多年來，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維世那時心里很苦，特意從北京跑來找我傾訴，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給她一絲溫暖，把她送到火車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門口，看著她孤獨無助地遠去呢？對此，我后悔了幾十年。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維世那踽踽遠去的背影，還是后悔莫及，淚流滿面。我心疼維世！

維世要是跟金山離婚，金山真就后果難說了。維世最后還是決定不離婚，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維世走后，我們再見面，是在北京了。那時我和一達常回北京，開會、學習什么的，所以常看維世的節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狽著時，我們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緊張的樣子。他會做一手好菜，那次給我們燉了一鍋紅燒肉，還告訴我們用酒燉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這邊端的時候，那一大鍋紅燒肉，“啪”地一下兒掉地上，一鍋肉不能吃了。弄得維世也很尷尬，嘆了口氣，還安慰金山。后來我們出國工作，回國休假時，住在北京和平賓館。金山和維世抱著他們的養女小蘭—跟維世的小名一樣，好幾次來和平賓館看我們，一起吃飯。我們回國工作后，在廣安門那邊住過一個四合院，后來又搬過兩次家，維世都來。我們時常見面，你來我往。

那些年，維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幾個大戲，都很成功。每次見面，我們都很為她高興。雖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對維世很好，維世對金山很專一，但維世心里的苦，無法對人說。我們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對維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終非常同情。社會上后來有多種無聊傳說，說維世這個那個的，甚至還有憑謠傳寫書掙錢的。那就都是假的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編就怎么編。維世只是因為漂亮，死后就被人編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

那些說法兒都是想象的、虛構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維世。我了解的維世，性格非常開朗，脾氣又很倔強，對待工作忘我投人，對待長輩孝順關懷，對待婚姻理想主義，對待感情專注如一。

06

維世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當年維世到晉西北和她母親一塊兒搞土改時，母親病重了。在我到晉西北之前，她們一起離開了那兒。從那時起，她就再沒離開過她的媽媽。她知道她媽媽把他們兄弟姐妹帶大，受了很多艱難困苦，太不容易了。我二姐病重那兩年，維世一直和她在一起，照顧她。寧世和維世陪母親住進天津的醫院后，兄妹倆一起伺候了一段時間。后來寧世因為工作需要，就離開醫院去東北了。剩下維世一人留在醫院，跑前跑后，喂水喂藥，端屎端尿，服侍母親。我和三姐從北京趕去醫院時，看到她給媽媽喂飯，都是雙膝跪在地上，湊在病床跟前，輕聲細語地跟媽媽說話。我想，這兩年來，她眼看著母親越來越虛弱，自己卻沒有回天之力，心中定非常難過。三姐看著維世疲累的樣子，很心疼，感慨地對我說：“維世真是個孝順的孩子！”

維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別好，非常敬愛她的外祖父。小時候我們倆一起念書時，就是我父親——她的外祖父帶著我們，關愛我們，訓斥我們，教育我們。我們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爺”，管外祖母叫“姥娘”。維世常對我說：“我的姥爺可不是一般的姥爺。”這里面有她對姥爺的崇敬，有她因姥爺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對姥爺的拳拳孝心。姥爺來北京開會時，維世也一起參加。她總去看望姥爺，還跪著給姥爺洗腳。我這兒留有一封約50年前她從北京寫給外祖父的信：

親愛的老（姥）爺：

接到你的信，心里很高興！老爺匯來的錢，無法兌換成德國的馬克，所以還是給您老人家寄回，請老爺就用這筆錢把皮大衣改一改，千萬不要忽視冬季的保暖！老爺要買的藥，我一定設法去買，請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體好嗎？請您告訴老娘，我們看見老爺身體健康，精神很好，我們心里很感謝她！要她老人隨時注意老爺的身體，注意老爺和我訂的愛國公約，并督促老爺的實行！我從國外回來時，老爺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顧老爺，我們心里也放心多了！

