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后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漢語專業攻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歷任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學科副主編。2005年調任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總編輯。2017年退休后從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

原題

北大右派黃中奇

為何獲死刑？

作者：郭 力

1957年反右運動中，北京大學哲學系右派黃中奇被判死刑。

筆者最早接觸到黃中奇的材料，來自北大數學系54級右派學生陳奉孝的回憶。

陳奉孝，1957年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百花學社”組織者，打成極右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經歷了二十年牢獄之災。

1979年7月至1980年7月，陳奉孝住在北大朗潤園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在此期間，陸續來了很多要求平反改正的右派校友，他們將聽到的一些難友信息相互分享，黃中奇的情況也是這些右派學長們關注和交流的熱點。陳奉孝將他聽到的情況寫成了文字材料：

哲學系的黃宗奇，他是1958年被槍斃的。聽說黃原是黨員，建國前夕入的黨……是調干生，貧雇農出身，他本來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

后來讓他在一間屋里反省，并派一個人監視著他。后來因為一件小事兩人吵起來動了手，他打不過那個人，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結果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殺人罪被槍斃了。

黃臨上刑場前，他的老婆孩子都來了，他對老婆說：我死后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1979年給右派改正時，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查看了法院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他的那位同學了解了情況，證實了當時他倆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別是黃臨死前說的話，顯然這是一大冤案。

可是人已經死了，怎么辦？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還是很負責的，據說在河北樂亭縣找到了他原來的老婆，但她已經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給了他兩千塊錢，算是落實了政策。

陳奉孝學長提供的材料很寶貴，但是，他和他的難友都不認識黃中奇，也沒有直接的了解渠道，不免會有道聽途說的成分，甚至將黃中奇寫成“黃宗奇”。客觀地說，這只能是一份間接材料，我想進一步核實。

我首先查詢黃中奇所在的哲學系54級心理專業所有同學的下落，結果落空：這個僅有10個人的小班，多數人已去世，剩下的幾個人沒有找到任何線索。我又向哲學系心理專業55級、56級的老學長們求助，這次很幸運，心理專業55級高云鵬、王天厚，段惠芬，心理專業56級嚴梅福、張鶴鳴，都是當年熟悉黃中奇的知情人，給我提供了關于黃中奇的很多信息。哲學系55級校友張翼星老師，還給我發來一篇他回憶黃中奇的文章。

后來，我又從網上購得1979年北大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二落辦”，是當年負責右派改正工作的機構）的一份工作匯報《北京大學反右派斗爭及右派摘帽改正情況》，這份材料中談到黃中奇的情況比較詳細。這些直接材料，糾正了陳奉孝學長回憶中的不少訛誤，從中也可以勾勒黃中奇劃為右派后的人生軌跡。

北大“二落辦”匯報材料中關于黃中奇（誤為黃仲琪）的記錄

黃中奇其人

我所采訪的高、王、嚴、張幾位學長都告訴我，當年心理專業還是一個小專業，雖然歸在哲學系，但因為課程不一樣，他們與哲學系的同學基本沒有什么交集，很少來往；而縱向的聯系，即同專業不同年級的關系卻很密切，當年不僅會上同樣的課，而且宿舍都是緊挨著的，因此他們對黃中奇都很熟悉。

張翼星：我認識黃中奇，是在1954年，他從福建一個學校的團委部門考上北大哲學系。身材瘦長，說一口帶福建口音的普通話，他生于1932年，入學前已結婚，我們都是調干生。入學時我與他住在同一房間里。我們都為考入北大而高興。他學習勁頭很足，并注意鍛煉身體。每天早上我都見他在運動場跑步，跑步的動作顯得很專業。他對哲學很有興趣，馬列主義哲學的一些經典原著他都讀過，很想去研究一番。但在分專業時，他被分到心理專業，他感到有些遺憾，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我后來分到哲學專業，跟他就沒有什么來往了。

