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寫文章的人喜歡寫得文采絢爛，主要還是用一些漂亮的詞匯，用一些特殊句式，讓人看著不是那么俗不可待，卻往往失掉了本意的表達。其實，寫文章能讓人看懂就行，沒必要追求太華麗的詞藻，也沒必要炫技。

文字剛剛流行的時候，很多掌握文字的都是知識分子，寫文章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尤其要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來寫，本身并不錯。但在邏輯順序以內，追求華麗的辭藻，一味炫技，而且競相攀比，互相吹捧，就不是寫文章的問題了，而是寫文章以外的事情。就像漢代的賦一樣，尤其是漢大賦，鋪張揚厲，縱橫恣肆，看似非常痛快，其實只不過逞意氣之強，競相使用華麗的詞藻，還要講究韻律的和諧，卻往往失掉了原本的意思。這樣的文章華而不實，總是讓人覺得作者才氣縱橫，其實只是一種假象，蒙騙那些不經常寫文章和不經常讀文章的人。倘若讓現在的人工智能做一篇這樣的文章，是完全可以做成的，甚至在瞬間就能寫成，比人寫這樣的文章要好得多，但沒有一句實話，也不會反映社會真實的狀況。就好像人人都寫詩，都關注形而上的思想境界，卻往往忽略了現實生活，忽略了真實的感受，怎么說都偏離了文學的主旨。作家應該是社會的良心，不管是寫詩還是作文，都應該反映現實生活，即便只是關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也往往從現實生活中來，而不可能脫離現實生活太遠，更不可能離開現實生活，只談精神世界的問題。文學本身是人學，就是研究人的學問，可以研究人的各種思想，研究人的各種情緒，研究人的現實生活，研究人真實的感受。

倘若文學離開了人的感受，離開了現實生活，總是用絢爛的辭藻來表達作者的情感，就算是神經病似的文學。作者絮絮叨叨說了一大堆，而且文采絢爛，韻律和諧，但讀者讀到以后，只會欣賞文字和韻律的美，卻沒有感覺這樣的文學和現實有什么聯系，甚至只是覺得這樣的文學作品像是一首無關緊要的歌，就像口水歌一樣，只是節奏比較優美，韻律動聽，卻沒有什么現實意義。古代文學以詩詞為正宗。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歡寫詩作詞，要用詩詞的美來感染人，陶冶人的情操，但寫詩作詞時間長了以后，就會被詩詞的格律限制，被詩詞的敘述方式限制，被詩詞的抒情方式限制，并不能寫出真實的情感。甚至作者以為表達了真情實感，而讀者讀了以后卻理解偏了，根本沒有理解作者的真情實感。如此一來，詩詞就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玩物，并不是好好說話的文體，除非那些清新的小詩能夠表達瞬間的情感，就像絕句一樣，幾句話就說得明明白白，沒必要用律詩那樣的格律來約束和限制，也沒必要用大賦那樣華麗的辭藻來表達情感，有一說一，稍加點染，就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最初寫文章的人只是用文字來記錄一些故事，而這些故事比較通俗，有著群體創作的意思，尤其是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口耳相傳，加入了群體心理因素，最終要記錄下來，落實到筆尖。但這樣的記錄是粗糙的，甚至是邏輯混亂的，經過后代文人的整理和改編，就變成了文字優美的神話傳說。雖然在古代，文化成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文化仍然會以通俗的形式存在。文人會改編文學作品，會弄成通俗的故事在民間流傳，會弄成戲文在民間流傳。老百姓看不懂詩詞，看不懂有文字記錄的神話傳說，但可以聽秀才講，聽別人傳說，通過看戲來理解戲文的意思。有這些就夠了，足以慰藉他們的心靈，讓他們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一點亮色，獲得一點生活的勇氣和信心。

文人士大夫寫詩作文比較高雅，寫文章也比較高雅，可以在他們那個圈子里流傳，還可以互相吹捧，按現在的說法是就是互蹭流量。能夠追求清新質樸文風的作家并不多，即便到了現在，很多作家仍然在文學圈子里混，仍然要追求華麗的辭藻，卻往往忽略了說真話的風格。說真話不需要華麗的詞藻，直來直去就可以，甚至根本不用華麗的詞藻來渲染。真話的力量是動人的，就好像《皇帝的新裝》中那個說真話的小男孩一樣，只說了一句真話，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巴金在文革之后堅持說真話，《隨想錄》就是他說的真話，沒有華麗的辭藻，有的是平易動人的文風，能夠讓人看懂。即便是中學生也能看懂，就更別提那些說假話的作家了。寫小說的作家往往會虛構故事，而且是虛構的能手。他們可以讓作品中的主人公代替自己說真話，卻把自己隱藏得很深，不愿意現身說法，以免受到牽連。他們要把小說弄得很玄妙，尤其要吸收歐美現代派和后現代派的風格，甚至雜揉好幾種風格，讓讀者讀不懂，就覺得自己很高明，其實根本沒有直來直去說話，反而把文學弄成了隨意塑造的東西，而且故意制造閱讀障礙，怎么說都不是老實的表現，也沒有說真話。其實寫文章沒有那么難，只要按照一定的順序來寫就行了，至于語言的選擇，只需要讓人們看懂就行，沒必要追求華麗的辭藻和精巧的結構，也沒必要非得在文學的圈子里混。

寫文章可以擺脫各種題材的限制，擺脫各種風格的限制，自己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但前提是有一定的文字應用功底，經常寫，不斷寫，就可以在寫作中逐漸提升。當然還可以借鑒他人的寫作技巧，但最終追求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看懂，而不是故弄玄虛，更不是一味說謊，甚至繞著彎子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