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八一電影制片廠籌拍以李白(李靜安)烈士為原型的影片《永不消逝的電波》。
為了高度還原烈士當時的處境,劇組人員進行了周密的研究,最后吃驚的發現,烈士使用的電臺,竟然是他自己用收音機改裝的。
而這個技術,問遍當時所有的無線電專家,都說此事絕無可能。
后來還是李克農將軍出面,讓劇組的人員去一機部找一個名叫涂作潮的人;他以前是李白烈士的師傅。
沉默寡言的涂作潮,連續工作了四個晝夜,終于制作出一臺劇組需要的電臺。
當“嗒嗒嗒”發報聲響起時,在場的人無不激動不已,這聲音寄托著對烈士無限的哀思。
涂作潮原名涂保生,1903出生于湖南長沙市郊,童年時家境貧寒,13歲輟學,到姐夫開的木器作坊去當學徒。
這是個需要天賦的手藝,能獨立做出車軸就算出師。
別小瞧了這門技術,有些人學個10年20年的都未必能學會,可涂保生天賦異稟,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出師了,成為一個合格的木匠。
年輕氣盛的涂保生,不愿長時間接受姐姐的庇護,出師后與哥哥涂福生一起,到長沙的工廠去做工。
1920年11月,黃愛、龐人銓等人發起成立了湖南勞工會,要求那些不良資本家提高工人的待遇。年僅17歲的涂保生先是加入“長沙魯班工會”隨后又成為湖南勞工會的第一批會員。
沒有任何靠山的涂保生,受到工廠主的專門排擠打壓,被迫離開長沙,到上海的恒豐紗廠去打零工。
當時的紗廠需要大量的木制品,心靈手巧的涂保生總能及時的制作出紗廠急需的木器。所以年紀輕輕就成為紗廠不可或缺的技術大拿。
1924年,在張浩(林育英)、蔡林蒸(蔡和森的兄長)的介紹下,涂保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正式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涂作潮。
1925年5月15日,日本商人開辦的紗廠,悍然撕毀與工人達成的協議。
工人代表顧正紅出面與日商交涉,結果被當眾槍殺。
涂作潮義憤填膺,不顧個人安危,于17日走上街頭,抗議日本商人的暴行。
巡捕房不分青紅皂白,將涂作潮抓走了。
可能是口音的原因,在登記姓名時,巡捕房將涂作潮的名字,登記成杜寶生。
上海地下黨對涂作潮展開積極營救,他在巡捕房待了三天,就平安出獄了。
為了保護自己,涂作潮被允許隨身攜帶手槍。
當時上海的青幫橫行無忌,一個青幫的小頭目,在大街上公然調戲紗廠的女工。
涂作潮見義勇為,開槍將青幫小頭目打傷。
這次的英雄救美,不但沒能讓涂作潮收獲一份愛情,反而受到上級的嚴厲批評,因為他的身份徹底暴露了。
當時對年輕的地下黨員,上級都有妥善安排,身份沒有暴露的,到黃埔軍校學習。像涂作潮這種已經暴露身份的,就安排他們去莫斯科接受培訓。
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從上海乘坐一艘運煤船抵達海參崴。11月15日,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
時任這所大學的黨支部書記袁慶云,是這樣評價涂作潮的:此人脾氣暴躁,喜歡擺弄手槍。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團體以內。
涂作潮在大學的學號是2712,俄文名字沃羅達爾斯基。
涂作潮需要學習的課目很多,射擊、駕駛、戰場指揮、格斗、爆破、密寫、印刷、化妝、防止說夢話泄密、信鴿傳遞等等三十多項。
除此之外,涂作潮還積極的學習俄語,他認為能夠聽懂老師用俄語講課,或者直接閱讀俄文資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
