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清末改革三階段來看，洋務運動由于士紳保守勢力過于強大而遭受失敗，戊戌變法則由于激進改革精英的不當戰略而失敗，而清末新政是中央權威的的急劇流失，由于不適當的分權化的立憲改革而失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惰性，傳統君主體制創新能力過于微弱，是清末變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本文首發于《鳳凰網》，原題為《晚清的開明專制化及其失敗》

清末的開明專制化過程，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它們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自變法以后，晚清政權實際上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著從傳統專制向開明專制政體轉變的歷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敗與清王朝的崩潰，中國清朝統治者最終并沒有完成向開明專制政體的成功轉變。

清帝遜位詔書

為什么一個舊王朝在承受西方列強的挑戰之后，最早的現代化選擇，是一種開明專制化運動呢？這是因為，人們只能在既定的條件下，運用當時的政治組織來嘗試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一個舊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對民族危機這種巨大的壓力時，他們想到的首先是通過傳統王朝體制來抵制西方列強的侵凌，維護王朝自身的利益，他們不可能超越這一時代限定條件。然而，當他們認識到，只有仿效西洋先進的技藝，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能力時，他們就在客觀上，不可避免地邁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并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上新的歷史道路。在這一仿效過程中，他們遲早就會意識到，只有進行更為開明的政策創新和體制創新，才能使官僚體制能有效地吸納社會上的現代化精英，才能夠更有效地動員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非如此不能最終實現他們的既定目標。

這一行為邏輯決定了，只要專制體制的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過程一旦開始，那就在客觀上不可避免的進入了從傳統專制向開明專制化轉變的過程。所謂的開明專制化，就是專制政體的“舊瓶裝新酒”，利用皇帝的權威和既定的官僚體制，作為政治杠桿來推行現代化的轉型。從世界歷史上看，德國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都可以說是通過開明專制化獲得現代化初步成功的實例。而晚清的開明專制化運動，可以劃分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清末新政三個階段。以下對這三個階段分別加以考察。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員開始啟動的。西方挑戰引起的危機感，可以以當年湘軍領袖胡林翼進攻安慶時反應作為例子，胡林翼在安慶城外的山頭看到長江上像野馬般狂駛的洋艦，他從馬上驚跌下來，不久后嘔血而死。他真切敏感地意識到這種挑戰的嚴重性。這很能說明西方挑戰在中國士紳官僚中引發的深度危機感，以及由此給予中國士大夫官僚知識分子的強烈沖擊力。這種深度危機感引發的避害反應，體現于李鴻章的一句名言里，李鴻章把西方挑戰看作是中國“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數千年未有的之強敵”，這一著名的概括標志著一種新的態度在清后期政治精英中的出現。這種由危機意識引發的警懼感，民族求生意志，以及通過仿效洋人來增強自己的自衛能力的世俗理性態度，就構成了洋務派的基本政治選擇。

洋務運動的現代化意義首先在于兩點，第一點，它標志著樸素的世俗理性的覺醒過程，所謂的世俗理性，就是人們的思維方式擺脫了教條和信仰主義的支配，用追求實效，作為行為選擇的標準。務實地根據所收集的信息作出行動選擇，以求達到實際功效的最大化。這種思維原則，有時也可以稱之為工具理性，或日常生活的健康理性，即日常生活中，在不受信仰原則影響的情況下采取的理性態度。現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條。這種克服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信仰與教條思維的過程，首先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用儒家意識形態教義來進行統治的國家，中國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覺醒，并不是人權與自由的啟蒙意識，而是這種為民族生存而激發的以務實地擺脫危機為目標的避害趨利意識。雖然李鴻章、張之洞這些洋務派精英并沒有自覺的現代化意識，然而，只要他們意識到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抵御西方，他們實際上就在世俗理性的引導下，不自覺地進入擺脫中古式的教義的歷史過程。

