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民基本收入：公共討論的棄兒

試想一下，明天起聯合國將會資助中國，永久地發放「基本收入」，每個人每個月會獲得一千五百的法定基本工資。這里的資助也就意味著：我們將會獲得從外部輸入的美元，而不必擔心發錢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問題。那么，會有多少人同意呢？我相信幾乎是百分之百——或者至少看上去會是百分之百。畢竟，這種真正意義上大風刮來的錢，有誰不愿意拿呢？如果這個方案是一個全民公投的議程，需要全體中國公民的批準，這毫無疑問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再讓我們試想一下，如果這個政策沒有國外的資助，而是變成了國內的再分配——也就是同樣給每一個公民每個月發放一千五元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是這筆收入是來自于再分配的稅收。對于收入前5%的群體，政府將會征收更加高昂的財產稅和收入稅，而剩余95%的普通人不會有額外的稅收，但將會獲得一筆固定的基本收入。那么在一場全民公投之中，這個方案恐怕依然會有多數人支持。

很顯然，這兩個虛構的場景其實只有一個是現實的。第一個情況少有出現，它的前提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存在著一筆「巨大的外來資源」，而管理這筆財產的政府又是一個現代政府、而非類似于尼日利亞或者伊拉克那樣無效而腐敗的政府。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拉斯加以及澳門，前者的石油收入與后者的賭博收入讓這兩個地區的基本收入政策成為可能。但在大多數地區，即資本主義世界的主體部分，財富依然是要由勤勞的雙手生產出來的。而也正是在這些地方，一切大規模的福利政策都是再分配，皆是階級之間的財富轉移。畢竟，錢只是記賬符號，我們以它為媒介在社會上交換真實的商品，因此，「發錢」的本質上是發放社會剩余，再分配的本質則是把富人的消費品轉移給普通人；或者更具體地說：用于生產古龍香水和魚子醬的生產資料生產柴米油鹽；用修建私人莊園的生產資料來建設平價公寓。那么，回到前面所講的兩個故事，或許各位會心生疑問，這樣來說、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難道不應該是眾望所歸的嗎？

看上去確實如此、基本收入政策是眾望所歸的。我們姑且先不去一些陳詞濫調，譬如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再分配的非正義性之類的。這個問題在文章的最后我們會有所探討。一個更加迫切的問題是：如果多數人都覺得基本收入是一個理所應當的權利、且終有一天回到來，為何基本收入新政卻始終遙遙無期呢？

這個首先要回到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本邏輯。我們會設想著在一個民主的決策過程之中，多數人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毫無疑問：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形式的再分配政策是符合多數人利益的。但在現實生活之中，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長期的基本收入政策，即多數人的利益并沒有得到保障。甚至是連一個以基本收入作為執政綱領的主流政黨都難以見得。目前歐美世界的所有主流中左翼政黨都沒有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譬如最近上臺執政的加拿大自由黨之中，曾經黨內排名第三的候選人一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但是其在黨內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十幾點；而同樣是今年的德國大選中，占據了十分之一議席的德國左翼黨確實支持基本收入，不過最近剛選的紅黑聯盟的主要政策確是削減公民金——也就是說，通往基本收入的改革制度上，德國又倒退了一步。

那么，基本收入為何得不到大眾支持呢？事實上，這個問題沒有表面上這么簡單，它可以被拆分成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基本收入政策無法通過全民公投，二、基本收入政策無法成為一個公投的議程。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而如果說前者是一個民主游戲之中的宣傳與說服的問題，那么后者就是一個民主之外的事情了。當一個議程甚至的無法成為一個議程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民主的限度也就顯而易見了。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的曾經在《論民主》指出，民主包含一條及其重要的維度，那就是「議程控制權」。如果說一般的投票決定是在決定「是否執行某一個方案」，那么「議程控制權」是在決定「什么方案會被討論」。現有國家機器之中的官僚與政客知道，一旦把一個真正有分量的議程訴諸投票，少數人的特權就會被否決；因此，只需要將觸及特權的議程排除在投票之外，民主作為一種激進的工具也就失去的效力。

正是如此，一般的和平年代，即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穩固的年代，真正激進的政策很難被擺上臺面。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如此。因此，表面上反對全民基本收入的無數條理由，最終千言萬語匯成了一條——普通人的日子改善了，那「我們」呢？

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展開一個饒有趣味的意識形態批判工作：我們可以對于許多言之鑿鑿的反基本收入理論，進行一番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分析一下這些發言背后的意識形態潛臺詞——客觀的反對意見，是否只是精英利益的辯護詞。