1927年12月,涂作潮所有的必需學科都拿到優異成績,但他并不滿足,直接給校長舒苗斯基寫信,要求學習生產手榴彈、炸彈和炸藥的專業技術。因為他心里無比清楚,在戰爭中,這些技術是不可或缺的。
校長非常高興的滿足了涂作潮的要求。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舉行,涂作潮作為代表出席會議,他的代表證號是80號,鄰座49號是周副主席的夫人鄧大姐。涂作潮也是通過這次大會認識了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給了他一個“木匠”的代號。
前排中涂作潮
會議結束后,涂作潮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工兵技術,強烈要求回國參加武裝斗爭。同時他認為自己理論水平太低,不適合帶兵。說白了,就是想當個突擊隊員帶頭沖鋒陷陣。
可周副主席認為,現在紅軍中,無線電通訊方面的人才奇缺,希望他留下來,努力學習相關技術。
這是一次極其秘密的安排,為了掩人耳目,上級還專門給學校發了一封電報,調涂作潮到位于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的托爾馬喬夫軍事學院繼續深造。
涂作潮最先學習的是無線電報務,這個行業需要超強的記憶力,學校要求每個學員每分鐘能記錄下100個電碼。
可涂作潮并不適應這個行業,他文化水平低,看著那些方程式宛如天書一般。另外他記錄電碼的速度,每分鐘始終保持在30個左右,及格線都達不到。
學校的老師委婉的通知涂作潮,因為他沒有高等數學的基礎,所以不可能在規定時間內畢業。
涂作潮也異常痛苦,不知如何走出困境。
好在這個時候,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的政委康斯坦丁諾夫給他指點迷津,既然報務學不好,那就專攻機務。
機務就是組裝、維修電臺,勉強歸入電工一類。
涂作潮是木工出身,天生的心靈手巧,學起機務來如魚得水,經過一年的學習,這個不合格的報務員,成為最優秀的機務員。
“中東路事件”爆發后,涂作潮被編入“遠東工人游擊隊”,擔任機務員。沒過多久,危機解除,游擊隊就地解散。
1930年3月,涂作潮拿著一大摞的畢業證書回到上海。
當時的紅軍,聯絡方式十分落后,各部隊之間的情報,都是通過通訊員來傳遞的,耽誤時間不說,還會碰到許多難以預知的危險,例如《亮劍》里的和尚。
紅軍迫切需要自己的電臺,周副主席將籌建電臺的任務交給了曾培洪(化名李強)。
曾培洪1928年開始,就擔負起研究無線電收發報機的任務。對這個行業他開始一竅不通,愣是抱著一套英文版的無線電教材,自學成才,成為這方面的行家。
涂作潮歸來后,曾培洪更是如虎添翼,直接辦了一個無線電通訊訓練班,而涂作潮當仁不讓的成為機務專業的老師。
第一期由于沒有經驗,所以學員只有幾個人,只學習了四個多月,就基本完成了學業。
第二期學員的人數增加了不少,需要集中授課,教室位于法租界籟達路(巨鹿路)四成里十號,一棟三層的小樓。為了掩人耳目,訓練班門口掛了個“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牌子。
當然這個福利沒有賺錢的意思,主要是涂作潮英語不過關,把頻率的英語單詞frequency念的長沙腔十足,外人聽起來就是“福利”。
曾培洪認為,既然是工廠,就應該有業務往來,否則會引起特務的懷疑??墒穷欗樥聟s自信滿滿,他說在法租界巡捕房有眼線,若要有事一定會事先得到通知的。
事實證明,顧順章的承諾一點都不靠譜,1930年12月17日,“工廠”開辦了還不到半個月,6個特務在一個法國巡捕的帶領下,冒著細雨闖進“工廠”,將正在聽課的20多名學員一網打盡。
幸虧大家事先約定,若有危險就把二樓的窗簾掀起右角。
