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萌萌

德國新任總理默茨本月初在就職后首次訪美，并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雙方圍繞烏克蘭問題、關稅問題、兩國經貿關系等展開溝通。默茨稱本次會晤“坦率且具有建設性”，強調跨大西洋之間的信任關系至關重要，還稱“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們仍將長期依賴美國”。默茨的表態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本屆德國政府試圖修復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想法，然而德國方面的努力能否達到預想的效果，仍然需要打一個問號。

基于美歐實力差距、德國“大西洋主義”認同的慣性，以及對德國國家利益的考慮，默茨政府在《聯合執政協議》中仍然強調德美合作、跨大西洋聯盟與北約對歐洲的重要性，或許存在就歐洲安全和關稅問題同美國協商、探索美歐“交易條件”的考量。

在安全領域，歐洲目前在軍工供應鏈、核保護等領域對美國仍有結構性依賴。美國批評歐洲“搭便車”，要求北約歐洲成員國提升國防開支，并威脅將削減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支持，歐盟“防務自主”呼聲因此逐漸升高。但由于歐洲軍事資源存在短板，以及各國在安全問題上“各自為政”，德國并不主張發展獨立于北約的歐盟防務，而是要求加強北約內“歐洲支柱”建設，也就是歐洲國家分擔更多聯盟防務成本，促使歐盟防務與北約形成“嵌入式互補”的關系。

為此，默茨試圖勸說美國支持歐盟“援烏抗俄”的立場，維持美國在歐洲駐軍，并與歐盟一道加強對俄施壓與制裁，還以提升德國國防開支、增強歐盟軍事能力、減輕美國的聯盟防務財政負擔為交換條件。目前，德國已允許為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約440億歐元）的國防支出開放舉債，同意未來將國防支出提升至3.5%、派駐聯邦國防軍裝甲旅在歐洲東部立陶宛永久駐兵，并投資發展國內軍事工業。

在經貿領域，美歐在經貿與投資領域高度互嵌。美方將關稅問題與聯盟安全相掛鉤，這無疑給歐盟帶來經濟與安全上的雙重壓力。若美歐互征25%的關稅，德國將是受沖擊最嚴重的歐盟國家，其GDP將在相關措施實施后的第一年下降超過0.6%，德國對美國出口將下降20%。這對于因俄烏沖突遭遇經濟停滯的德國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德國支柱產業之一的汽車行業也將面臨更加嚴重的沖擊。在短時間內止住德國經濟發展的頹勢，是德國積極發揮斡旋作用，力促使歐盟與美國在關稅豁免期內達成妥協方案的主要原因。

然而，自“特朗普2.0”時代開啟以來，跨大西洋盟友間信任的消弭已成趨勢。政治上，2025年慕安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直接批評“歐洲模式”，隨后美國繞過歐盟同俄羅斯開啟“越頂外交”，試圖推進沒有歐盟參與的俄烏“和平進程”；經貿上，歐洲盟友在美國“對等關稅”中未能幸免，德國經濟利益也因此受損。可以看出，本屆美國政府的“美國優先”和“交易主義”外交嚴重沖擊跨大西洋關系，德美領導人會晤難以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面。對美方而言，國際關系是一系列“零和博弈”的交易。無論其打交道的對象是競爭對手還是“盟友”，美國都要比對方獲取更多即時性物質收益。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超現實主義思維與歐洲基于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理念格格不入，美歐在經貿等問題上的博弈因此延續至今。德國內部對默茨此訪所能夠達到的效果也存在爭議。德國左翼黨主席施韋爾特納在評價默茨訪美時表示，默茨應更清醒地認識到，美方并不一定將歐洲視為合作伙伴，而更多是經濟上的競爭者，并呼吁德方在與美方交涉中保持堅定且自信的立場。

當前，歐盟各國期待德國在歐洲安全上承擔更多責任，在歐洲“戰略自主”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但由于歐洲目前客觀上依然對美國有諸多依賴，很多歐洲國家也期待德國能對穩定跨大西洋關系帶來積極影響。然而，德美關系難以完全決定歐美關系的走向，默茨政府領導下德國的歐洲戰略也有其自身考量。在關稅、安全等問題上，德國一國難以左右歐盟在這些議題上的決策，且對德國而言，“戰略自主”并非一定要脫離美國安全支持或獨立于北約發展，而是促進歐盟防務與北約資源互補。默茨政府雖已向美方釋放善意，但其在維系跨大西洋關系的同時，一并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和歐洲利益的目的能否實現，仍然需要時間檢驗。（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