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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周，一則驚人消息讓全球投資者側目：

在德克薩斯州投資巨頭Fisher Investments一筆10億美元買單的助推下，澳大利亞聯邦銀行（CBA）股價一路狂飆，本周甚至首次站上180澳元新高，市值突破3000億澳元大關，成為澳交所歷史上首家達到這一里程碑的企業。

過去一年該行股價累計上漲超40%，市盈率高達31倍，遠超16.5倍的長期均值及國際同業水平。

然而，站在這份輝煌成績單之上，聯邦銀行的背后，澳大利亞經濟卻陷入一種令人不安的割裂。

銀行股登頂的榮光背后，是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衡與生產力困局。

外資涌入

這場股價飆升的推手，正是費舍爾投資（Fisher Investments）——由股票大師肯·費舍爾（Ken Fisher）于1979年創立的巨型資產管理機構。

費舍爾近期為尋求美國市場之外的優質避風港，不惜為CBA背書，拋開對資本利得稅的顧慮，大舉建倉。

• 一方面搶奪忠實散戶因稅務考量而惜售的股票，

• 另一方面則源于對澳洲四大行運營穩定、現金流充沛的信心。

國際巨頭們不敢偏離基準指數、也不愿承受跟基準失配的風險，迫使他們唯有在CBA身上加碼，哪怕這意味著支付遠高于歷史平均、甚至超越國際“七大科技”估值水平的溢價。

科技巨頭VS澳洲四大行

將聯邦銀行的現行市盈率對比納入國際視野更是讓人大跌眼鏡：CBA目前的31倍市盈率，竟與蘋果、Meta等科技巨頭相仿，甚至僅次于微軟和英偉達。科技巨頭們背靠AI、云計算等高增長賽道，未來三年利潤預期平均復合增長率高達50%；而聯邦銀行以房貸、消費貸為主的盈利模式，其未來三年利潤增速預計不過11%左右。

換言之，投資者為銀行每增一澳元利潤支付的溢價，幾乎是對未來緩慢增長的提前透支。

面對如此高昂的市盈定價，CBA仍能牢牢吸引各路資金，關鍵在于其豐厚的股息回報，每股4.75澳元的現金分紅使得股息率維持在2.6%，對于偏好穩定現金流的機構和高凈值投資者而言頗具誘惑。

然而，對比自家銀行三個月定期存款利率（2.8%）以及澳儲行現金利率（3.85%），股息并非絕對最優選。

更具性價比的是低風險的CBA次級債券，目前報價對投資者年化收益率高達5.2%，是股票股息的兩倍還多。這種股債雙誘惑格局，一方面顯示出低利率環境下，銀行信用資產的稀缺與供不應求。

另一方面也警示，若基準利率上行，債券與存款產品將蠶食股息吸引力，銀行股勢必面臨重新估值壓力。

CBA登頂澳交所

CBA登頂澳交所市值榜首之際，澳大利亞經濟卻顯露出疲態。

增長動能減弱：202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僅為0.2%，遠低于預期的0.4%及前一季度的0.6%

復蘇停滯風險：4月經濟活動領先指數年化增長率從3月的0.5%驟降至0.2%，西太平洋銀行警告年初高于趨勢的增長勢頭幾乎消失。

長期增長乏力：經濟仍低于疫情前20年近3%的長期均值，且西太銀行預測2025年底GDP增幅僅1.9%，低于歷史水平。

家庭債務占GDP比重，已躍居經合組織第三高。高企的房價使得家庭杠桿不斷累積，卻未能轉化為生產性投資。

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依然是對高房價與高負債的再放貸，而非對創新型企業的孵化與支持。

在資本支出與研發投入方面，澳洲大多數上市公司遠遠落后于發達經濟體同儕，導致新興產業乏力，技術創新鏈條斷裂，生產力提升動力不足。

銀行的寡頭格局

在澳交所市值前十的十家巨頭中，五家赫然是銀行業：澳新銀行、聯邦銀行、澳洲國民銀行、西太平洋銀行及麥格理集團。

這五大行長期壟斷住房貸款市場，得益于支柱政策的保護，競爭壁壘堅固。然而，這種金融化過度的結構，使得資金更多流向既有的房地產與金融服務領域。

反觀美國，同樣排名最靠前的則是英偉達、微軟、蘋果等創新科技公司，新銳企業崛起速度令人矚目；而在澳洲，Top10名單中（除去礦業公司BHP與RIO），只剩CSL Ltd（醫療）、Telstra（電信）和Goodman Group（房地產）。

警示信號？

市場分析師普遍警告，目前CBA的估值水平堪稱極度高估，一旦國際情緒改善、股市迎來板塊輪動，銀行板塊恐成為首批遭遇拋售的目標。

若市盈率回落至20倍，CBA市值將蒸發逾1000億澳元，給持股者帶來慘重的賬面損失。

更何況，在全球央行普遍開啟緊縮周期的背景下，借貸成本上升勢必對銀行凈息差造成擠壓，進一步壓縮盈利空間。

如此高風險與低增長的組合，實在難以稱之為安全避風港。

結構性挑戰

澳大利亞經濟正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傳統增長雙引擎：礦業與銀行業已顯露疲態。經濟多元化的努力屢遇挫折。

盡管CSL、Cochlear等生物科技企業展現潛力，Afterpay、Atlassian、Canva等科技新星嶄露頭角，但多數最終被美國資本收購或赴美上市。

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Richard Holden尖銳指出，高工資國情決定我們不應執著實體制造，而要成為‘創意制造者’。

結語

最后，從筆者的觀察來看，本輪的潛在風險將源于美國內部，所以使得美元這一傳統避險資產反而成為了風險資產。

在此背景下，大量投資者選擇撤離美元資產，尋求收益與安全的“相對”平衡。

盡管全球其它地區的資產（股債房市)同樣處于高位，但考慮到與美元體系當下的動蕩相比，新興市場或歐亞成熟經濟、貨幣（匯率）以及地緣風險相對較低的特點，仍然吸引了大量流出的外溢資金。

簡言之，即便溢價較高，資本也更愿意押注于那些‘相對穩定’的地區。

本輪大債務周期下，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打‘噴嚏’，是否仍會引發全球的‘重感冒’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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