危急之中學員謝小康趁特務們沒注意,把窗簾掀起來。曾培洪等人發現情況有變,都及時的撤離。
這些被捕的學員,包括謝小康,大都被特務們折磨致死。
事實上,有學員為了活命,把掀窗簾這個暗號供訴出來。
學員們被帶走后,特務們將“工廠”恢復原貌,然后隱蔽在里面,等著有人送上門來。
這天涂作潮也有課,他偽裝成木匠,提著一個油漆桶,毫無防備的敲響了“工廠”的門。
如果是平時,門早就開了,可今天里面卻遲遲沒有動靜。
涂作潮感覺出事了,但他現在不能離開,周圍不知有多少特務正盯著自己。
涂作潮臨危不亂,他敲門的頻率越來越大,最后干脆抬腳去踹門。
特務們終于相信,這就是個正常上門維修的木匠,不是他們要抓的目標。
一個外國巡捕突然打開門,伊里哇啦的一頓訓斥,還拿出工作證讓涂作潮看。
涂作潮聽懂了,巡捕們正在執行公務,訓練班出事了。
可涂作潮只能假裝聽不懂,他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話跟巡捕發脾氣,聲稱一定要進去跟“工廠”的老板要賬,因為這是事先說好的。
法國巡捕見涂作潮胡攪蠻纏,生氣的踹了他一腳,然后重重的把門關上了。
涂作潮在門口罵了幾句,見沒有人應聲,就罵罵咧咧的離開“工廠”。卻發現背后有特務盯梢。
他先是在弄堂口賣膏藥的攤位前停下來,看了會兒熱鬧,并熟練地幫人家修好了一把椅子。
特務見涂作潮手藝嫻熟,打消了對他的懷疑。
涂作潮脫險后,接連換乘了兩路電車,直到確信沒有特務跟蹤,才來到西摩路曾培洪的住所。
由于不能確定學員們中間是否有人叛變,上級決定讓涂作潮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去“避風頭”。
當然,做此安排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紅軍剛完成了第1次反圍剿作戰,繳獲了一部半電臺,因為其中有一部電臺只能接收,不能發報,所以算是半部。
上級要求涂作潮到蘇區,盡快制作出一架能收能發的電臺來。
當時紅軍還俘虜了10名國民黨軍的報務人員,這些家伙認為自己奇貨可居,拒絕與紅軍合作,擺明了就是要看紅軍的笑話。
涂作潮到了蘇區后,僅靠一把扳手,幾支改錐,還有一把克絲鉗子,從繳獲的戰利品中,東拼西湊,成功組裝出一臺能收能發的電臺來。
那10名國民黨軍俘虜自愧不如,心甘情愿的加入了紅軍。
完成了組裝電臺的任務后,涂作潮又接到一個新任務,作為談判代表去南昌。
原來不久前紅軍在戰斗中,活捉了國民黨軍前線總指揮張輝瓚,他的妻子聞訊后,從漢口趕往上海,通過關系找到潛伏的地下黨組織,表示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把丈夫救出來。
與此同時,湖南的程潛、唐生智、何健、范石生等軍界大佬,也通過各種關系,試圖說服紅軍釋放張輝瓚。
另外上海三家銀行出面做保,國民黨軍第十八師未上戰場的五十四旅,共4000余人及全部槍械彈藥,歸降紅軍。
另外向紅軍捐送20萬大洋、20擔西藥,還有可以武裝兩個團的槍彈。
除此之外,還承諾釋放關押在南昌下沙窩監獄的100名“政治犯”。
對物資奇缺的紅軍來說,國民黨軍開出的條件足夠誘人。
選擇讓涂作潮作為談判代表,是想在對方承諾的基礎上,再追加五部電臺,為了確保圓滿達成協議,紅軍甚至表示可以放棄部分賠償。
不料天有不測風云,協助紅軍作戰的赤衛隊不知其中的利害,于1931年1月28日,擅自把張輝瓚擄走,手起刀落,身首兩分。
然后把人頭和上石灰,裝進一只竹籠,放在一塊寫有“張氏宗祠”字樣的木匾上,竹籠上有一面寫滿字跡的黃色旗子,歷數了張輝瓚的罪狀。
木匾被放在贛江上順流而下,在吉安被放哨的國民黨兵發現并撈起后,交給了魯滌平。
作為談判代表的涂作潮和一個名叫李翔梧的戰友,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于2月7日乘火車到達南昌。住進一家旅館。
