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ves Dean/Getty Image

在這個“上岸”與“內卷”交織的時代，年輕人似乎被困在一條永無止境的賽道上：他們在“優績主義”的鞭策下沖刺，卻在成年后的曠野中迷失方向；他們被批量送上“社會耗材”的生產線，卻不得不在AI浪潮中重新尋找存在的意義。當大學教育淪為工具化的流水線，當文科被貼上“無用”的標簽，當“985廢物”的自嘲成為集體共鳴，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效率至上的時代，人是否正在淪為系統運轉的螺絲釘？

2008年，前耶魯大學英文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寫了一篇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勢》，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影響。幾年以后，他出版了《優秀的綿羊》這本書，這本書分析了“綿羊”的特質和現狀、名校的選拔機制、精英家庭的養育以及可能的出路。相似的困境，同樣困惑、溫順又努力的年輕人，像極了優秀的綿羊。這本書自出版以來掀起輿論海嘯，被媒體評價為“可能會留下持久的印記”。

當我們站在當下回望，會發現文中描述的現實并沒有變得更好，而是更壞。

《優秀的綿羊》10周年紀念版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3月

2025年，中信出版集團特別推出了《優秀的綿羊》10周年紀念版，邀請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社會學系副教授、社會工作MSW中心主任孫哲，《優秀的綿羊》譯者、中美教育專家林杰，作家、播客“食野之評”主播小野醬以社會學、教育與實踐的多維視角，解剖了這場無聲的精神危機。

01

為什么越努力越迷茫？

小野醬：這本書里有一個詞叫“斯坦福狂鴨癥”——一只悠閑的鴨子在湖面上逍遙自在地游過，水面之上的平靜掩蓋了水面之下鴨掌的瘋狂撥動。很多人都是處在這種表面平靜，但底下瘋狂內卷的狀態中。

中文有一個詞叫“上岸”，我們一直在不斷尋求上岸的過程，但我們好像永遠都不知道最終的岸在哪里。

中文還有個詞叫脆皮，就是說現在大學生都很脆皮，被保護得非常好。這本書里面作者提出，美國大學的學生像一個個被馴服出來的綿羊，成績很優秀，也很會考試，但是他們的內心又很空洞、很虛無、很焦慮。這種現象是怎么產生的？

林杰：首先，人到了一定的年紀，一定會有需要去獨立思考的時間點，就像餓了就要去吃東西一樣。只是在18歲之前游戲規則都已經被定好了，你只要在這個游戲規則里面勝出，你就會被外界認為是成功的。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你只要按照這個規則來，你父母也會覺得你是成功的。

就像你開車一樣，在三條車道上，你只要是開得最快的那個就勝出了。但是，到了 18 歲時候，車突然開到一個大操場上了，已經沒有什么車道了。這個時候你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也可以停在那里，甚至你也可以說往后退，很多學生不知道怎么選擇了。

如果你是一直躺平的還行，但如果你之前 18 年是一直往前沖的，你是一輛好車，你車的性能非常好，但是方向盤是被別人決定了的。如果你這個車本來是個爛車，你開到那里的時候，反而不會那么慌。就是因為你之前開的是 100 碼的車，到了 18 歲的時候固定的車道已經沒了，你得繼續100碼的速度往前開，方向盤現在給你了，但是你不知道車該往哪里開。

再反過來講，想象一下，有個預言家，把你1歲到 80 歲的所有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告訴你，不給你任何迷茫的機會，你想不想要這樣的生活？

孫哲：社會學有很多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本質上我們一直都有路徑依賴，我們的教育始終連工業化都沒有走出來。比如說一節課45 分鐘打鈴，都是車間式的一種方式。我們現在改革最基本的一點是至少不要45分鐘打鈴。

我們為什么會迷茫？我們以為已有的路徑它是有用的，但其實它就是一個巨大的刻舟求劍的故事。迷茫本身是一個很正向的情緒，它需要有一個空間。我們在大學的時候迷茫，總比你在工作的時候迷茫要好，因為大學是一個沙盒。我們要把迷茫變成主體性的土壤，你看起來沒有方向盤的時候，你再去思考為什么要有方向盤？為什么要有一個車？這些就是存在主義的危機，恰恰證明你是自由的。迷茫跟自由是相對應的，而悶頭向前沖恰恰是不自由的，那就是一直按照工業化的教育來去做那個備用件。迷茫不一定意味著是脫軌，它有可能是意味著一種新的成長和創新。