其次，洋務運動的現代化意義的第二點，我們可以稱之為“防衛現代化的彌散效應”，那就是，只要洋務派在軍事自強運動的現代化的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們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們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盡棄，就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這是前世紀三十年代的歷史學家蔣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提出的一個非常精彩的觀點。更具體地說，洋務派一開始確實只想仿效西方先進的軍事器械與技藝，他們并沒有更為遠大的現代化目標與理想，然而，當他們這樣做時，客觀上卻由此引發了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歷史潮流：洋務派要發展軍事工業，就不得不發展重工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而要發展這些工業門類，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小農經濟社會很難積累如此龐大的資金，為了積累重工業的資金，他們又不得不進一步去發展能在較短周期內提供流通資金的輕工業，如紡織、日用品加工等等。為了實現以上這些目標，洋務自強運動又需要培養大量懂得現代工業技術的專門人才，于是不得不引進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館，譯書局。現代化就是這樣一個從一個點向一個面的不斷彌散過程。這種彌散效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發生，乃是因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在引進這種工業文明中的某一因子時，就不得不引入其他因子來與前一因子相配合。這就是嚴復在所說的“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在這個演變過程中，中國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說“身不由己”地走向現代化過程了。

當然，洋務運動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論，幾乎所有的后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它的發展初期都是一個腐敗的高發期。從新制度主義的角度來說，制度就是人類行為的游戲規則，人類只有在發現社會交往行為中的沖突與矛盾問題以后，才有可能在長期試錯過程中，為解決矛盾而形成約束性的游戲規則的，制度是作為解決矛盾的辦法而產生，并在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的逐步跟進的。制度的形成，是一個在持續試錯中逐漸的針對性的跟進過程。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一個社會在進入現代化初期階段，為什么會出現大量的腐敗現象：當一個社會從非市場經濟開始引入市場經濟時，由于傳統體制中并沒有預先準備好處理市場經濟中的諸多問題的約束性制度，這種有效制度的空白，就會使掌握權力與機會的人們獲取不當得利時，風險成本極低，而收益甚大。這樣，各種腐敗現象就會大量應運而生。在發生腐敗問題，針對性的防腐敗制度沒有跟進以前，也即制度尚沒有形成對腐敗的有效控制之前，就一定會有一個腐敗的高發期。

長期以來，人們對洋務運動總體上的評價是不高的，然而，從現代化的歷史來看，洋務運動的低效率，也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加以合理的解釋：一個傳統國家的統治精英在對對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作出回應時，他們不得不集中國內相當有限的經濟與財賦資源，來致力于達到某一個特定的目標，保證某些與國防有關的特殊部類的工業，如軍事工業的迅速增長。當他們這樣做時，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就不得不犧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效率。換言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與效率，是在幾百年時間里，在無數微觀個體的反復博奕與充分競爭過程中，逐漸地磨厲出來的。西方工業社會只有經歷了相當漫長的競爭，才得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然而，十九世紀后半期開始的中國洋務運動，追求的是迅速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實現防務現代化的單純目標，為此而集中全國財力，這種引進式的工業發展模式根本沒有西方社會那種微觀的長期磨合過程。而且，中國傳統社會沒有，也不可能為迅速的軍事工業引進式的發展，提供合適的專業人才，這也使軍事工業的低效率性，成為難以避免的歷史現象。從理論上講，如果給洋務運動一個更長的時間，例如50年，這種種發展中的問題，還是有可能通過漸進演化方式，通過試錯過程中的制度建設，來予以逐漸解決，并經由這一路徑，中國可以緩慢地走向開明專制型的現代化過程。

開明專制化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相當于俄國彼得大帝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國防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階段。然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并不可能在無限長的時間內自然演進到開明專制。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的命運，并不決定于中國人自己，而實際上不得不取定于日本是否比中國更快地、更有效地實現現代化起飛，正如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樣，日本人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明治維新，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并發起了對中國的挑戰。對于中國來說，十分不幸的是，中國不得不過早地與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攤牌。中國在這場決定性的戰爭中的慘敗，不僅是現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也是現代性的制度生長能力不足所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了中國，標志著洋務運動這一防務現代化漸進模式的失敗。中國官僚士紳政治精英陷入了深重的焦慮和危機感中。一種不同于洋務運動的新的激進模式取而代之。這就是戊戌變法階段的來臨。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啟超這樣一批體制之外的邊緣知識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迅速地成為激進的變法派，并在同樣承受著焦慮壓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睞下，迅速地進入了帝國的政治中心，成為清帝國變革的主導者與策劃者。他們和年輕的光緒皇帝相結合，形成了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新的精英勢力。這些少壯派變法人士精力充沛，有著強烈的改革熱忱，具有比洋務派精英更明確的現代化意識與世界眼光。