距離約定的談判日期還有一天。李翔梧閑來無事,在街上買了一份報紙,一眼就看到“張輝瓚被殺,人頭即日運抵南昌”的新聞。
李翔梧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以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而且他和涂作潮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李翔梧回到旅館,準備和涂作潮一起離開南昌。他倆剛離開旅館,抓他們的特務就到了,而且車站和碼頭都被封鎖。
兩個人在城里不敢久待,他們偽裝成國民黨軍官順利出城,然后向東步行30多里。
此時天色將晚,他們摸黑來到城崗鄉魏村。
村里有個名叫魏朝鵬的商人,在上海混過青幫,據說是個挺講義氣的人。
見到素未謀面的涂作潮和李翔梧,魏朝鵬不動聲色的在兩個人面前,各擺了4個茶碗。
作為頂級特工,涂作潮和李翔梧自然知道這其中的原委,他們都端起第4個茶碗。
青幫暗語中,這代表請求救命的意思。
魏朝鵬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收留了涂作潮和李翔梧,直到3月中旬,風聲沒那么緊了,魏朝鵬這才護送涂作潮和李翔梧離開南昌,一路輾轉回到上海。
從曾培洪口中得知,那100名被用來交換張輝瓚的“政治犯”,都被惱羞成怒的國民黨軍裝進麻袋沉入贛江。幸虧涂作潮和李翔梧足夠機警,這才僥幸躲過一劫。
為了感謝魏朝鵬的救命之恩,三個人義結金蘭,成了換帖的異姓兄弟。
只不過除了魏朝鵬以外,其他兩個人都用的是化名。涂作潮在金蘭譜上的名字是“宋有才”,李翔梧用的化名“林萬選”。
涂作潮一直認為這樣做很對不起大哥魏朝鵬,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不能把秘密泄露給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至親。
送別了魏朝鵬,涂作潮在上海沒住多長時間,就又返回蘇區。
第2次反圍剿勝利結束,紅軍繳獲了四部半電臺,其中有一部電臺還是只能收不能發。
另外紅軍使用的電臺波段,與國民黨軍的十分接近,這樣不但容易泄露秘密,更容易被監聽。
涂作潮先是將電臺修好,然后將紅軍使用的電臺波段調整為4.3~7.3赫茲,原先使用的2.5~3.8赫茲波段,用來釋放一些假情報。
這是紅軍最早使用電子戰,國民黨軍不知其中奧妙,其通訊反倒被紅軍成功監聽。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離開蘇區,涂作潮因為身患瘧疾,被留了下來跟隨紅軍游擊隊打游擊。
沒多久游擊隊被打散,涂作潮走投無路,一路輾轉來到上海治病,并成功與地下黨取得聯系。
得知涂作潮平安回歸的消息后,正在陜北工作的周副主席,連續兩次致電上海地下黨,命令涂作潮離開上海,到西安或者延安工作。
1936年中秋節前夕,涂作潮奉命,化名蔣貴庭來到西安,住進東北軍將領孫銘九的宅院里。
為了盡快和延安取得聯系,涂作潮到西安后第2天,就用15塊大洋買了一部收音機,然后改裝成一部5瓦的小型發報機。成功與延安取得聯系。
美中不足的是發報機功率太小,聲音有些小,因為需要固定電源,移動使用也不方便。
隨后涂作潮又經過連續數次研究,很快制作出了一部5瓦的干電池發報機。
這種發報機可以移動使用,特別適合在戰場上使用。
像涂作潮這樣的人才是延安急需的,上級曾經兩次給他發電報,請他回延安工作。
可涂作潮認為自己更適合做諜報工作,所以委婉拒絕了延安的電令。
1936年12月9日,涂作潮又組裝出一臺100瓦的電臺,安置在七賢莊紅軍駐西安辦事處。
這部功率強大的電臺信號,可以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甚至遠東的海參崴,以及日本列島,也都在電臺信號覆蓋之內。