小野醬：我會覺得首先迷茫是一個中性的詞。因為任何的負面情緒，比如說負能量，它除了負以外，后面還有兩個字叫“能量”，它其實蘊含著某種力量去讓你完成某些事情。無論是你改變現狀也好，或者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可能是以前父母不讓你做的，它是有能量的。

迷茫是一個人生的常態，它甚至不是點狀分布的，可能就是你完成了一個目標之后，就開始迷茫，又完成了下一個目標之后，又會迷茫。就像孫老師講的，迷茫是一個土壤，它代表可能性，當你迷茫的時候，你就在思考說下一個階段我們還能做點什么，還能嘗試點什么，這就需要精神想象。

比如說霍金提出宇宙黑洞這樣的理論，我們跟霍金之間顯然不是差一個輪椅，我們差的是一個腦子。他坐在輪椅上，就有很大的精神想象力，去思考宇宙之外是什么，宇宙可能存在什么東西？

孫哲：社會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詞叫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會學的想象力），有一本很著名書是萊特·米爾斯寫的，其中提到不要把迷茫或者是疼痛、焦慮當成個體問題，而是認知到這是社會轉型的結構型問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我們也不能去抱怨社會結構，而是你找到你跟這個社會結構的關聯，它會去產生一種更加整體性的、更加有創造力的應對方式，這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不要把一切的東西歸為自己的錯誤，英語里面經常有句話就是 it’s not your fault，它并不是單純的安慰你，它是讓你看到一個更大的全景。

02

大學的功能，是批量生產社會耗材嗎？

小野醬：現在的大學生非常卷，整夜泡在圖書館里面，不去談戀愛，也不搞宿舍關系。甚至同一個宿舍有人拿到保研名額，其他同學就會想辦法舉報，有很多這樣的極端事件。現在的學生跟學校不是緊密的關系，他們把學校當成一個工具，學生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刷題的耗材，大學的功用到底是什么？是批量生產的社會耗材嗎？

孫哲 ：這個例子恰恰說明是大學生不迷茫，覺得工具化就好。這種工具化就是像鴨子浮水，表面假裝松弛，底下又在瘋狂地卷，但又不知道卷的意義是什么。比如在金融還可以的時候，在大學無論是學數學還是學物理，高績點的學生到最后都是去做金融。因為在金融上行的時候，從事金融工作是最性價比最高。

這本書有個例子特別有意思，在摩根士坦利工作的基金經理，特別討厭那個金融，但收入又很高。最終從摩根士丹利離開去了上海，認為上海是神秘的東方城市，把上海當成是一個另類的出口。

金融化越高的地方風險性就越高，你無法去承擔一個家庭化的責任。工商業時代很容易讓人建立家庭，比如美國的福特主義，工廠承包了個人、伴侶以及子女的教育、醫療，人們就喜歡組建家庭、生育子女。金融化或者商品化，這是一整套設置。我們為什么會迷茫，好績點的盡頭是金融，金融的盡頭又是什么？這是我們需要探討的。

林杰 ：如果在大學期間沒有經歷迷茫和思考就進入到職場，到 30 歲、40 歲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不是我想要的。有可能你收入很高，也坐著頭等艙出差，住五星級酒店，每天見不同的人。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表面光鮮的一面，他們內心是怎么樣的不會告訴我們。

我現在就有學生在哈佛、耶魯這種學校讀書，他有可能喜歡讀的是社會學，但是他的同學大一就進入高盛實習了，他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很迷茫。他自己的方法就是學社會學的同時輔修金融專業，相當于給自己加了保險。人就怕對比，發現別人比自己賺的錢多，就更加的恐慌。人在一定階段的時候，無論是18歲、28歲還是38歲，一定會碰到這個思考的過程。

面對迷茫不能逃避，你可以用空余的時間去做服務，服務的過程會給你帶來快樂，你會幫助到別人，讓別人變得更好。比如說一周拿出兩個小時去做服務，我當時是教七八九歲的小孩子學中文，這個過程會有讓你意想不到的收獲。

小野醬：周軼君老師說過一句話“對待迷茫或者焦慮的最好方法就是具體”。你要做到具體的事情，服務也是具體，甚至服務是把自己的個人扔到一個群體里面，可能群體會給你一些答案。

孫哲 ：想說另外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發現，頂級的金融家覺得一個月上兩天班都已經極限了。他們其他的時間也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聲色犬馬，所有這些想象都是基于短缺經濟，如果物質極大豐富的時候，他后面的選擇就是service（服務）。我會研究不同的層面的金融從業者，有些財務頂層的投資者投資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體驗。一次失敗的投資不會產生任何財務上的危機，但他會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社會服務的方式去實現真實的快樂。