戊戌變法的失敗有兩個根本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心態上的危機感和他們強烈的焦慮感妨礙了他們做出理性的政治決策，正是在這些激進變法派的鼓動下，光緒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時間里，發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慮的改革上諭，這些上諭彼此之間幾乎都不配套。變法派以一種迅速的、徹底的、急劇的、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變革。這樣，他們勢必會過多地觸犯到廣大的官員的實現利益。實際上，一場官僚體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于改革派能否獲得廣大處于中間狀態的溫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讓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這樣才能使反對變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來。然而戊戌變法的實際情況卻是，極端反對變革的頑固守舊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經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與榮祿）、溫和的改革派（張之洞、孫家鼐等人）這三種政治勢力，卻在反對康有為為代表的激進派的過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實際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在變法失敗以前，在給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預感，他在信中批評康有為的激進做法是“規模太廣，包攬太多，舉行太大，同志太孤，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這段話最清楚不過地透露出激進變法戰略是變法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

他們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沒有在官僚體制內從事變法的經驗，在從政以前，他們遠離政治中心，大部分時間在在深山里讀書講學，實際上始終處于政治上的邊緣狀態。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做過一天官。相對于其他官僚體制內的政治精英，他們的熱忱、血性、高調與張揚的行事風格，使他們在庸常的官僚群體中鶴立雞群，并沖破層層官僚體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這種驚世駭俗的行事風格，在甲午戰敗，危機來臨，而又朝中無人的特殊情況下，恰恰又引起同樣充滿焦慮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們從皇帝那里獲得了政治上極其罕見的支持與信任。然而，當這些書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進行變法時，他們自身缺乏在體制內實行改革的經驗這一嚴重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他們的大言高論與咄咄逼人的行事風格，與人們對傳統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徑庭，這就使他們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備受譏評。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官僚體制內從事政治活動的水平之低，遠遠超過后人的想象。只須舉幾個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地紙上談兵，書生誤國了。

一個例子是，康有為居然讓他的學生上奏折，建議朝廷下詔，要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裝。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裝，只有穿了西裝，人的精神面貌才顯得煥然一新，從而可以使變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為才給梁啟超的信中坦言，當時怎么會想出如此不切實際的辦法來，他的信中寫道，如果真讓全國農民都穿洋服，那么鄉村里織的土布賣不掉怎么辦？當然這是后話。另外一個例子是，康有為提出，變法不是需要大量錢款嗎？其實籌措這大筆款項并不困難。既然英國對西藏垂涎三尺嗎，朝廷就可以把西藏這一片毫無用處荒蠻之地賣給英國，就像俄國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人一樣。這些變法派還提出全國要發行6億兩白銀的公債的建議。這個天文數字不是根據中國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而是根據康有為“量出為入”預算方案倒推出來的，康有為的方案是，海軍與陸軍建設需要2億兩，三大鐵路建設需要3億兩，1億用于其他各項開支?？涤袨榫尤煌耆豢紤]當時中國農民是如此窮，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國一年總收入只有1億兩，怎么可能發行6億兩白銀的公債？

戊戌變法的不切實際的激進主張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與有限支持改革的溫和派在內的廣大官僚群體的不滿?？涤袨樵谧兎ㄎC來臨時，不但沒有及時改變激進策略，反而在條件完全不具備的情況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擲地要搞一次注定失敗的包圍頤和園的政變。最終引起慈禧的反政變，導致這場變法以悲劇告終。

當時，嚴復在對變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時，相當尖銳地指出過，康梁變法是“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是書生誤國，是“庸醫殺人”，這一判斷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的。

這里有一個值得后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在危機壓力下而獲得的千載難逢變法機會，卻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碼的政治經驗的書生型的知識精英來主導？這里可以反映出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深刻的兩難矛盾：一方面，由于傳統專制集權的儒家官僚體制實在太封閉了，一個官員在這個體制中生活得越久，閱歷越豐富，他在體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適應官僚環境，那么，他也就越是習于所安，承襲舊章，感覺遲鈍，越是缺少變革的意愿、知識與能力，換言之，他們就會在這一體制內就會變得越保守，越是無法適應環境的挑戰。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較少與這一官僚體制有關聯的邊緣知識分子，才能不受體制規矩的約束，用我們的話來說，不受專制官僚文化這一“大醬缸”的浸泡，能在實際生活中，發展出新的思維與接受新的價值，并具有更敏銳的世界眼光，然而，此類體制外的邊緣知識分子又同時具有另外一種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正因為他們與體制無關，缺乏在體制內的經驗與實際政治磨練，當由他們來主持變革時，他們卻缺乏必要的官僚經驗來進行有效的變革。

