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的李可染，恢復了對中國畫的研究與創作，其人物畫以獨特的藝術個性在畫壇引起郭沫若、徐悲鴻、齊白石等藝術大家的贊賞。他創作的《荷凈納涼》《洗桐圖》《執扇仕女圖》《午睏圖》等顯示出獨有的審美表達和筆墨處理。如老舍所驚嘆：“內心與靈魂都由他們的臉上鉆出來，可憐的或可笑的活在紙上，永遠活著！”其人物畫以迅捷飄逸的線條、簡約豪放的造型，巧妙融入西方漫畫的人物表現手法，為傳統水墨注入了鮮活的生命氣息，實現了傳統文人畫在現代語境下的創造性轉化。

20世紀50年代后，李可染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山水畫的革新之中，但人物畫創作并未沉寂，不同時期均有精品問世。1958年《觀畫圖》，1962年《賞荷圖》《鐘馗送妹圖》，以及1982年《苦吟圖》，1984年《笑和尚圖》（李可染藝術館館藏作品）等。

李可染 笑和尚圖 68×45cm 1984年

題識：笑和尚圖 大肚能容 容天下難容之事 開顏便笑 笑世上可笑之人 童年在寺院見有此聯語 一九八四年歲次甲子大暑可染寫于渤海之濱

鈐印：延壽 白發學童 李 可染

《笑和尚圖》此畫題跋道出童年寺院記憶：“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這彌勒化身早已褪盡宗教偶像光環，化為一位袒胸露腹、叉肚仰天、自在開懷的平民化僧人。畫風亦一洗早歲線條勾勒，代之以闊筆直抒，如被山風鼓蕩，在迅捷中透出豪放灑脫的氣韻，這種根植于中國民間、充滿韌性與樂觀的生命哲學，以最樸素又最強烈的視覺形式呈現于畫卷之上。作品通過簡約而夸張的意匠，塑造出幽默樂觀、和善大度的藝術形象，此笑面袒腹的和尚，何嘗不是李可染本人胸襟豁達、性情幽默詼諧的精神自畫像！

李可染的藝術血脈深植于家鄉徐州的沃土之中。13歲于快哉亭拜師錢食芝的啟蒙，以及30載家鄉生活的深刻記憶，都在他的藝術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晚年的他深情題寫“我愛徐州”“我愛家鄉徐州”，為戲馬臺揮毫“大風歌”，從古彭大廈到泉山植物園碑刻，從漢畫像石藝術館到云龍山摩崖石刻，其墨跡如不滅的文化印記遍布徐州街巷。徐州的風物人情，早已內化為他藝術創作中最樸厚溫暖的底色，使他筆下的牧童、漁夫、笑和尚等形象，皆帶有這片土地賦予的質樸生機與豁達性情，地域文化的“地方性知識”，正是其藝術呈現“中國氣派”的活水源泉。

李可染 對聯《書成焦葉文猶綠 吟到梅花句亦香》 137.8×24.6cm×2 1985年

題識：余平素不擅書寫楹聯 今因書此二佳句故偶亦為之 一九八五年歲次乙丑春三月 白發學童李可染書于師牛堂
鈐印：肖形印 白發學童 師牛堂 李 可染

書法一道，李可染自謙為“余事”，然沈鵬慧眼洞見：“從筆法與結構的最抽象原則來說，書法不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藝術十分重要的基礎工程了。” 1985年，李可染所書對聯《書成焦葉文猶綠，吟到梅花句亦香》，充分展現了他“人書俱老”的藝術境界。數十年的筆墨磨礪，金剛杵化繞指柔，筆力兼具千鈞壓頂、開山裂石般之雄強，又含煙云海濤之韻致；濃墨飽蘸，干濕對比強烈，營造出“干裂秋風、潤含春雨”之意境；結體方中寓圓，字勢開張，行筆如錐，深含篆隸古意。“白發學童”的藝術探索，早已超越技法層面，成為其心性、學養、意志力的外化呈現，更是人格力量的直接映照。其書法中渾厚的骨力與濃淡交輝的墨韻，正是他山水畫中“黑入太陰”的積墨法與“為祖國河山立傳”的宏偉氣象在另一維度的同源共振。

李可染晚年以“東方既白”寄寓對中國藝術未來的堅定信念。回望其藝術生涯，從早期人物畫的生機勃發，到山水畫的雄渾再造，再到晚年藝術風格的返璞歸真，其藝術演變軌跡清晰地勾勒出一條中國畫現代轉型的獨特路徑。他從未以西方寫實體系為圭臬進行簡單置換，而是選擇在傳統筆墨精魂深處開掘現代性——無論是人物畫減筆精神的創造性轉化，還是山水畫中積墨法的交響式拓展，抑或書法中金石氣質的現代表達，皆致力于讓古老的筆墨語言煥發出新時代、新情感的生命力。李可染的藝術實踐雄辯地證明，中國畫的現代性絕非與傳統斷裂，恰恰是在對傳統最精粹部分的創造性轉化與對腳下土地最深沉的凝視中得以重生。他揮毫寫就的“東方既白”，不僅是對民族文化復興的信念，更揭示了一條中國藝術走向現代性之路：根植于傳統精神內核，直面時代精神脈搏，終能成就一個具有深厚本土根基又面向未來的嶄新藝術境界。（作者為李可染藝術館館長）

來源：美術報