所以，社會服務和志愿者是一種出路，而這種出路在已有的商業的教育是很少提到的。大眾的認知是先去賺錢，賺了錢閑的沒事干，當然可以做志愿者，始終是把這個公益變成一個消遣，或者是一種副業。然而，很多時候公益服務才是我們在迷茫或者超越物欲之后真正發現的一個“目的地”。

03

AI時代，文科真的沒有前途嗎？

小野醬 ：最近復旦裁撤了很多文科，哈佛大學早在1 月份的時候裁撤了很多文科。這幾個月全世界都在討論“文科無用論”，很多文科的學生也覺得說自己好像是一個廢物，學了一個東西好像也沒什么用，也不能賺很多的錢，很多公司招聘的也會要求理工科優先，兩位老師對與“文科無用論”有什么看法？還有就是，在AI浪潮的沖擊下，學歷和成績是否仍然重要？

孫哲 ：AI 時代最不缺的就是工具，但是我們又說要把自己變成工具，這是非常明顯的悖論。你學了任何一個工具化的技能，從通水管到寫程序，都可能被第二天被取代，被任何的軟硬件所取代，哪怕是更高階復雜系統。我們現在做的是這五年不要被取代，或者是我們下個月不要被取代，就像那個每天都有“震驚了家人們”，又出來一個新的技術，趕快學吧！舊的工具包還沒有學完，新的技術就出現了。

文科無用論是特別傻的一件事。尤其在金融界里面，幾個人能夠在 AI 時代被人記住。但是，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和劉慈欣的《三體》，是能被人記住的。這兩個一個是歷史學家，一個是科幻作家，都是文科生。 知道太多的AI技術對你現實沒有影響，反而你可能更不懂了。但是赫拉利和劉慈欣會對你有影響，比如劉慈欣的“降維”，赫拉利的“想象的共同體”，這其中并不一定很多的技術創新，但卻做了整合的敘事以及前瞻的想象。這兩個人就是word builder ，新世界的建立者。

英文里有三個詞， vocation 有召喚的意味，是人的事業，profession 是人的專業特長，job 是零工。這個時代不管有沒有AI，你要去找到自己個事業。

舉一些例子，得到的創始人羅振宇經常被人說是販賣焦慮，他最近做了一個長視頻的系列節目叫《文明》 ，他說他到了 50 多歲，這就是他的事業。他不一定想要去做知識付費，如果從財務獨立或財務自由的維度，他可能也都達到了，他就覺得一直沒有找到他的事業，他后來就覺得找到了，就很幸福。

我恰恰覺得 AI 不是單純的技術創新，AI的人性大于物性，AI是更加人性的東西，更加靈性的東西，它是一個基于語言的智能體。AI并不是單純的一個工具，一開始是你的助手，是你的映射，最終成為你的分身（agent）。不管是我作為學者還是作為一個創作者，我都很樂于跟 AI 去交流。我甚至不把AI當成一個機器去交流，而是把AI變成朋友。“與AI為友”是碳基文明能夠保持最后尊嚴的一個比較積極的想象。

林杰：我做個比喻，工科、理科就像拳擊，打出去一拳都能看到效果。文科更像內功，內功要達到一定的水平就是大師了，拳擊手打過來的話是傷不到你的。但是內功比較慢，它需要很多的積累，不像工科、理科很快見效。但是文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是能夠穿透時間的。對于普通人來講，從風險可控的角度，我去練拳擊，明天有人過來搶我錢的話，我能夠自衛，我能夠保護自己。但是眼前的無用不代表長久的無用，你到了大師級別的時候，能夠勝過所有的拳擊手。

小野醬：有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如果說選擇大于努力的話，那么體會出你要做的事情的道遠比具體的術要更重要的。我們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只有升維的視角才能解決降維的問題。如果我們用一個平移的視角，我們永遠沒有辦法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看待所處的問題或者困境。所以，具備某種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想象力才能創造性的解決問題，而不是按照既有的答案解決問題。你要代入自己個性化的處境，利用升維視角才能更漂亮地解決問題。

孫哲 ：這是一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工科的價值是讓你成為工具的價值，文科的價值是讓你成為人的價值，那就看這個時代哪個被承認的更多。一個矛盾在于是我們不缺工具，但我們缺人。當然，文科當然也是有問題的，如果只是一種八股型的人，或者跟社會沒有關系的人，那也是有問題的。