于是就出現了這個情況，在官僚體制內有經驗的人，在這一體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曉這一體制的游戲規則與潛規則的人，卻在這個體制的大染缸里喪失了變革的愿望與熱情；相反，那些體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樸素愿望與熱情的人們，卻沒有在體制內從事政治活動的任何經驗。這正應驗了當時一位士紳在給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話“默察京師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無學術，其新進者又苦于未經歷練。有‘有君無臣’之憂”。這一奏折是以變法開始以前寫就的，后來的歷史卻由它不幸而言中了。這是中國專制官僚體制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兩難悖論。

曇花一現的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這是清王朝所進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認真的現代化努力。這場新政運動也印證了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的一句話：“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迅速的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于他對保住權力的真誠?！?/strong>清末新政運動是由以慈禧為首的王朝統治者發起的，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國各省全面推進，新政的內容又極其廣泛，包括廢除科舉，舉辦新式學堂，禁止鴉片，興修鐵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勵實業等等。這場新政運動內容的豐富，對社會生活沖擊的深刻，均遠遠超過了當年僅在沿江沿海地區進行的洋務運動。從時間上說，它從慈禧太后回到北京開始啟動，到辛亥革命爆發才結束，長達11年，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的一百天。清末新政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活有著遠為深刻的影響。

這場改革為什么會失??？首先，新政是在清王朝統治者的權威合法性急劇流失以后，在這一政權業已陷入了信任危機的情況下急劇推進的。受到權威危機壓力而充滿焦慮感的統治者力求通過急劇的、大幅度的、高難度的改革，來實現中國的富強，從而來挽回自己的權威危機。然而，由于清末新政規模太廣，改革難度、幅度太大，統治王朝的權威低落到了不足以支持這種大難度、大幅度變革的程度。其結果是改革過程中積聚了越來越強烈的社會不滿，而這種不滿又進一步嚴重地削弱了清政權的權威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危機的深化又反過來引誘統治者去從事力不從心、更大幅度的改革，以此來試圖重新取得流失的權威，大幅度改革缺乏地方上實驗的機會就匆匆出臺，會進一步把事情弄得更壞。這就會使政權陷入一種飲鳩止渴的惡性循環。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基本戰略也是錯誤的。當時的立憲改革由于日俄戰爭的影響而提前發起，確實是過于超前了，如果當時仍然采取戊戌變法時的開明專制主義模式，而不是君主立憲模式，將會更穩妥些。所謂的開明專制模式，就是有現代化導向的皇帝擁有不受挑戰的絕對權力，并運用這一權力來推進現代化。德國威廉二世改革就是開明專制主義的典型。而清末新政采取的君主立憲，實際上是一種憲法限制下的分權制，這是一種類似于英國模式的“有限君主制”。在英國，在資產階級力量強大以后，統治者的權力受到自下而上制定的憲法的限制，權力移到國會，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虛君體制。

實際上，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前的清末新政，以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漢三奏”為基礎的、具有開明君主專制主義政治特點的自上而下的新政推進方式，還是比較符合當時國情的。然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卻使當時的國人錯誤地以為，日本的勝利是由于日本進行了分權性的立憲。使得士紳階層、官僚階層當中形成了強烈要求實行立憲的思潮。清王朝在強大的壓力下，以仿效日本“欽定”憲政起步，而卻不自覺地去推行英國式的的“民定立憲”即虛君式立憲，從此改革走上了另一路徑，即分權性的立憲路徑。這種立憲模式把權力分散到地方，通過地方自治運動來與中央分庭抗禮。在一個后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初期，需要一種開明權威來推行改革的時候，中央權力卻由于籌備立憲改革的實施，處處受到地方勢力，包括中央級的資政院與各省的諮議局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與排斥，而地方的咨議局又被激進的士紳階層所把握，他們提出了很多超越當時實際情況的要求。當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的以后，就形成了全社會激進化的士紳的強烈的政治挫折感。這樣就導致了一種政治參與的爆炸狀態。

