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3日，武漢武昌區(qū)法院審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

案子是有關侵權的，不算什么大案特案，但兩位當事人的身份，卻讓這起案子備受關注。

原告董龍飛，“紅色牧師”董健吾的兒子。被告的身份更加了不得，是毛主席的兒媳，毛岸英的遺孀——劉思齊。

董龍飛為什么會把劉思齊告上法庭呢？這還要從一場演講說起。

1月19日，劉思齊受邀參加武漢理工大學演講。

演講過程中，她提到了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流浪時的生活。

董龍飛認為，劉思齊所說與歷史事實不符，且存在詆毀誣蔑董健吾的嫌疑，損害了董家人的名譽。

故而，他一紙訴狀提交到法院，希望能為父親討回公道。

那么，劉思齊具體說了什么？董龍飛為什么會說與歷史事實不符呢？

董龍飛狀告劉思齊

2002年1月19日，72歲的劉思齊應武漢理工大學之邀，去做一場有關于毛岸英的演講。

類似的演講，劉思齊參加過很多次。她雖然只和毛岸英做了一年夫妻，但一直放不下那段刻骨銘心的感情。

“岸英是我一生之痛，也是我一生的驕傲。”

劉思齊用兩年的時間愛上毛岸英，卻要用一生去懷念他。

毛岸英去世后，對于他的紀念活動，劉思齊從不缺席。所以，當她接到武漢理工大學的邀請時，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劉思齊站在演講臺上，深情地講述毛岸英的生平事跡。

在說到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時，她爆出了一個讓人心酸的“秘密”。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期間，除了沒有給資本家當干兒子和偷東西之外，和三毛的經(jīng)歷一模一樣。

劉思齊說到這里，神情動容，語氣是藏不住的心疼：“就像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流浪了五年之久。”

劉思齊的這番發(fā)言很快傳了出去。

大家都知道，毛家兄弟曾被“紅色牧師”董健吾收留。聽劉思齊的意思，在董家，毛岸英和毛岸青估計是不好過的。不然，哪有“流浪五年”之說呢？

數(shù)不清的質(zhì)疑開始涌向董家。這給董家人帶去了極大的苦惱，也損害了董家人的名譽。

身為董健吾的后代，董龍飛對這段歷史非常熟悉。

也正因此，他認為劉思齊所說和史實完全不符，還害得他們董家人名譽受損。

于是，董龍飛一紙訴狀將劉思齊告上法庭。

那么，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五年流浪生活”的真相

1930年11月，楊開慧在長沙識字嶺英勇就義。

次年春天，為了保護毛主席的三個孩子，湖南地下黨組織聯(lián)系上海地下黨組織，將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送到了上海的大同幼稚園。

幼稚園是由董健吾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創(chuàng)辦的，專門收養(yǎng)革命子女和烈士遺孤。

毛家三兄弟入園的時候，毛岸英9歲，毛岸青7歲，毛岸龍只有4歲。

在大同幼稚園里，三兄弟度過了一段溫暖安寧的時光，但好景不長。

1931年，中央特科行動科科長顧順章被捕叛變。

和他一起去執(zhí)行任務的董健吾身份暴露，大同幼稚園也進入了敵人的視線之中。

無奈，董健吾只好暫時放棄幼稚園，躲到了好友楊度家里。

幼稚園的工作人員或被逮捕，或隱蔽起來，黨中央機關更是全部轉(zhuǎn)移。

因事發(fā)緊急，幼稚園里的孩子們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無家可歸，流落街頭。

毛岸英背著小弟，牽著大弟，過上了流浪的生活。

為了吃飽肚子，他帶著弟弟們翻垃圾桶撿破爛，給人推黃包車、做小工、乞討，晚上就睡在馬路上。

后來，毛岸英回憶起這段生活，笑著調(diào)侃：“我除了沒偷人東西，沒給有錢人當干兒子，別的都跟《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

所以，劉思齊在演講中說的那段話，是出自毛岸英之口，足以可見，毛家三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是真的。

但是，流浪了五年這個說法，存在歧義。

大同幼稚園出事后，董健吾在楊家住了幾個月。

期間，他知道毛岸英兄弟正流落在外，就讓妻子鄭蘭芳去尋找他們。

鄭蘭芳找到毛家兄弟的時候，毛岸龍已經(jīng)失蹤，毛岸英和毛岸青就被帶到了董健吾家中。

董健吾平時是和丈母娘一起住的。這位老人不太愿意照顧毛岸英兄弟倆，對此多有抱怨。

半年后，董健吾怕兩個孩子受委屈，就將他們送到了前妻黃慧英的住處。

送孩子的時候，董健吾沒有透露太多，只說他們一個叫楊永福，一個叫楊永壽，暫時住在這里，以后另有安排。

兩個孩子住在黃家的時候，生活費由黨組織提供，董健吾每個月也會給黃慧英二十塊錢，當作兄弟倆的撫養(yǎng)費。

過了一段時間后，黃慧英知道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真實身份，心生懼意。但她看著兩個懵懂的孩子，又于心不忍。

反正她也不用出錢，只是給孩子一口飯吃，一片瓦遮陽罷了。

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得以繼續(xù)留在黃家。

這一時期，他們雖然寄人籬下，但生活是穩(wěn)定的。

1933年，黨中央機關全部遷到瑞金，沒遷出的也遭到了敵人破壞，毛岸英和弟弟的生活費供給被迫中斷。

屋漏偏逢連夜雨。此時的董健吾也辭去了牧師的職位，生活難以為繼，再也拿不出撫養(yǎng)費，去看望兄弟倆的次數(shù)也逐漸減少。

黃慧英不是孤家寡人，她有4個孩子要養(yǎng)。

沒有黨組織和董健吾的補貼，她就帶著孩子做一些零工，起早貪黑地賺錢。

又要賺錢，又要做家務，還要照顧孩子，黃慧英忽視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對他們有照顧不周之處。

再加上兄弟倆是“外人”，家里孩子又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欺負和排擠。

小孩子最是敏感。和親人生離死別很難受，寄人籬下更難受。

拮據(jù)的生活，被欺負的日常，更是把這種難受放大了一萬倍。

終于，毛岸英忍無可忍，帶著弟弟離開了黃家。

他們具體是什么時候走的已經(jīng)無從得知。

可以確定的是，1936年春天，兄弟倆才被黨組織找到。

從1931年到1936年，整整五年時間，毛岸英都流落在外。

后來，他去蘇聯(lián)留學，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在上海過了五年的流浪生活”。這就是劉思齊“流浪了五年”說法的來處。

如果把流浪理解為離開父母親人，獨自在外討生活，這個說法沒毛病。

但是，如果把流浪看作是在街頭當乞丐，風餐露宿，居無定所，那么毛岸英的流浪生活，是沒有五年那么久的。

從毛岸英的人生經(jīng)歷來看，信中的意思應該是前者。

其實，私以為，無論是哪種意思，這件事都沒有到要對簿公堂的程度。

無論是董健吾還是黃慧英，都對毛家有恩，這是不容置疑的。

哪怕黃慧英對毛岸英兄弟倆照顧不周，但冒著生命危險收留兩個無親無故的孩子，她已經(jīng)比大多數(shù)人都要高尚了。

至于劉思齊，她是絕對沒有壞心思的，更不存在詆毀董健吾的情況。

究其原因，是雙方在“流浪”的定義上產(chǎn)生了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其實是兩人私下溝通解決，而不是鬧到法院上。

畢竟，他們都是具有影響力的正面人物，鬧大了實在不妥，大家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