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30年光陰長卷

曾經激情燃燒的歲月歷歷在目

我們用30張珍貴的老照片

講述30個難忘的影像故事

回眸上海一中院走過的砥礪征程

透過光影

銘記每一個定格的歷史

見證每一次法治的進步

重溫每一瞬的意義非凡

這些珍貴的回憶

將在中國法治的歲月長河里

永久留存

續寫傳奇

30年光陰長卷的第二卷。確切來說，這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份保存完好的法律文書。

這張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簽發的第一號調查令，將時間的齒輪轉回到1996年12月4日。

當天，一起案件的代理律師手握這一張全國首份調查令，敲開了上海某審計師事務所的門。這紙蓋有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紅印的文書，不僅讓這起因工程款糾紛陷入僵局的案件迎來轉機，更讓一位因證據不足瀕臨破產的小企業主重獲希望。

鮮少有人知道，這一紙調查令的落地，源自刊發在《上海法制報》（上海法治報曾用名）的一篇文章。

1991年

我國《民事訴訟法》頒布，明確“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客觀原因不能取證”的界定模糊。

周贊華正在接受采訪

“當事人舉證難，法官跑斷腿。”近日，時任上海一中院民一庭庭長周贊華（后擔任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院長、上海一中院副院長）向筆者回憶，這是上世紀90年代民事訴訟中的常態。

彼時，隨著我國法治進程推進，上海法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案件量激增，法官人數不足，卻要承擔大量調查取證工作。

“當事人只需起訴，剩下的全由法官跑腿。”“法官親自外出調查取證，既影響中立性，又影響審判效率。”“不少基層法院甚至設立了’取證法官’，專門負責外出調查取證，但效率不高，矛盾頻發。”

周贊華回憶道

“既然律師有能力取證，為何不賦予他們權利？”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他大膽拋出在民事訴訟中引入“調查令”構想，主張由律師申請、法院審核簽發，賦予其向相關單位調查取證的權利。這一設想一經提出便引發熱議。時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昌道當場表態：“可以試試。”

1996年10月，《上海法制報》刊發周贊華撰寫的《設立調查令制度》一文，公開呼吁試行調查令制度。隨后，上海一中院牽頭召開由市人大、政府部門、律師代表參與的研討會。

“盡管當時各單位和律師都積極表示愿意支持，但由于沒有相應立法，最終得到的答復是’謹慎試行’。”

周贊華回憶

1996年11月，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上海一中院在全國率先發布《民事訴訟調查令操作規范》并簽發首批調查令。這一突破傳統司法模式的大膽設想，最終得以落地試行，成為中國司法改革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部分舊刊內容（滑動查看）

制度推行之初，也有爭論及質疑。但周贊華堅持認為：“制度的核心是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推動舉證責任回歸本源。”

?2000年

上海高院推動調查令制度在經濟審判領域全面試行

?2001年

調查令制度在上海法院民事案件中正式實施

隨后幾年，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兄弟法院紛紛至上海一中院調研交流調查令制度。截至目前，全國多數省份已陸續出臺民事訴訟調查令制度相關規定。

采訪中，周贊華反復提到“謹慎試行”與“摸著石頭過河”。在90年代的時代背景下，改革者的勇氣與智慧令人欽佩。而創新和改革，也成為一代又一代上海一中院法官與身俱來的“基因”。“如今，調查令制度仍面臨新的挑戰：缺乏全國性立法，各地標準不一；調查令被拒絕后法官該不該去查證；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后，隱私權與調查權的邊界亟待厘清……”這些，需要更多的“創新者”、“改革者”。

文：胡蝶飛

值班編輯：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