王天厚：黃中奇是調干生，入學前在福建衛生學校擔任過團委書記。我們55級和54級因為人都不多，基本上算一個單位，我跟黃中奇住同一個房間。黃中奇很聰明，學習成績不錯。他興趣廣泛，下象棋能盲下，會拉二胡。他考上北大以后，一直申請入黨，但系黨總支認為他入黨動機不純，一直沒有吸收他。他對此有情緒，有時發牢騷。后來干脆就不考慮這事了，想搞業務。1956年，向科學進軍，他很積極投入學習，還當了系科學學會會長。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得了一個兒子（后來證實是女兒），取名黃未名。

嚴梅福：黃中奇大概比我大四五歲，記得我1956年作為新生入學時，有一天我和同班的王友生作為初來北京的新同學要去北海玩，他就帶我們去了。到了北海，中午天氣變冷，開始下小雨，他像兄長一樣地關照我們，請我們吃飯。我們只是穿著襯衣，感到冷，他把自己的衣服脫下給我們穿，直到把我們帶回學校。他對我們的關心，顯示了他心地的善良。

為何被劃為右派？

對于黃中奇劃右原因，也有不同說法。

王天厚：黃中奇反右時沒有什么言論，他就是把北大鳴放的資料寄給他們福建的老同學了，后來福建反右查到了這個材料寄回北大了。他們班的支部書記吳重光反右時很積極，班里一共十個人，打了四個右派，黃中奇是其中之一。

張翼星：黃中奇的死，很突然，令人難以置信。為了給黃中奇事件留下一點如實的記載，我利用多種方式訪問了當時心理專業的幾位老師和同學。他們說，黃中奇很聰明機敏，是一個情緒比較容易激動的人。鳴放期間，他本來沒有發表什么言論，也沒有貼過大字報，只是對某些大字報的內容表示過同意，這樣在反右補課時，就把他補進去了。

北大二落辦匯報材料：黃中奇反右鳴放時有一般同情右派的言論，根本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6·8社論后，把他作為右派批斗，他不服，精神很緊張。

關于黃中奇的自殺

兩位與黃中奇同宿舍和相鄰宿舍的學長，有比較詳細的回憶：

王天厚：黃中奇劃成右派以后，壓力很大。反右時彭真在北大有一個講話，說打成右派的都要開除，后來政策又有改變，但黃不知道，他很緊張，覺得自己要被開除，就完了。1958年1月29日晚上，我和黃中奇，以及55級同班同學張伯源、楊恩寰都在宿舍里，吳重光去開會好晚沒有回來。快熄燈時，黃中奇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想跳樓，被靠窗住的楊恩寰和張伯源抱住。為了擺脫他們，黃中奇用藏在手中的水果刀揮了一下，碰到張伯源臉上，劃了一個小口子。當時的動靜比較大，周圍宿舍的同學也都過來了，有人報告了保衛科，就把他綁起來了。

高云鵬：我們當時住在29樓四層南邊最西頭的兩間房子，黃住最西頭那間，同屋有張伯源、吳重光等人，我住第二間。那天好像黃是受監視的，其他人是要注意他的，可能是怕他出事。晚上大概10點左右吧，我聽到隔壁屋里有喊聲，就趕到隔壁屋里，當時吳重光不在屋里。據說是黃從他睡的雙層床上層跳了下來，去往窗戶方向，并拉開窗戶，大概是要跳樓。張伯源住在靠窗戶的床上，他趕快起來從背后把黃抱住，黃右手拿了把小水果刀，抬手轉身向張伯源揮臂，張上身后仰，抱著黃的雙手并沒有松開，刀尖劃到了張的眉間，劃出了一道血道，沒傷到眼睛，血道也不深。我感覺黃拿著水果刀只是想嚇唬別人別阻攔他，張伯源如果為躲避他的刀子松了手，他不是就能跳樓了嗎？隨后屋里進來的人很多，把黃制服了，不久校衛隊的人也來了，把黃押走了。