二．「懶漢神話」與其意識形態背景

對于全面基本收入最常見的一個批評是：它會養懶漢。簡而言之，如果給每一個成年公民發放基本收入，最終會讓全體國民變成三和大神。這看上去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實，許多的媒體報導與研究也在始中強化這樣的印象：歐洲的福利制度造成很多流浪漢、整天吸毒、酗酒不事工作。但是如果我們將「無差別的福利政策會養懶漢」這樣的表述仔細推敲一番，會發現它在背后描述著一種特定的社會想象。

這種社會想象的第一個關鍵詞是：「勞動者是一種卑賤而懶惰的動物。」簡而言之，只有在饑餓的威脅與強迫下，勞動者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因為，福利會讓人停止工作。這句話如果反過來說就是：人只是為了活命的工資才會工作，一旦人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就會終日享樂、無所事事。這觀點是兩種資本主義陳述的結合體：即「工作倫理」與「人的商品化」。

「工作倫理」這種觀念源自于新教改革前后的歐洲，其含義是說：良好的人生與價值的實現在于終日勞作，而一旦人沒有工作，就會道德墮落。這種觀念與八十年代以來的主流倫理不謀而合，所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將人生的價值與在工作場所的付出捆綁在一起，與之相伴的就是將三和大神這種生活方式污名化為墮落。當然，時常我們會忘記：當前各國上層階級所推崇的精英生活，不過就是有著百萬月收入的三和大神式生活罷了。只不過，三河大神因為貧困，只能喝可樂、吃泡面、天橋下打地鋪；而那些資產過億的精英可以喝紅酒，去蘿莉島度假罷了。甚至可以說，相比較于上層階級，三和大神的生活還要更加高貴一些——畢竟他的所有收入依然來自于辛勤的勞動，而不是對其他人的剝削。

不過，如果單純只是「工作倫理」，其實還夠不成對于基本收入的批駁。畢竟，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后物化勞動的社會——自由共同體向每一個公民發放基本收入，隨后我們制作手工藝、玩音樂、寫小說，不時參加一些社區義務勞動。正如那些有閑階級的自我辯護一樣，我們普通人也完全可以不為工資而工作，同樣創造社會價值。事實上，基本收入會挽救許多被貧困摧毀的天才，讓許多普通人有能力追求藝術，或者踏上一場說走就走的旅程。歷史上的許多藝術作品，就是貴族在閑暇之中創造出來的。但很顯然，基本收入的反對者看來，這樣的描述并不符合所謂的「人性」。對這些人來說，人類不是充滿創造力與智慧的萬物之靈長，而是一種桀驁不馴的野獸，只有用饑餓、貧困與辦公室中的績效考核才能馴服；而全面基本收入只會讓野獸獲得自由，這是萬萬不可的。

或許，許多人也會很習慣于這樣的表述，但有時候也會感覺到其中的矛盾與錯亂。事實上，這些矛盾與錯亂來自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這些發言的視角。「人是一種傾向于墮落為懶漢的野獸」隱含著雇傭者的視角。這并不是如實的描述人「真實的本性」，而是在塑造這一種「歷史性的本性」，即一種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商品化人格」。而既然它是歷史性的，這也就意味著社會精英對于我們人格上的詛咒并不是我們的命運，而更像是一種左腳踩右腳上天的表述。曾記否，那些被趕到電子廠的工人；或是被教育者「好好讀書，升官發財」的白領，正是在規訓之下被改造成了異化的人，而拒絕異化的恐怕已經跟許立志一樣、飛向了天空；而隨后，精英又指著這些被改造好了現代人說：“這群員工本性如此，下了班之后就去刷手機了，不像我們，還會讀易經嘞。”

更進一步的分析后，我們會發現「基本收入懶漢論」還有另外一種的社會想象。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它社會關系的總和。特定的社會構造都會塑造特定的人；反之亦然。黑暗愚昧的中世紀莊園與麻木虔誠的中世紀農民是相稱的；正如自治而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公民也是相稱的。而在當下，基本收入反對者描述的「懶惰而桀驁不馴的工人」，又對應著一種怎樣的社會想象呢？

簡而言之，基本收入反對者描述的是一種「勞動者與雇傭者之間涇渭分明，后者寄生前者」的社會。

一切對福利政策的反對，千言萬語可以匯成兩句話。我們最為熟悉的是第一句：「這是我的收入與資產，你們不要動」。這是在「誰來出錢」一端反對福利政策的正當性，當然，這也避開了一個問題：私有財產制度是否正當。不過其實，「福利政策養懶漢」就是另外一個維度的反對是在「為什么能拿錢」的維度上展開的。即「你的所有收入只能來自于給我們勞動」。這種分配權的私人壟斷，可以確保普通人對于精英的絕對馴服。