幾天后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就是通過這部電臺傳出去的。
周副主席為了解決這件事來到西安,是借用涂作潮的剃須刀,刮掉了已經蓄了幾年的長胡子。
1937年1月1日,涂作潮化名蔣林根,跟隨潘漢年回到上海,恢復被特務破壞的秘密電臺。
涂作潮在赫脫路(常德路)572號租了個店鋪,開辦了一家名為”恒利無線電修理”的公司。
對涂作潮來說,開辦這家公司一舉三得,既解決了經費緊張的問題,又在裝配或者維修電臺時不引人注目。最重要的還是可以作為和延安的聯絡站。
涂作潮技術精湛,生意做得很好,絕對算得上是事業有成。
可一個如此優秀的男人,已經34歲了,還孑然一身,這難免讓熟悉他的人心生揣摩。
臨近一個米店的老板,趁閑暇時打牌的機會,調侃涂作潮不像商人,倒像個共黨分子。理由是一個單身男人住一棟房子,老婆孩子都沒有,賺了錢也不花天酒地的去享受。只有共黨分子才耐得住這種苦行僧式的生活。
涂作潮不動聲色的反駁道:“我看那些被槍斃的共黨分子,都是穿長衫,戴眼鏡,文質彬彬的,和你倒有八九分相像。”
米店老板頓時被嚇得瞠目結舌,趕緊岔開了這個話題。
第2天一早,涂作潮就把這件事向潘漢年做了匯報,作為諜報員,些許的漏洞,都可能會造成致命的危險。
涂作潮確實也該成個家了。但是在給他物色妻子前,涂作潮提了三個擇偶的條件,第一,結過婚,有孩子,離異或者寡居的女人;第二,有生育能力;第三,必須是文盲,不識字。
有個名叫宋金朝的巡捕,他租住了涂作潮的一間房子,聽說房東要找媳婦,老宋很快就給張羅到一個名叫張小梅的女子,在紗廠做雜工。
張小梅當時二十三歲,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一個5歲的兒子,是個地地道道的文盲。
張小梅嫁給涂作潮以后,先后又生了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她平時照顧孩子,料理家務,對丈夫的事業從不過問。
涂作潮婚后不久,上級給他送來一個徒弟李白(李靜安)化名李霞,湖南瀏陽人。
其實兩個人也是老相識了,1931年在無線電通訊訓練班第2期被捕的20多名學員中,就有李白。
其實涂作潮又要應酬生意,還要發送情報,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盡,急需一個助手來幫他分擔。
李白氣質儒雅,完全符合米店老板心目中共黨分子的條件。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涂作潮賣掉了“恒利無線電公司”,和李白一起在威海衛路1520號(今威海路338號),租了兩間店面,成立了“福生無線電公司”。
兩個人亦師亦友,涂作潮夫婦住在二樓,李白住三樓。
外人不知道兩個人的關系,都喊涂作潮為“蔣師傅”,卻把李白喊做“李先生”。
李白跟隨涂作潮學習了一年多,上級感覺他年屆而立,于是就于1938年4月,把一個名叫裘慧英的女子,派到他身邊假扮夫妻。
后來日久生情,就成了真正的夫妻。
李白夫婦
裘慧英有文化,可以成為李白得力助手,這一點是張小梅無法比擬的。
有了李白夫婦的協助,涂作潮有更多的時間搞創新。
其中用收音機改造成能夠收發情報的電臺,在當時是一個挺了不起的發明,放眼世界,這也是頂尖的諜報裝置。
另外涂作潮開始用的是100瓦的電臺,但由于功率太大,周圍鄰居的電燈,都隨著電流的強弱忽明忽暗,這非常容易引起日本特務的注意。
涂作潮經過長時間的研究,終于在不影響工作效率的前提下,把電臺電荷成功降到了七瓦。有效的減少了特務發現電臺的可能性。
涂作潮和李白在一起工作了將近4年時間,涂作潮只對李白發過一次脾氣,那是因為李白把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臺元器件弄壞了。
