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就職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從3月中旬開始，內地教育界掀起一場多年不見的大爭論，迅速蔓延到工商界、投資圈甚至省市級政府的公務員系統。起因是《南方周末》對復旦大學現任校長的一篇訪談，主題是該校準備進行大手術式的調整，把文科專業從每年全校招生所占的比例，從大約三到四成，減至二成。由于復旦大學在內地綜合性大學里聲望僅次于北京大學，這篇訪談發表以后引發的爭論紛紛揚揚，參與者熱情澎拜，有的人免不了怒火沖天。這些都不難理解，因為復旦大學招生的專業大調整如果推行下去，一定會有全國效應，影響到家家戶戶的孩子報考大學的規劃。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變動，后果必然延續且滲透到未來幾代的中國人包括香港居民的教育準備之中。

　　我被多位內地教育界人士催促對此發表評論。但我必須聲明，本篇以及后續同一主題的評論，絕不是為復旦大學規劃的專業大調整作辯護，雖然本人是1979-1981年該校哲學專業碩士生（那時代內地的最高學位，招博士生是后來才有的）。本篇評論基于我與幾所大學包括復旦大學資深教授們的討論，以便了解實況，避免發些空頭高調。鑒于內地公眾討論中有一個老毛病，就是概念不清、術語混亂，所以我預先把幾個基礎概念講明白，否則又會重蹈覆轍，越爭論越亂套。

　　最基礎的幾個概念是：內地所用的“文科”定義過于寬泛乃至于混亂。在國際高等教育界，“文科”是Humanities，主體專業是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宗教研究、藝術研究（不包括藝術實踐）。“工科”的界定沒有很多混淆。內地的學科劃分與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間，主要的不清楚是“文科”有無包括“社會科學”和“高等專業professional不是vocational教育”？在高等教育發達國家，政治學（包括國際關系）、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屬于“社會科學”，不屬于“文科”。因為這些學科的樣板是近代物理學和生物學，而且越來越使用復雜的數量處理技能。它們之所以自稱SocialSciences，表明它們的從業者是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為目標，盡管還達不到那么精確的高度。“高等專業教育”主體是法學、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學、醫學實踐（其中的基礎知識屬于自然科學）、牙醫、神學實踐、新聞學。西方最老牌的名校最早的三大專業學院是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這個傳統一直影響到20世紀以來的學科劃分。內地討論中對這些學科劃分都是口語式的，一提“文科”，凡是“理科”和“工科”之外的，統統都涵括在內，造成極大的混淆。還有一點暫且提一下，數學在西方學科劃分體系里是單獨的，不包括在自然科學之內。

　　現在討論“文科”與“工科”比率的大調整。從清朝晚期興辦近代高等教育以來，此類調整發生過多次，每次都有深厚的軍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背景。不理清150年里的曲折演變，就無法公正地評論復旦大學規劃的“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調整。

　　第一，晚清興辦近代高校，目標明確：做成船堅炮利。所以在那個一窮二白的時期，中國首批的高等學堂，銀子最多是花在工科，為的是軍備產業。否則，就會被西洋東洋強權一打再打，淪為完全的戰敗國。在工科之外，很快加上農科和教育科，因為農業大國的經濟基礎太弱，文盲大國的民眾太無知，難以自足自強、有效抗衡外部強權。

　　第二，民國初年缺乏中央集權，反而讓條件更好的幾個省在本地軍閥的治理下，也試圖仿照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走出富國強兵的正道。因此給予有遠見有志向的教育家最大的試驗空間，學西洋學東洋，開辦了一批高校。它們的專業設置不僅僅是應用學科，而是拓展到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比如在東北和山東，大學開辦的考古學專業，讓全球華人對自己的文化淵源之學習，有了經過現代科學方法考證過的資料，而不是像以前多半靠的是傳說。那些被后代學人視為楷模的國立、私立（包括教會）、省立大學，特別是引領它們的教育家，許多是活躍于20世紀初的30多年。