回到林老師剛剛說的，不一定用十年去練一個苦功名震天下，人文業需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和認知觀。提高認知觀的方法可能就是讀一本書，去想作為人的核心。有了新的認知觀，人可以很快速地調用新的工具。在這個技術爆炸的時代，不缺工具答案和解法，缺的是提問和行動。

04

優績主義社會，如何實現自身價值？

小野醬：現在有很多學生所在的學校很好，學習成績也都很好，但很優秀又很困惑，他們自己在豆瓣上開了個小組叫“ 985 廢物”，這些人明明一路披荊斬棘走到了中國最好的高校，然后他們還自稱自己是廢物。這些背后隱藏了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問題呢？

孫哲 ：我們對于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是“應激”，而不是“應對”。我們知道這個制度肯定有問題，但我們很多時候是一個應激的狀態，用這種 mocking （嘲弄的）的方式來舒緩結構給你帶來的焦慮，但這于事無補，只是在一個低維度不斷的來去循環。諷刺的無力就在于它是延續了這種被壓制和被控制的結構性問題，它只是一個舒緩口，它永遠改變不了一邊受苦一邊吐槽的狀態。

人面對自己的智商和自己的情緒，都知道這個系統有問題。現在大學生都是單向度的去卷績點，他們已經不談戀愛，甚至不迷茫。我覺得迷茫不是問題，反而是蒙眼狂奔，明知道是在一個有問題的結構當中的那種隱憂、那種爆發才是更可怕的。

我說一點積極的，一個最簡單的出路就是讀書會。比如此時此刻，在一個商場里面共讀一本書。面對價值單一化這個問題的時候，要考慮怎么樣多元化，這需要要找到另類敘事。另類敘事就在于閱讀，用閱讀帶來的遠見和洞見去創造。這個系統本來就有問題，用之前的經驗是找不到之后的出路的。

Photo: VCG

小野醬 ：現在整個社會被優績主義包裹之下，我們在這種場域里，怎么來探索出自己的價值，怎么來肯定自己的價值？我們怎么發現自己擅長的東西，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呢？比如我學了金融之后，我發現我并不開心.所以我還抽空去寫了書的，因為我覺得寫文字的時候我很沉靜，我有心流的狀態，所以我就對去寫書。

林杰 ：其實人做決定的話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大腦做決定，就是邏輯分析；另外一種做決定就是用心流，它沒有邏輯。我覺得我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很舒服、很開心，這不是用邏輯去分析出來的，這是感性的東西。我聽有人這么來建議的，這也是我從其他人那里學到的，做小決定用邏輯，做大的決定用心，用感覺。

孫哲 ：首先我們要看優秀的標準怎么去定義。這本書給我們一個參考，領導力這個詞最早是哈佛提出來的，后來又通過工商業和金融業引入到國內。所謂的領導力就是精英階層生活的塔尖，成功者那這種意義上的價值是單向度的，是有梯度的，是財富和身份。

這本書的作者就提出“大學與其致力于培養這種所謂的領導者，不如致力于培養優秀的公民和思想家（畢竟這里是大學）。”哈佛把“領導力”捧的很高，領導者不能迷茫，沒有給他們迷茫自由與土壤，他們要去把價值單一化、階層化，然后去往上爬。這本書提出博雅教育的多樣性。首先我們要創造一個多樣性的環境，價值首先是多元的，你才能有自己的價值，如果價值是單一的，你就不斷的被規訓單一的價值，你就會被領導，或者你就算成為一個領導者，你依然是犧牲了自己才成為那個“領導力者”。

我們怎樣確定我們喜歡一件事 ，怎樣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這其實有個社會化機制。電影《抓娃娃》里面有一個情景，里面的主人公為什么喜歡撿瓶子？因為他的父母制造了一個撿瓶子合家歡的場景，所以他就很喜歡撿瓶子。他為什么喜歡長跑？因為他家沒苦硬吃、裝窮，他就長跑給家里賺錢，他就說他很喜歡長跑。從表面看主人公有兩個愛好，撿瓶子和長跑，而且在長跑的時候撿瓶子就很無厘頭。如果我們用社會化機制去分析你的興趣是從哪來的，每個人都有一個社會化最初的介質，是多樣的而非單一的。

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成長機緣，每個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社會化場景，需要教育，需要長跑，需要豐富多彩的場景讓人連結。這個機制蘊含著一種想象：用創造力去放大你與社會產生關聯的場景，去珍視個體在人群中的產生有機團結時的喜悅，這就是通往幸福的獨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