嚴梅福：黃中奇在被捆綁送校衛隊時，可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將自己的歐米伽手表往地上砸，用腳踩壞。（當時，有手表的大學生很少，是稀罕之物。）

張鶴鳴：黃中奇被捆綁后，他急了，罵了一些狠話，說你們混蛋啊！還把自己的手表摜到地下。

高云鵬：當天晚上12點鐘左右，在大飯廳開了大會（此處高學長記憶有誤，據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1月31日出版的第192期刊文《全校學生斗爭持刀殺人的兇手 黃中奇被逮捕法辦》記載，斗爭大會在30日上午8點舉行），大會的名義是批斗現行反革命分子，會上黃被押上了臺，接受批斗，他沒有太大反抗。有人在大會上發言，宣布黃的現行反革命罪行（據校刊上文記載，發言者為吳重光）。還有校領導講話，對張伯源表示慰問，并聲討黃中奇的反革命罪行（據上文記載，講話者為當時的總務長、校辦主任蔣蔭恩）。之后，公安機關就把黃中奇押走了。

嚴梅福：當時黃中奇被定性為反革命殺人犯，因為此前不久天津大學發生了一起右派殺人案，黃中奇的事很容易就被關聯上了，好像北大也發生了類似案件，才說明反右很激烈。若論法律，連輕傷都夠不上，怎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但法律服務于政治，何談法律啊！

筆者在近期輾轉獲得一份材料，是被黃中奇刺傷的同學張伯源在1987年10月13日入黨前根據組織要求所寫關于黃中奇自殺事件的說明，全文如下：

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時期是北大哲學系心理專業54級、55級兩班合班的班主席，我在55級（當時二年級）12名學生中沒有一個右派，但54級（當時三年級）九名學生劃了四個右派。我也算是反右派的積極分子。54級最后一名被劃右派叫黃中奇，劃后心理有點反常，領導把我臨時調到他的宿舍（我們本來不在一個宿舍）進行監護。第二天晚上，已近11時，熄燈信號已響過了。他爬上窗口，我怕他要跳樓，就從床上跳起來去拉他。原來他手里拿著一張（把）小刀，當我去拉他時，他就順手刺我一刀，刀口在兩眉中間，留（流）了很多血，同屋共四個同學，大家都起來了。就報告校衛隊，把他抓走，并送公安局。聽說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最后判了死刑。扭送公安局之前，學校開過一次斗爭會（可能是第二天清早開的斗爭會）。因為我受了點傷，到校醫院包扎后就休息，以后的事我一直沒有參與，判刑會我也沒有參加。

