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書”的制造者為何都是書法大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表面上看，這是審美差異的爭論，但深層次上，它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情緒的宣泄。部分人借“丑書”之名，并非真正討論藝術，而是借此否定當代書法，進而否定當今社會。

“丑書”之所以引發激烈爭議，并非因為民眾缺乏包容性。相反，王冬齡、曾翔等書法大家的個展常常門庭若市，其中不乏普通民眾，觀眾對先鋒書法充滿好奇和包容。

這說明社會對藝術創新并非一味排斥，而是愿意接受多元表達，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藝術本身，而在于輿論的刻意引導。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網絡上對“丑書”的惡意攻擊往往集中在少數幾個賬號。他們以批判“丑書”為名，實則煽動負面情緒，博取流量。

這種言論之所以能引發共鳴，是因為它迎合了部分人群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繼而成為他們宣泄壓力的出口。

為什么“丑書”的創作者大多是書法名家？原因很簡單——否定名家更容易制造話題。批判權威能迅速樹立“專業”形象，吸引關注。

如果目標是無名之輩，爭議的傳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名家自帶流量，自然成為輿論攻擊的首選對象。

撻伐“丑書”的人往往宣揚“高手在民間”，這種言論迎合了普通人對權威的羨嫉恨，找到自我價值的認同感，這種情緒被某些人利用，演變成對當代書法的全面否定。

藝術本應多元，而批判的聲音也屬正常。但當下對“丑書”的圍攻，已超出藝術討論的范疇，成為一種社會情緒的載體。

某些人刻意將“丑書”與“社會亂象”掛鉤，以此唱衰當代文化，這種傾向值得警惕。

負面言論往往比正面評價更具煽動力，批判“丑書”之所以能形成輿論風潮，正是因為負面情緒更容易引發共情，生活壓力大的人群，更傾向于通過指責外界來緩解焦慮，而“丑書”恰好成為標靶。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書法愛好者對“丑書”往往持開放態度，他們理解藝術探索的價值，也尊重不同風格的存在，而跟風批判者大多缺乏專業認知，只是被情緒裹挾，成為輿論炒作的工具。

任何成功都無法憑空而來，光鮮背后是不被人知的艱辛和血汗，當今書法名家之所以能夠撐起當代書法的一片天，決非專營茍且能成的。

他們經歷了長期的專業錘煉，即便某些作品不被普遍接受，也不應簡單的否定其藝術價值，以偏概全的批判，不僅無助于藝術發展，反而助長浮躁的輿論環境。

撻伐“丑書”的論據是對傳統書法的片面認知，“館閣崇拜”、“楷書崇拜”、“二王崇拜”、“祖先崇拜”等等狹隘思想是批判“丑書”的思想根源。

部分人將書法簡單等同于“美觀工整”，忽視了其作為藝術的精神表達，這種狹隘的審美觀，讓豐富的傳統書法被遮蔽。

“丑書”批判的泛濫，反映了社會嚴重的信任危機，質疑權威，否定專業被當成一種認知清醒，這種思維準確迎合了當今民眾的自保心態。

當權威被輕易質疑，當專業被隨意否定，受損的不僅是藝術界，更是整個社會的理性基礎，進而引導民眾陷入信任危機的陷阱。

王冬齡、曾翔等書法家的展覽成功證明，民眾對創新并不抗拒，他們的作品雖具實驗性，但仍吸引大量觀眾駐足思考，這種開放、包容的態度，才是社會文化進步的希望。

而那些持續攻擊“丑書”的言論，往往缺乏建設性，它們既不提供專業分析，也不探討藝術本質，只是不斷重復情緒化標簽，這種批判，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暴力。

當代社會需要更多理性的藝術對話，而非簡單的二元對立。書法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其發展離不開包容與探索。對待“丑書”，我們既不必違心接受，也不該妄圖扼殺。

歸根結底，“丑書”爭議的擴大化，是社會心態的一種折射，在壓力與焦慮彌漫的當下，藝術討論很容易被情緒裹挾，但越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越需要保持清醒的認知。

書法名家的探索或許不完美，但他們的努力值得尊重，而借“丑書”之名行否定之實的輿論操弄，終將被時間證明其淺薄，真正的藝術，終將在理性與包容中獲得其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