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倫敦貿易談判已經正式結束，在持續數天的談判中，中美雙方都充分的交流了雙方的訴求。而且中美雙方也都對外強調，這次談判的進展是“順利”的。

可是白宮的表態卻相當的矛盾，其一面表示中美談判的進展很順利，另一面又強調“中國并不好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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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談結束不到24小時后，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宋文笛就表示，中國現階段所采取的戰術是“把球踢向未來”，這個評判可謂是相當的精準。

這次中美倫敦會談，美國最大的一個訴求是什么？

美媒對于這個問題已經報道過很多次了，那就是稀土供應的問題，稀土在現代工業中的作用，想必也不需要我多說了，大家經過這么久的耳濡目染肯定也都清楚。

如今我國已經對美國稀土斷供幾個月了，肯定是受不了的。

外媒所稱的這個“把球踢向未來”的戰術，就是說現階段我國并沒有一下子開口放開對美國的稀土供應。

而是采取了一種漸進的打法，即在17種稀土中選定幾種，取消或者放松管制，以換取美國在關稅和科技領域的讓步。

這么做肯定是為了利益最大化，獎品不能一次性全部給到位，不然別人還有什么理由對你好聲好氣？

根據白宮官員透露出的消息，美國似乎愿意對中國放松半導體管制，從而換取中國對美國放松稀土管制。

《紐約時報》也認為，中國的稀土是美國生產戰斗機，導彈，以及其他軍事武器的重要原材料。而在巴以沖突和俄烏沖突均有所惡化的當下，西方對武器需求，或者說是稀土需求是非常高的。

美國的政界和企業界，現階段都認為如果對中國放開半導體管制，那么中國也會相應的放松稀土管制。

但是從目前的結果來看，中國似乎并不愿意這么做，中國確實對美國半導體存在需求，那么為什么我們不愿意選擇“一換一”呢？

我們總是說，戰報會說謊，戰線不會說謊。

2024年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產值已經超過了全球的50%，考慮到高端芯片大部分還是在國外，單純從出貨和產能來看，已經超越了全球一半，這已經是一個量變引起質變的臨界點。

隨著歐美日高端產能的生產成本進一步的上升，產能進一步的降低，中國半導體行業產能和產值的占比，只會越來越高。

到了那個時候，其實已經無所謂高低端了，一旦真的發生了沖突，我們一樣可以在芯片上卡西方的脖子。

因為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一大芯片進口國，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大芯片出口國，我們向西方輸出了大量的低端芯片，我們確實需要他們生產飛機，但是他們同樣需要我們生產冰箱。

單一的決戰兵器，也是無法取代數量上的巨大差異。

也就是說，當下中美之間如果進行稀土和半導體的交換，其實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換。因為稀土這個東西對于西方而言，是物理上的卡脖子，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且美國也沒有意愿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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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在呼吁中國“控制”稀土供應鏈對美國產生的“威脅”，但是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美國仍然還是依賴于中國的稀土供應，問題本質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而美國對中國的芯片封鎖，實際上僅僅只有六年的時間。

但是在這六年內，中國在芯片產業上的發展可謂是日新月異，甚至可以說在未來幾年內，我們突破西方對我們的半導體封鎖，這并不是癡人說夢。

那么美國現在拿著一個注定將會被我們突破的東西，來和我們談判換取一種他們未來也難以突破的東西，這公平嗎？

美國解決不了稀土精煉加工的技術問題，因為稀土問題本質上只是美國去工業化的一個表征，甚至不能說是最為緊迫，最為要命的問題，只是現在是最引人注目的。

稀土問題西方說了十多年，現在沒有任何改善，這也不是最要命的事情，最要命的是很多東西同樣喊了十幾年，仍然沒有改變。

比如美國2010年后就失去了自己生產抗生素的能力，抗生素全部依賴中國進口，說了十多年，問題解決了嗎？

萬斯之前的公開講話上也說了，不能和同一個生產了我們全部抗生素的國家開戰，相比稀土精煉和加工，抗生素其實才是更要命的問題，字面意義上也是更要命的問題。

我們限制稀土，對美國而言最壞的影響無非也就是被動的被“去軍事化”。

但是抗生素不供應了，美國是真的要死人的！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沒有選擇在抗生素的問題上對美國找麻煩的一個原因，中國的芯片問題其實是在2018年之后，美國開始制裁中興之后，才變得比較突出。

隨后花了這么多年來解決，沒人敢說已經全部解決了，但是至少可以說確實看到曙光了，全產業鏈搞定也就是這幾年的事情。

而且可以觀察到的是，先進制程實現了自主維護保障，也反映到了商業化的終端消費品上。

對比一下美國，這十年在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賴，其實是完全沒有改善的，不僅沒有，反而還在不斷的惡化加深。

這才是美國去工業化最大的問題，不是一兩項產業的落后或者空白，而是整個國家失去了培育新的產業的能力，甚至可以說失去了進步的能力。

美國現在還能登月嗎？

不能了，但是中國可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現在這種情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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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筆者個人的一種觀點，一家之言，大家做個參考。

美國和中國最大的區別，其實是制度上的區別，我們對比美國存在一種巨大的制度優勢，我們能夠做到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發，但是美國做不到。

就比如說現在加州的混亂，特朗普要鎮壓，但是加州州長紐森卻在呼吁加州民眾“采用和平的手段和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而拒絕向特朗普屈服”。

紐森和特朗普之間存在什么本質上的矛盾嗎？

其實是沒有的，或者說兩人本質上的矛盾就是因為黨爭所造成的。黨爭現在

就是美國最為嚴重的一個問題，至少現階段是這樣的。

在拜登任期，民主黨政府想要通過投資和補貼的方式，幫助美國的新能源產業實現突破。

不得不說，拜登政府的套路真的讓美國新能源產業初見成效，但是在特朗普上臺之后，立刻就取消了對這些產業的補貼和免稅。

到此，這項政策的持續時間不過只有幾年，幾年對于一個新興產業而言，真的不算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尺度。

這就是美國黨爭之下的最大問題所在，你做的，就必須是我反對的，我做的，你也一定要反對，不管我們做的是不是正確的。在這種惡性黨爭之下，沒有一個政策是能夠連續存在四年以上的。

在特朗普上臺之前，美國總統普遍能夠獲得連任，能夠得到八年任期，但是在特朗普上臺之后，三個任期了，每次都要換人，政策更是難以延續。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可以預見的將來是特朗普沒有機會連任第三任期，那么美國換來換去的時間就是十二年。

美國有幾個十二年可以浪費？

四年之后，特朗普的繼任者又要面對什么？

說實話，我根本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