親愛的老爺，您可要注意身體！您老人家的身體好，我們大家都高興。我們希望下屆會議時，你和老娘再到北京來！有工夫給我寫信。敬祝您老人家

健康！問老娘好！

蘭上

一月十四日

那之后，維世從國外回來，約我一起去鄭州，帶著她給外祖父買的藥，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親，可是當時不好請假，沒去成。維世就自己一個人，專程坐火車去鄭州，看了她的姥爺，給姥爺帶了很多滋補品、衣物，還給她的后繼姥娘送了對金耳環。我父親后來給我的信里說，維世去看他，跟他談了很多，說說笑笑的，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和欣慰。“文革”中，維世跟我最后見面的時候，世道已經大亂。她跟我說起外祖父，憂心忡忡，擔心老人也會受到沖擊。我心里也很不放心，但還是寬慰自己，也寬慰維世，說：“那么老的老人，他們不至于下手整他吧？”

維世對養父母周恩來、鄧穎超也很孝順。兩位長輩覺得她懂事兒，所以喜歡她，連她的妹妹，也關懷照顧起來。周總理和鄧大姐之所以這樣，最主要的，是因為維世是孫炳文、任銳的孩子。他們覺得，撫育故人遺孤，是一種責任。這是過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現象，從“趙氏孤兒”那會兒就開始了。周恩來撫育維世，朱老總培養孫泱（寧世），包括黃志烜撫養粵生（新世）、幫助濟世，其實都是一個字，忠孝節義的“義”。他們三個人，是孫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孫炳文的孩子。鄧演達、房師亮、馮友蘭他們幫助我二姐和孩子們，同樣是因為這個“義”。我父親一生，也是把撫恤辛亥烈士后代視為責任的。現在的文化中快沒有這些了，沒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產生出一些齷齪的想象。不管最后維世和寧世是怎樣的結局，我作為家人，永遠感謝周恩來、朱德那些年對二姐的孩子的撫育之恩。

07

一晃十幾年忙碌過去，家人團聚，親友往來，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間，“文革”驟至。誰都不會想到，維世的生命旅程，即將終結。

我清楚地記得我和維世的最后三次見面。地點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時間都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我們聊了很多當時“文革”的形勢，還有江青過去的事情。

那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兒子學校沒事兒，愛在家里玩剪紙，自己把一些畫兒和毛主席的照片設計成剪紙圖案，再剪出來，弄得挺好的。維世在我那兒聊天，偶爾看到了那些剪紙，可喜歡了。她很高興她的小弟弟們有這樣小小的創造性，樂呵呵地欣賞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黃昏時分，維世偷偷來找我，進門說她已經被軟禁了，天天有人監視她，她是秘密地溜出來的。一坐下，她就告訴我，哥哥死了。

孫泱死了？我大驚。她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她很難過。我們談孫泱，談他的家人孩子，都覺得他那樣樂觀的人，不可能自殺。我們想起來小時候寧世帶著我們一起淘氣，難過極了。……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維世敲開了我的家門。她帶著帽子，帽檐壓得很低，大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我的孩子們平時都叫她“蘭姐”，這次，她只是對問候她的表弟妹點頭笑笑而已，就進到我屋里。掩上門，她把帽子掀開一點兒讓我看。我大吃一驚：她的頭發已經被剃光了。給女人剃光頭，是“文革”初期一種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樣子，我心疼極了。維世是個多漯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這個樣子？維世告訴我：“六姨，金山已經被抓起來了。”我說：“啊？那你可千萬當心。你就一個人怎么辦呀？他們會不會抓你？”她說：“六姨放心，我沒事兒！”……

維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戲劇故事中的亂臣賊子，對一哄而起的“文革”憂心忡忡；對維世的處境，提心吊膽——那時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讓我心緒稍安，而且我覺得，有周總理、鄧大姐在，維世起碼能有生命安全。臨告別時，維世說：“六姨你也小心，咱們家的人都得小心。現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說話的人不多了，我總會有機會再溜到六姨這兒來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沒來過我家。因為周總理、鄧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為孫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鳴不平，發出了五封申訴信，分別發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沒想到，孫泱、金山的事兒沒人理，維世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最后見面那次，我看著她美麗而又自強的面容，聽著她憤憤而又自信的話語，對她的前程也有些許樂觀。我沒有去設想殘酷的明天，更沒有去想象悲慘的結局。我想，維世聰明，她一定能溜出來，能悄悄地再來找我。我們倆從小就一塊兒溜出過學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來的。

誰料，今生今世，我們再沒見面！

我了解的維世，性格非常開朗，脾氣又很倔強，對待工作忘我投人，對待長輩孝順關懷，對待婚姻理想主義，對待感情專注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