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新來的那位孫師傅，當真做過副總理？”1978年初冬的天津機械廠車間里，兩個滿手油污的工人壓低聲音交談。正在調試機床的孫健手上一頓，隨即又專注地擰緊了最后一顆螺絲——這個動作他做了整整二十八年，從十五歲進廠當學徒那天起，命運就與這些鋼鐵構件糾纏在一起。

天津城郊的土坯房里，孫健妻子龐秀婷正借著煤油燈縫補衣裳。針尖刺破棉布發出細碎聲響，如同她此刻紛亂的心緒。二十天前，她看著丈夫平靜地收拾幾件換洗衣物返回工廠，仿佛還是1951年那個初進天津內燃機廠的青工。可這次不同，丈夫離開時特意握了握她的手：“秀婷，我本來就是工人嘛。”

這個被工友私下議論的“前副總理”，人生軌跡確實像臺急轉的機床。1951年進廠時，他每天最早到車間給老師傅泡茶，深夜還在車床邊琢磨圖紙。1965年寒冬的某個凌晨，值班室記錄顯示孫健連續工作18小時后昏倒在銑床前，被工友發現時手里還攥著改進齒輪精度的草圖。正是這份對技術的癡迷，讓他在1969年成為天津第一機械局最年輕的副局長。

周總理1972年視察天津時的場景至今令人難忘。當總理問起某型號柴油機的曲軸公差范圍，現場官員翻找文件時，穿著中山裝的孫健已經準確報出數據：“公差帶±0.015毫米，采用雙金屬澆鑄工藝。”總理鏡片后的目光閃了閃，轉身對隨行人員笑道：“咱們的干部要都像孫健同志這樣把機器裝在腦子里，四化建設就能提前十年。”

1975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當組織通知孫健赴京任職時，他正蹲在車間地溝里檢修設備。油污浸透的工裝都沒來得及換，這個39歲的技術型干部就踏進了中南海。有意思的是，同期被破格提拔的工農干部中，他是唯一堅持每月回廠參加勞動的人。有次在鑄工車間，老師傅打趣道：“孫副總理，您這手繭子比我們還厚呢！”

命運轉折總在不經意間。1978年深秋，正在東北考察工業的孫健接到返京電話。列車駛過山海關時，他望著窗外收割后的田野，突然想起周總理臨終前的囑咐：“小孫啊，記住你首先是工人。”三天后，當組織宣布撤銷其職務時，他竟有種如釋重負的輕松——壓在肩頭三年的失眠頑疾，竟在回到車床邊的第一個夜晚不藥而愈。

龐秀婷永遠記得那個飄雪的傍晚。推開家門時，丈夫正在灶臺前炒白菜，圍裙上沾著新鮮的面粉。“廠里今天發勞保用品，我給你領了雙棉手套。”孫健轉身的笑容，與二十年前在集體宿舍給她煮紅糖水的青年別無二致。爐火映著墻上泛黃的獎狀，那些“全國勞模”、“技術標兵”的稱號，在1978年的煤爐光影里顯得愈發真實。

1997年早春，天津機械廠退休辦收到份特殊遺囑：孫健要求將骨灰撒在第三車間后面的白楊林。工友們這才知道，那位總愛幫青工修自行車的老工人，曾站在天安門城樓見證歷史風云。葬禮那天，龐秀婷摸著丈夫留下的工具箱輕聲道：“他這輩子最踏實的日子，還是聽著機床轟鳴聲度過的。”晨光中，那些經他改造的自動化設備仍在規律運轉，仿佛訴說著某種跨越時代的生命韻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