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二月初十，南京城的午門外，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罰正在進行。涼國公藍玉被剝去全身皮膚，填充稻草后懸掛于城門示眾。

這幕慘劇的始作俑者 —— 明太祖朱元璋，隨后將這張人皮賜給藍玉之女、蜀王妃藍氏。這一違背人倫的舉動，背后暗藏著明初皇權與功臣集團博弈的血腥邏輯。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藍玉像往常一樣入宮朝見朱元璋，卻被錦衣衛當場逮捕。次日，他被投入詔獄審訊。

《明史紀事本末?胡藍之獄》記載，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藍玉謀反，稱其 "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同、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

盡管藍玉極力否認，但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審訊迅速得出 "獄具，族誅之" 的結論。

僅僅三天后，二月初十，藍玉被押往午門執行剝皮之刑。《國榷》記載："藍玉既誅，命剝皮實草，傳示天下"。

明朝筆記《草木子》詳細描述了行刑過程："藍玉之皮，剝于午門之外，皮既剝，實以草，懸于城門，以儆眾"。

這種始于元順帝時期的酷刑，在明初成為常刑，藍玉是有史可查的首位受此刑罰的開國功臣。

剝皮后的藍玉人皮被制成 "展品"，在南京城懸掛三日后，朱元璋下旨將其送往蜀地，賜予蜀王妃藍氏。

《明史?蜀王傳》明確記載，蜀王朱椿之妃為藍玉之女，這層姻親關系成為人皮轉送的關鍵紐帶。

朱元璋將藍玉人皮送給蜀王妃，表面上是 "念及親情"，實則暗藏政治深意。

據《明史?蜀王傳》記載，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第十一子，素以 "賢王" 著稱，與藍玉并無政治瓜葛。

但藍玉作為開國元勛，其家族勢力在蜀地仍有潛在影響。將人皮賜給蜀王妃，既是對蜀王的警示，也是對藍玉家族的徹底羞辱。

明朝筆記《萬歷野獲編》記載，藍玉人皮被送入蜀王府后，"藏于密室，非有大故不得見"。

這種處理方式，既避免了人皮在民間引發同情，又通過王室內部的隱秘保存，持續對藍氏家族施加心理壓力。

蜀王朱椿深知父皇用意，此后 "謹守臣節，從未有過反叛朝廷的舉動"，終其一生未卷入政治風波。

從政治博弈角度看，朱元璋此舉是對 "削藩" 策略的預演。藍玉案后，朱元璋通過誅殺功臣、削弱藩王護衛等手段強化中央集權。

蜀王府接收人皮，實質上是向朝廷表忠心的政治姿態。正如《明史紀事本末》所言："太祖之賜皮，非徒儆蜀王，實欲天下藩王知所懼也"。

藍玉人皮在蜀王府的保存狀況，成為后世關注的焦點。

明末歐陽直所著《蜀警錄》記載，藍玉人皮被 "裝成肉身塑為神像，供奉在蜀王城端禮門城樓上"，身著公侯服飾，金裝彩畫，頭與手足俱用肉身制成。

這種特殊的供奉方式，既體現了蜀王府對人皮的敬畏，也暗含對藍玉功績的復雜情感。

萬歷年間，關于藍玉人皮的傳聞愈發神秘。

《萬歷野獲編》稱，蜀王府曾發生 "小侍衛夜見鬼物" 事件，據稱是藍玉人皮作祟。

這種傳聞雖無實證，卻反映出藍玉案在民間的深遠影響。

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 年），張獻忠率軍攻入成都，藍玉人皮的秘密才再次曝光。

據《蜀碧》記載，張獻忠攻破蜀王府后，在端禮門城樓發現了這尊人皮神像。"見其金裝彩畫，栩栩如生，撫之，皮骨俱在"。

張獻忠下令將人皮神像焚毀，以示對明朝皇權的徹底否定。這一事件，成為藍玉人皮最后一次見于史冊的記載。

藍玉剝皮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明初酷刑體系的典型案例。

《明史?刑法志》記載，朱元璋為懲治貪腐，設立 "剝皮實草" 之刑，規定 "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楦草"。

這種刑罰最初針對貪官，后逐漸擴展至政治異己。

藍玉作為武將，其剝皮過程與貪官有所不同。

《草木子》記載，藍玉是 "活剝"，而貪官多為死后剝皮。這種區別體現了朱元璋對功臣的特殊懲戒心理。

正如明末學者顧炎武所言："藍玉之剝，非止刑也，乃太祖之威權所系"。

剝皮之刑的政治象征意義，在藍玉案后愈發凸顯。

朱棣奪位后，曾對建文帝忠臣景清施以剝皮之刑；明武宗朱厚照將起義軍首領剝皮制成馬鞍。

這些案例表明，剝皮已從單純的刑罰演變為皇權宣示的工具。

藍玉案的爆發，本質上是朱元璋 "皇權至上" 理念的極端體現。

據《明實錄》記載，藍玉在捕魚兒海大捷后，"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甚至 "縱兵毀關而入" 喜峰口，引發朱元璋強烈不滿。

這種功高震主的行為，觸碰了明初皇權的敏感神經。

太子朱標的早逝，加速了藍玉的滅亡。《明史?藍玉傳》記載，藍玉與朱標關系密切，曾私下提醒朱標防范燕王朱棣。

朱標死后，朱元璋為確保皇太孫朱允炆的統治，開始系統性清洗功臣集團。藍玉作為武將之首，首當其沖成為打擊目標。

藍玉案的牽連范圍之廣，令人觸目驚心。據《逆臣錄》記載，此案共誅殺 "一公、十三侯、二伯"，牽連文武官員 1.5 萬余人。

這種大規模清洗，徹底清除了威脅皇權的潛在力量，為朱允炆繼位鋪平道路。

藍玉人皮在蜀王府的百年秘藏，成為明朝政治生態的縮影。蜀王朱椿及其后代，通過 "以詩書禮樂化一方" 的策略，在明初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得以保全。

這種 "賢王" 形象的塑造，與藍玉人皮的存在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朱元璋 "恩威并施" 的統治藝術。

明末張獻忠焚毀藍玉人皮的舉動，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這不僅是對明朝皇權的否定，也是對朱元璋酷刑政策的批判。

正如《蜀碧》作者彭遵泗所言："獻忠之焚皮，非恨藍玉，乃恨太祖之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