　　第三，若無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的高等教育一定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此為厚實的土壤，到了20世紀中后期，也就是晚清興辦近代高教的百年之后，中國最出色的十所大學，必然緊挨著全球一流大學。君不見，20世紀前半葉，中國大學的杰出教授到世界一流大學任教，備受敬重。杰出的本科畢業生到世界一流大學讀研究生，很快成就斐然。我直到1984年夏出國留學以后，才明白近代百年中國高等教育是怎么走過來的，出國之前以為內地高校從來就是貧窮落后。

　　第四，1952年內地高校全面調整，學的是蘇聯模式。該模式的目標是富國強兵，與晚清一脈相承。于是把此前中國向發達國家多元借鑒百花齊放的教育體系一刀切下，首重工科，其次理科。蘇聯高校的模式是國營大工廠的翻版，車間對應專業，一廠對應一校，內地高校多數變成單科技術學院。我1994年后在內地西部地區作調研，曾經在西安與一群北美教授參觀出土文物，路過一所高校，門口校名“西安公路交通學院”。洋教授困惑地問：這所學校僅僅教學和研究公路交通，不理會鐵路交通、河流海洋交通、管道運輸、空中交通？這樣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人畢業后，怎么能夠應對變動的市場經濟呢？我試圖解釋：估計這所高校是照搬蘇聯模式，它專門為公路交通系統培養人。畢業后幾十年不會離開該系統，政府從頭到尾，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畢業生是螺絲釘，永遠固定于一個點。

　　第五，1952年全國高校大調整，壓縮社會科學，改造人文學科。比如，內地大學首個社會學系原來是在清華大學，被砍掉，因為清華大學被改成工科大學。1950年代毛澤東約見北京大學史學家翦伯贊，當時高層準備開展整風運動，毛問翦：你在高校擔任系主任，有些什么問題和意見？翦答：現在是重理輕文。毛說：從我們的歷史和現狀來看，重理有道理，但輕文就不對了。翦回校后在歷史系和全校（他是副校長）提出加強文科教學研究的建議和措施。文革開始，翦自殺。

　　第六，文革一啟動，內地高校全關閉。1968年7月毛澤東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1970年元旦中央號召“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應該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個學科，批判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經濟學、新聞學、教育學等領域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只有這樣，舊的文科大學才能在批判中獲得新生”。

　　第七，綜上所述，從晚清到1977年，工科是近代中國高教體系最受重視的科目，因為必須做到船堅炮利。理科是支持工科的，也受到照顧，尤其是應用價值明顯的。在內地被稱為文科的，包括社會科學全部和法律、教育、新聞、管理科目。在寬松的時期，這些科目被視為缺乏實用性。在激進的年代，它們被視為有思想毒素。簡言之，或是無用，或是有害。

　　第八，1977年后的30多年，是內地高校發展提升的黃金時期。重點理工科大學或是恢復了早年被取消的人文社科專業，或是新開設這些專業。尤其是在全國努力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邁進的年間，更加強調優秀的高校必須把人文社科專業辦好。

　　第九，近十多年來，內地高校越來越重視產業實用性科目，新科技革命更推動了這一趨勢。這些專業影響到高校的評比排名，更決定了重大研究項目的獲取以及隨之而來的巨額研究經費。我被告知，幾年來，上海的兩所頂尖大學，后一所每年經費比前一所多100億元人民幣，雖然歷史上前一所名聲更高。同樣的經費差別在北京的兩所頂尖大學幾乎一樣。原因就是一所是綜合性大學，另一所是工科為主。每年相差100億元，十年下來，誰能添置更先進的設備、聘用更受職業市場看重的新秀、辦更有競爭力的專業、出更多的科技成果，不言自明。

　　所以，對復旦大學規劃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調整，必須放在前述大背景上審視，對該調整方案的批評不能脫離以上背景。在后續的評論中，我將提出質疑和批評。

　　原標題為《內地激辯大學砍文科、增工科》，現標題為編者所擬，作者授權發布，原載于《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