而「不勞動者不得食」與「產權神圣不可侵犯」這兩條律令，其實是適用于兩個不同的群體的——資本家本身就不需要工資，因此可以不勞動就不得食；而一般的普通人根本就沒有多少財產，就沒有多少財產可以被侵犯。這兩個階層也就變得涇渭分明了：一小群人是控制大多數土地、廠房與社會關系的精英；而大多數人是基本上一無所有，要給精英打工的勞動者。

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系也很簡單，即「后者寄生于前者」。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是「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而不管是土地還是資產本身是不能夠創造價值的，這些生產資料只是人類創造價值的工具。因此，精英的一切收入來自于普通的勞動者。而是「產權」也絕不簡單是擁有更多而已，產權本質上是一種「將普通人排除在某一筆資產之外的能力」。拉丁美洲種植園的邊界上「靠近即可射殺」的標識牌，就是對產權之底層邏輯最為明確的揭示。而如果一個階級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且創造了了一種這樣的社會關系：「大多數的普通人不能夠擁有自己的財產，只能通過給有資產的人打工獲得工資來生活」。那么精英是擁有更多，而是在實際上占有了一般人的勞動成果——因為不勞動者不得食，所以你只能給我打工。

三．全面基本收入與平等的烏托邦

那么，全面基本收入意味著什么？全民基本收入首先意味著一個普通人可以從老板之外的地方獲得收入了，這會很大程度上改善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基本收入會讓一個人更加有底氣、更加有尊嚴。「如果不好好干，就開除。」這樣的威脅變得蒼白無力。因為有了基本收入，就算不去給別人打工賣命，我也能夠生活。而這意味著破壞了資本主義作為根本的天條——勞動的商品化。全民基本收入會讓社會上物化的大多數逐漸變成真正的人，而這對資本主義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而正是如此，當前社會上圍繞著「基本收入」的公共討論，其實是兩種世界觀的較量。基本收入的反對者依然在強調那個「古老世界觀的永恒性」，雖然我們知道這樣的資本主義秩序的歷史，甚至不比蒸汽機的歷史長多少。我們可以這樣描述這樣基本收入反對者口中天經地義的社會秩序。首先，存在一些精英，他們自稱更加優秀、白手起家，因此獲得更多財產；其次，存在作為大多數的勞動者，這些人必須給精英打工，不是因為這樣有利于精英的利益，而是因為因為大多數人的無能；最后，我們只允許少數的幸運兒穿過階級之間的壁壘，而階級之間的壁壘是神圣的，打破這樣的壁壘本身會天下大亂。

而與之相對，基本收入的支持者，特別是把基本收入當作一項「烏托邦議程」的左翼支持者，其實不是在支持一種財政政策，更是支持一個新的社會。畢竟，「基本收入改革」會掏空階級社會的根基；而它所創造的一個新的社會、一個真正意義上無階級、更無階層的社會；這將是一個允許每個人都能全面發展的社會，是一個工匠、詩人與科學家的社會，更是一個剝削者無處容身的社會。

這篇文章只探討了對基本收入的一種反對，以后的文章中，我也會對一些其他的反對意見進行探討。可以說，對于全面基本收入在理論與現實上的詛咒多如牛毛；但與之相對，對于基本收入的支持卻可以總結成一句話：天下為公。我們在這里不妨回到上文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一種多數人的暴政嗎？

但問題其實在于，「多數人的暴政」在許多時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表述，因為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真正會讓多數人所不容的，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很好的例子。托克維爾這樣的政治理論家所提到的「多數人的暴政」，很多時候并不體現為全體公民一致投票，決定對所有高個子的人進行資產罰沒，而更多是后革命年代，法國貴族階級對于民眾之怨恨的抽象化表達——所謂的少數人與多數人有著明確的具體含義，前者是在民主化浪潮中戰戰兢兢的貴族；而后者是巴黎工業區中憤怒的民眾——而民眾想要的只是特權的終結罷了。當下的情況與十九世紀初的法國類似；畢竟，廢除一切特權依然是未竟的使命。

而全民基本收入與其說是多數窮人對于少數精英的迫害，不如說是奪回本就屬于我們的東西——我們的勞動果實、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力與我們的土地。

稿件來源于公民伯里克利同志

編者按由NLR編輯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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