清末的立憲改革使諮議局與資政院把中央的權力與省政府的權力“提前地”給挖走了。清朝中央處處受到地方勢力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擎制。即使清朝中央的合理的政令在地方一級也難在貫徹推行。例如，鐵路筑路權收歸國家的政策，就是一項基本合理的現代化國策，但卻在地方上受到作為民辦鐵路公司股東的既得利益士紳的激烈反對，由此激發的保路運動成為推翻清政權的導火線。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籌備立憲的改革，使各種請愿運動與立憲活動合法化，從而提前地把人們壓抑多年的各種政治訴求在短時間內釋放出來，雖然，地方與大眾的民主參與，以及當時人們提出的各種政治訴求，從長遠來說，無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階段，處于轉型期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時滿足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超越現實條件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訴求。由于清政府無法實現這些要求，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引起不同階層的政治挫折感的疊加。保路運動中地方主義者、經濟民族主義者、同盟會的革命派、商辦鐵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攤派之苦的農民、激進的士紳立憲派，這些五花八門的不同階層與利益集團，在反對“路權國有”國策的過程中，形成反清政府的“神圣同盟”，實在是一個生動鮮明的典型例子。

明治維新

百年以后當我們反思這段歷史時，才會發現，其實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改革有根本性的誤解。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日本打敗俄國，是立憲政治打敗專制政治，中國要富強，就要立憲。而日本是一種什么樣的立憲政治？大多數人卻并不清楚。事實上，日本明治維新的立憲，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欽定立憲”，而不是英國式的自下而上的“民定立憲”。所謂日本欽定立憲，是一個以立憲為口號和幌子的開明專制化運動，日本明治維新實際上是以立憲為名，行開明專制之實，用日本政治學家清夫信郎的話來說，是一種“偽立憲的絕對主義”政治。天皇在大政方針上具有不受挑戰的絕對權威，這種政治適合于后發展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集權功能。更具體地說，明治維新的實質，就是在立憲名義下，來增加天皇為首的中央的權威，而決不是分散它的權力。然而，當時中國立憲派士紳精英們，為了仿效日本的“立憲”，卻走到英國式的“民定立憲”模式上去了，這是一種分權化的、用憲法限制王朝政府權力的自下而上的立憲運動。清末激進立憲派士紳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立憲可以致國家于富強之途，要立憲，就要學英國，因為英國自下而上的民定憲政，才是貨真價實的立憲。當時的楊度被認為是中國憲法第一號權威，他就如此漫不經心地倡導英國式的立憲主張。他甚至認為，什么時候采取欽定，什么時候采取民定，并不取決于一個國家國民的成熟程度，而取決于議院先于政府成立還是晚于政府成立，國人只要先成立議院就可以爭取英國式的民立憲政。楊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假使人人起來開設國會，日本亦不足慮，直可成為普魯士。”可以說，激進派士紳就是在這一觀念的支配下，爭取英國式的分權化的立憲道路。

當時的中國學日本可以說是東施效顰，從學習明治立憲政治而走向削弱中央政府權力的地方分權自治。地方咨議局的自治權力強大到這樣的地步，以至于各省的總督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只能站在地方士紳的一邊來對抗中央。清政府的中央權威進而失去地方的支持，這對于已經陷入權威危機的清朝中央，可以說是釡底抽薪，更使清政權雪上加霜的是，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幾乎同時突然逝世，新的統治者攝政王又平庸無能，完全不能駕馭如此復雜的局面。清王朝出現了權威真空。激進的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相互激蕩，排滿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席卷各地，辛亥革命爆發，清末新政也因此壽終正寢。

如果進一步概括清末開明專制化運動失敗的原因，可以認為，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的傳統官僚體制的自我創新能力太低，專制集權政治的文化惰性十分強固。從清末改革三階段來看，洋務運動由于士紳保守勢力過于強大而遭受失敗，戊戌變法則由于激進改革精英的不當戰略而失敗，而清末新政是中央權威的的急劇流失，由于不適當的分權化的立憲改革而失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惰性，傳統君主體制創新能力過于微弱，是清末變革失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