張伯源對當時情況的說明與幾位心理專業同學的回憶基本相符。

張伯源關于黃中奇事件的說明

黃中奇之死

關于黃中奇之死，筆者采訪的幾位學長都講述了他們了解的情況：

高云鵬：據說黃在監獄關押期間始終不認罪，還用鐐銬砸法官，結果很快就判死刑了。

王天厚：據說黃在監獄里用鐐銬砸法官，還罵了一些狠話，結果關了不到兩個星期，就槍斃了。

段惠芬：據說黃在監獄里情緒激動，有撕人民幣什么的。

北大二落辦匯報材料：學校保衛部門逮捕時，他反抗，把手扣起來，他就罵：你們是什么黨？這是法西斯。又把一個書包卡在他脖子里，他又罵，在監獄里他繼續罵，戴手銬，他就反抗，把看守人員打傷。后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定為右派分子，不服罪，犯殺人罪，定判死刑。他不服，他上訴說：我對劃為右派不服想自殺，同學拉我我要威脅他，不要拉我，我不想殺他，這是嚴重錯誤，逮捕時我不服，罵了黨，這是嚴重錯誤。法院不予上訴，當時正是反右高潮時期，在全市高等學校開了宣判大會，他在槍決前還寫了一個遺囑，寫給他父親：你養我這么大，對不起你，人總是要死的，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我要死了，你們要好好跟著毛主席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張翼星：聽說他在監獄里不服管制，被判處死刑，他曾向最高法院上訴，又被駁回，維持原判。隨后北京召開了全市公審大會，北大一些學生（包括已劃為右派的學生）被通知參會。據一個目睹者的回憶材料：1958年年初，一個天氣寒冷、一片陰霾的日子。公審會上一聲令下“帶反革命分子黃中奇”，一個禿頂，頸項涂滿白粉，被反綁著手的瘦弱青年被推向會場的臺上，他踉蹌幾步，正欲發言，便被身后的刑警一腳踹于臺下，撲伏于地。二刑警捉其雙臂，扔上囚車，押赴刑場。臨刑前他對趕來北京的妻子說：我死后你不要擰著，早一點再找一個。好好地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高云鵬：當時我們專業的黨支部負責人商孝同（她是1957年入學的黨員老大姐，前兩年去世了）去參加了黃中奇的公審大會。商回來說，黃戴著腳鐐手銬，臉色蠟黃，非常瘦，已經無力反抗了，沒看到他掙扎，也沒聽見他喊叫，宣判他死刑后就拉走了。

嚴梅福：我們班王玉蘭（她后來在南開，已經去世了）參加了黃中奇的公審會，宣判后，法官要他最后留言，他聲稱這是冤案，法官不準他講了，命令押下去，他一路喊著冤枉！王玉蘭回來說到這個就哭了，我是強忍著眼淚聽王玉蘭轉告的。

張鶴鳴：我們班唯一的黨員陳麥生是福建福州人，非常厚道，他去參加黃中奇的公審大會了，回來后情緒很不好，唉聲嘆氣地說：（黃）不就是罵了人嗎？這也是罪？陳麥生后來因為對大躍進有看法，被撤職開除遣返回家了。一輩子坎坷，沒結婚，前些年走了。

黃中奇身后事

關于黃中奇的平反，北大二落辦匯報材料中說：55號文件下達，他父親是個老中醫（在福建），70多歲為兒子申訴。黃家里有妻子、女兒，文革中他妻子被批斗，迫不得已改嫁。現復查他不是右派，沒有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黨委討論決定給他平反改正。這個匯報材料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9月22日，據此可知，黃中奇案已得到平反改正。

張翼星回憶說：聽說他的女兒已長大成人，學習成績甚好，曾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嚴梅福也回憶了一件事：“我因牽扯到校外的一起冤案，60年代初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多年，上世紀80年代初，我去北大心理系為我自己平反的事情辦理手續，我聽辦公室的吳志杰老師說，黃中奇的孩子當時已在北京某所大學畢業，曾來過系里請系里幫她出個證明，讓她分配回福州照顧她母親。”循此線索，我托心理系的校友幫忙詢問吳志杰老師，但九十多歲的吳老師已經對此事沒有印象了。

按照上述回憶，推算黃中奇的女兒應該生于1955年至1957年間，如果她考上大學應該是新三屆的學生。我又請朋友幫我詢問北航校友會，北航新三屆是否有黃未名或與黃未名情況相符的校友，回復是查無此人。從二落辦的材料中了解到黃的妻子已經改嫁，那么黃的女兒也很可能改名換姓，要尋找曾經的“黃未名”自然如同大海撈針。

在看到二落辦匯報材料之前，由于對黃中奇臨刑前的情況和平反的情況未能廓清，我曾想到去查閱黃中奇的案卷。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可以向當年判決黃中奇的法院提出查詢。我費了一番周折，打通了北京市高院檔案室的電話，檔案室的接待者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他查檔后告訴我，黃中奇的案卷確實有存檔，但是只有黃中奇的直系親屬才能查閱。

九九歸一，了解黃中奇更多情況的唯一希望又回到了“黃未名”身上，可是“黃未名”，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