事后涂作潮主動向李白道歉。
李白卻不好意思的回答說:你是老板,是師傅,我是你的店員,又是學徒,你罵我兩句是應該的。
1941年春天,公司里一名學徒突然失蹤,這引起涂作潮和李白的高度警覺。
為了防止出現意外,涂作潮把公司留給李白夫婦,自己到新閘路開了一家“聞遠無線電公司”。
1942年中秋節前后,上級突然通知涂作潮,李白被日本特務抓走了。
原來日本特務采用分區停電的方法,確定了李白電臺的位置。
而李白在日本特務破門而入前的瞬間,將涂作潮用收音機改造而成的七瓦電臺,成功的破壞掉。
日本特務把電臺帶回去反復仔細研究,最后得出結論,這只是一臺普通的收音機,根本沒有收發情報的功能。
但是日本特務也沒有輕易的放過李白,他們一口咬定這是一臺私人電臺,將李白在監獄里關了9個多月,最后實在拿不著確鑿證據,只好把他放了。
而此時涂作潮已經離開上海,到新四軍軍部,擔任電臺機務主任。
雖然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被調離的原因,但十有八九是因為潘漢年,四月份在南京與汪精衛見了一面。
如此重要的事,潘漢年竟沒有及時向上級匯報。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出獄后的李白,順利的打入國民黨軍內部進行秘密工作。
上級也是出于對涂作潮的保護,才將他調離。
沒過多久,上級掩護涂作潮的家人,平安抵達延安。
一年后,涂作潮也來到延安,與家人團聚。
涂作潮一家
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為軍代表,奉命接管上海兩個最大的電訊公司。
公司里有20名專業工程師,都在為未知的未來而惴惴不安。
涂作潮力排眾議,將這些工程師都委以重任。
后來這些工程師,有人成為兩彈一星的元勛,四人榮膺工程院院士稱號,十人進入國防部五院,為導彈研究做出無可替代的杰出貢獻。
涂作潮慧眼識珠,善于發掘人才的能力,由此可見一斑。
涂作潮做軍代表期間,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找上門來,打聽丈夫的下落。
原來1945年10月,李白和妻子回到上海,繼續從事諜報工作。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正在發報的李白,被國民黨特務測出電臺位置,不幸被捕。
解放后,裘慧英明知丈夫兇多吉少,可始終沒有發現李白的尸體,所以抱有一絲希望的求助涂作潮,找尋丈夫的下落。
涂作潮經過仔細調查,終于在浦東楊思鎮戚家廟后一片荒地里,挖掘出李白等九名烈士的遺體。
隨后涂作潮又抽絲剝繭,于8月27日,將殺害李白烈士的主謀葉丹秋、史致禮、徐鳴秋等八名特務繩之以法。
史致禮供述說:上海解放前20天的5月7日,李白等九人被秘密殺害。
特務們自以為此事做的天衣無縫,沒想到在涂作潮這種大行家看來漏洞百出。輕而易舉地就把真兇揪出來。
8月28日,在交通大學文治禮堂召開追悼大會。潘漢年在大會上宣布了兇手被緝拿歸案的消息。
涂作潮做了半輩子諜報工作,心里藏著無數的秘密,可他光明磊落,不屑于落井下石。
巨大的精神壓力讓他變得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為了緩解壓力,他白天工作,夜里靠捕魚作為消遣。
涂作潮
時間長了,周圍的人都忘記了他曾經是最出色的諜報員“木匠”,不無揶揄的稱其為打魚的老頭,或者沉默的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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